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五月二十日,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在东京的日程结束后,我们随巴老乘新 干线“浪漫”号去箱根,住在小涌园饭店。 箱根,古称函岭,是日本著名的风景区和疗养胜地。这里安静,凉爽,空气清 新。打开窗子,满目青山,层峦叠翠,使人心旷神怡。巴老很喜欢箱根的秀丽幽静, 访日时,多次来这里小住。 我们下榻的小涌园,迤逦在山谷中,是座日本式温泉饭店。店主热情友好,门 口挂着“热烈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横幅,年轻店员手捧鲜花,挥舞着中国国旗, 列队欢迎。夜幕降临时,在年轻店员的帮助下,全体换上和服,宾主一起,由摄影 师照“全家福”。 巴老穿一件黑色和服,白发如银,面色红润,神色安详,显得比平时胖一些。 巴老年轻时不喜欢照相,在照相机前紧张,不知道手脚放在哪里。但这张照片确实 很神气,巴老自己似乎也很满意,对小林说:“把这张照片给冰心寄去,免得她惦 念。” 巴老与冰心,是莫逆之交。巴老年轻时,就读过冰心的《繁星集》,深为那富 有哲理、智慧的诗句吸引。一九三三年,巴金在北京小住,曾与章靳以为办《文学 季刊》拜访过冰心。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从此开始了世纪之交。冰心说巴金: “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 家。”“他的可贵……就是为人的真诚。” “我爱他就像爱我的亲弟弟一样。” 巴金对冰心十分尊重,说她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自己年轻时就从 她的作品中汲取过思想和感情的营养,说“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更清醒,更敏锐, 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 又那么坚强……更难得的是她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去日本前,我忙于准备工作,累一些,到上海后又有点着凉,结果一走出国门 就开始咳嗽。尤其是晚上,咳声不断,根本睡不着。 早晨到巴老的房间去,巴老问:“你的脸色不好,是不是不舒服?”我说不要 紧,就是有点咳嗽。巴老叫小林给我找点止咳药,小林给我拿了一盒参贝陈皮。 第二天,巴老问我还咳不咳,我说还咳。巴老问吃的是什么药,我说是参贝陈 皮。巴老说:“那不行,治标不治本。你气管有炎症,要用点消炎药,不然好不了。” 巴老又叫小林给我找药,小林找出一瓶,交给我。这种药,我没见过,上面全是外 文,可能是抗生素之类。巴老说:“你还年轻,要爱惜身体,烟抽得太凶,最好戒 掉。不然年纪一大,气管就不好治了。我过去也吸烟,后来戒了。我看你也戒了吧。” 记得一九八○年访日回国时,我请巴老签名,巴老用毛笔在我的小本子上写: “感谢你的帮助。但我向你提出个要求,少吸烟。” 巴老给我的药很管用,吃了两天就不咳了,但随之嘴边又开始烟雾缭绕。小林 说:“看,给他药治好了,又抽起来了。”巴老为我解围说:“慢慢来,慢慢来, 不要着急。”但又有点失望地说:“看来,没有多大希望。” 我这个人,没有毅力,至今还没有戒烟,但巴老对我的关心却时刻记在心上。 巴老是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东京大会的特别荣誉客人,由东道主负担国际往返 旅费及在日期间的食宿交通费。其他各国与会作家,一切均自理。日本物价昂贵, 堪称世界第一,各国作家食宿交通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和上海作协的老徐,是巴老的随行人员,也跟着沾光,住的房间虽无客厅, 但面积也要比一般的标准间大一倍,而且不收房费。 大会发给巴老和小林的餐券,面额很高,两个人一天的伙食费为二点五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两千元,即使在物价居日本之首的东京,也相当于一般市民半个月的伙 食费。巴老和小林邀我和老徐一起吃饭,这样既可以为代表团节省外汇开支,少浪 费,又可以聊天,免得寂寞。 我们一般都吃中餐。菜很多,水平也很高,手艺不亚于国内名厨。我那几天上 火,咳嗽,食欲不佳,面对山珍海味,兴味索然。巴老看两个人的饭四个人还吃不 完,有些惋惜,每次都叫我多吃些。他说:“我年轻时,剩下的饭菜,都由我吃掉, 不然浪费了太可惜。这里面你最年轻,应该多吃些。”但这样还是剩,以后就干脆 点几个清淡的菜,可以吃光,虽然用的钱比餐券面额少得多,让饭店老板占了便宜, 但总比浪费好。 巴老住在我们隔壁,是个带客厅的套间,房子大,灯也多。每有活动外出时, 我们提前十分钟到巴老房间,这时巴老早已准备好了,领带打得板板正正,手杖放 在身边,坐在沙发上或斜躺在床上等我们。