第一章

    “在遵义之东七十五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
研活动的一片繁忙的情景。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
桢教授，有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
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这就是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看到的湄潭，它坐落在偏僻的黔北地区。我们
知道遵义是红军长征转折点和中国革命的福地，而距离遵义百余里的湄潭则默默无
闻。其实，它完全可以继续默默无闻下去，宛若世外桃源。然而，战火不容。就这
样，湄潭走进中国历史舞台。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年九月，日寇铁蹄逼近，杭州告急，西子
湖畔已然摆不下一张课桌。为了躲避战火，保存“读书的种子”，浙江大学校长竺
可桢毅然决定：学校西迁。

    我在“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瞻仰竺可桢——哈佛大学归国博士、著名天文学
和地理学家——铜像。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竺可桢以“教育救国、科学兴邦”
为己任，以“蕲求真理、培育人才”为目标，亲自率领全校师生，走上西迁之路。

    于是，我似乎看到在川流不息的逃难人流里，行走着一支身着学生制服的队伍，
他们略显文弱，肩挑手提沉重行囊，行囊中不是什么金银细软，而是各式各样的教
学器材。他们没有任何武器，是一支真正的手无寸铁的“文军”，一路踏上被后世
称为“文军西征”的艰难行程。

    当时的竺可桢校长，并不知晓最终将落脚一个名叫湄潭的地方，就好比当时的
毛泽东并不清楚最终会落脚一个名叫延安的地方。冥冥之中，远在黔北山区的湄潭
人民正在等待这支文弱却坚毅的“文军”的到来，尽管他们要等到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七年九月，浙大一年级新生迁至浙江西天目山禅源寺上课。这里地处浙
皖交界，古树参天，风光幽静。谁都认为，禅源寺乃世外净土，如来佛祖无疑会保
佑着浙大师生。然而那支来自东瀛的虎狼之师，已经彻底沦为磨牙吮血的杀人机器。

    形势愈发吃紧，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浙江大学全部师生，乘车，步行，换船，
离开西天目山禅源寺，迁校浙江建德。这是浙江大学的第一次迁徙。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杭州沦陷。浙大师生只好离开建德，再次踏上西
迁之途，一路跋涉，经金华、常山、玉山、樟树，前往江西吉安、泰和。一路奔波
缺医少药，竺可桢校长的夫人张侠魂和次子竺衡身患痢疾，不治身亡，安葬在泰和
的松山。

    竺可桢承受着殒妻丧子之痛，率领全体师生一路躲避战火。这位一派儒雅的大
学者，有着坚若青铜的意志和品质。

    杀人如麻的日寇沿长江南犯西进，占领九江，直逼南昌。一九三八年八月，浙
大师生只得踏上第三次西迁之旅，他们携带着图书和教学仪器，或乘车或乘船甚至
步行，组成“呐喊步行团”，沿途风餐露宿宣传抗日救亡，历经月余行程一千余里，
先后到达广西宜山。次年春天，被浙大师生视为“命根子”的重达两百多吨的两千
多箱图书和教学器材终于运抵宜山。

    三次西迁，“读书的种子”们，避开战火，恢复上课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一个浙大学生就是一颗种子，一颗颗种子就要发芽生根，成长为一株株参天大树，
日后成为国家栋梁。这三次西迁，竺可桢校长身先士卒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浙大师
生。正是在气候湿热、生活艰苦的宜山，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成为浙江大学
的校训，浙大学子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发奋学习，催人奋进的《浙江大学校歌》也唱
遍浙大校园内外。

    一九三九年，日军在广西北海强行登陆，防城、钦州相继失守，南宁随之陷落。
战火临近，在宜山的浙大师生即将失去立足之地。竺可桢校长几次前往贵州境内遵
义附近考察，精心选择校址。一九四〇年初，全校千名师生踏上漫漫西行之路，朝
着中国工农革命圣地遵义方向进发。流离失所的浙大师生，终于与湄潭这个山清水
秀的小县城结缘。

    勤劳朴实的湄潭人民敞开胸怀，欢迎远道而来的浙大师生。他们让出文庙、民
教馆、救济院，腾出财神庙、双修寺、禹王宫、梵天宫、家族宗祠，以及二百五十
间房舍——包括永兴镇的欧阳曙宅和李氏古宅。湄潭县政府还专门划出二百余亩土
地，供给浙江大学建立农场。

    同舟共济，鱼水情深，湄潭人民视浙大师生为亲人。他们送鸡送鸭，送茶送菜，
甚至冒险送来即将被军队征用的大米……在物质并不宽裕的战时，湄潭人民节衣缩
食，无私关爱着浙大师生。如今中国流行的口号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而当年
的湄潭人民，早已无私践行了这句当代名言。

    湄潭好比深厚的土地，浙大师生好比久枯不死的种子，一颗颗“读书的种子”，
在这里扎根生长起来。

    在湄潭办学的七年里，正值如火如荼的抗战年代，浙江大学却取得了很大发展
：由抗战前的三个学院十六个系，发展为六个学院二十五个系，另有四个研究所、
五个学部、一所分校、一所附中、两个农场，学生也从战前的六百一十三人增至两
千一百七十一人，正、副教授从六十二名增至二百一十二名，培养了本科生和硕士
生两千余名。

    浙江大学的成长，离不开湄潭这片古朴土地的深厚滋养。我觉得，以鱼和水、
种子和田地、天空与飞鸟来比喻，都难以描绘浙大与湄潭的关系。应当说，浙江大
学由于黔北湄潭而得以生存，黔北湄潭由于浙江大学而得以嬗变。浙大与湄潭，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犹如高山流水，两者已然成为不分彼此的整体。

    就这样，浙江大学在湄潭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了。

    浙江大学史地系师生，踏勘湄潭的山山水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锰矿，为抗战
时期的后方重庆提供了大量冶金原料，从而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国家科技二等奖。
师生们坚持田野调查，编纂成《遵义新志》，这册极具学术价值的志书，至今对遵
义及湄潭地区的经济建设起着很大作用。

    浙江大学农学院师生，来自盛产龙井茶的西子湖畔。湄潭地处偏僻，也是产茶
之乡。浙大师生发挥专业优长，开展茶树栽培、茶叶品种、茶树病虫害调查研究，
进行茶叶加工制作、茶叶生化成分测定、茶园土壤矿质元素分析，写出茶产调查报
告，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

    教学结合实践，浙大师生还将种植龙井茶的技术与湄潭的种植技术进行比较，
去粗取精、趋利避害地对当地茶叶进行改良，提升了湄潭茶叶的品质。

    湄潭幽静秀美，远离战火，这在战时是个教学科研的好地方。浙大拥有多位著
名教授：胡刚复、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卢鹤绂、束北星、张其昀、
费巩、钱穆……还涌现出多位科学家：李政道、谷超豪、谢觉民、张镜湖、施雅风、
谢学锦……他们取得的科技成果，几乎都是在湄潭昏暗的桐油灯下完成的，因此，
浙江大学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的剑桥”。

    这是浙江大学的光荣，也是湄潭人民的光荣。浙江大学播撒着科技文化的种子，
湄潭则成为浙大师生的第二故乡。西湖水与湄江水，荡起共同的涟漪。

    “骊歌一曲别情长，藕丝香，燕飞忙。回首春风，桃李又成行……留得他年寻
旧梦，随百鸟，到湄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许多浙江大学老校友为表达对第
二故乡的感恩之心，纷纷回访湄潭，两百多位校友在当年浙大农学院旧址栽植下七
十棵友谊树组成“求是林”，以此发扬光大竺可桢校长制定的校训。

    浙大师生回访湄潭不止于怀旧，他们还以实际行动回馈第二故乡：在今日湄潭，
建有浙大附中，举凡考入浙江大学的湄潭籍学子，均可免费就学。

    在今日湄潭，浙江大学为这里引进生态稻田青田鱼养殖项目，已经发展到数万
亩，使养殖户每亩（水面）增收两千余元。

    在今日湄潭，浙江大学建立公共管理社会实践基地，开展研究生支教实习活动。

    在今日湄潭，浙江大学建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基地”。

    在今日湄潭，有好米，有好茶，有好酒，有好烟。这正是浙江大学的“求是”
精神结出的硕果。

    在今日湄潭，一望无际的万亩茶海，正是当年浙大师生播种的“锦绣文章”。

    ……

    国难当头时，湄潭成为浙江大学的避难地；改革开放后，浙江大学不忘第二故
乡。种子与土地的相互关系，乃是大自然的现象，湄潭与浙大，则有着超越时间和
空间的永存亲情。一支“文军”的长征，一所“东方剑桥”的出现，一宗“求是”
理念的传承，都将诠释种子与土地的不解之缘：只要种子是鲜活的，土地就会有生
命。浙大与湄潭，都将继续证明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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