离开房间时,他总要把所有的灯都关掉。 有一次已经走到门口,他又慢慢走回去,我以为他忘了什么东西,原来是去关客厅 里的灯。 记得巴老说过:“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 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战斗。” 我随巴老先后两次到日本访问,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我发现巴老的生活很简 单,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吃的东西。以前抽过烟,后来戒了。能喝 几口酒,但一杯啤酒足矣。他完全靠稿费生活,却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捐款十五 万元人民币,而且宣布以后所有旧作重版的稿费也捐给文学馆。这位朴实的老人, 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话: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我手边有巴老的三封信。 第一封是写在《文艺月报》十六开的信纸上,用的是收获杂志社的信封。《文 艺月报》是上海文联一九五三年一月创办的,一九五八年改为《上海文学》。当时 巴老给我写信用的这种信纸,肯定是一九五八年之前印的,在巴老家里至少存放了 二十多年,已经发黄发脆。 喜儒同志:信收到。访日文章,发表了两篇,寄给您看看。可能还有一篇《长 崎的梦》。小林没写什么。您的文章没有拜读。我这里没有《湖北文艺》,可否请 您寄一份来看看。祝好。巴金·二十六日 巴老没写年月,但从邮戳上看,可能是一九八○年十月。那时,中国作协刚恢 复工作不久,但已经开始与日本文学界交流,一九七九年,组派以周扬为团长,苏 灵扬、欧阳山、姚雪垠、冯牧、梁斌、杨沫、柯岩、林绍纲、周斌(翻译)为成员 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一九八○年,组派以巴金为团长,冰心、林林为副团长, 艾芜、草明、公木、杜鹏程、敖德斯尔、邓友梅、吴青、李小林、陈喜儒(翻译) 为成员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访问。 第二封信,用的是《上海文学》编辑部的中号信封,“收获社”三百字稿纸, 绿色竖格,很薄,质地很差,看样子有年头了,贴二角一分邮票,注明挂刷。 喜儒同志:译文拜读,可以发表。至于在哪里发表,还是请您考虑,我无意见。 匆复。祝好!巴金·十二月十五日 这封信也没写年份,但从邮戳上看,也是一九八○年。那年四月,巴老率中国 作家代表团访日时,与日本著名剧作家木下顺二先生的对谈,发表在日本《图书》 杂志上。我译岀后,将译稿呈巴老校阅,并问巴老希望在什么杂志上发表。巴老校 阅后将译稿寄回,并写了这封信。 第三封信,是用航空信封寄来的,写在大半张绿色原稿纸的背面。 喜儒同志:你的信都读过,只是我写字困难,未写回信,请谅。《日本文学》 八四年第四期我并未收到,因此与木下对谈的译文尚未看见,是否可以找两份寄给 我?谢谢。祝好!问候大家。巴金·十七日 这封信也没写年月,但看邮戳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在这封信中,巴老不再称我 “您”,而用“你”,我很高兴,说明在巴老眼中,我变成了真正的“小陈”。 从这三封信看,巴老写信很不“讲究”,手边有什么信纸信封,不管多陈多旧, 抓起来就用。巴老可能节俭惯了,身边的“陈谷子烂芝麻”不少,只要能用,都舍 不得丢。给我的这三封信,用了三种不同的信封和信纸。前两封信,虽然信纸泛黄 发脆,但毕竟是整张,而第三封信,是原稿纸的大半张。仔细看,这是一张四百字 竖写稿纸,绿格,但比前两封信的纸要好,不知是写错了,还是别有用途,反正裁 去了一块,还剩下大半张。巴老可能看这稿纸质地优良,扔了可惜,所以用它给我 写了封信,派上了用场。 春天,上海作家协会的徐钤,受巴老委托,给我来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二月八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老徐在电话中说,巴老有两件事, 请你抽空帮助办一下。一是听说冰心老人病了,住在医院里,巴老不知病情如何, 很担心着急,请你代巴老去探望一下,之后将情况告诉巴老。二是到阜外大街北四 巷找一个名为小安的人,小安的父亲汤逊安病逝,巴老已发了唁电,你去看一看, 代巴老送个花圈,并特意嘱咐,花圈钱由巴老出。 我马上给冰心老人家里打电话,询问病情,吴青爱人陈恕告诉我说,住在北京 医院,已经退烧,病情稳定,看样子不要紧,医院今天不能探视,明天可以。这样 我心里有了底,明天去看看再给巴老回话。 放下电话,我骑着自行车直奔阜外大街,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汤家。客厅里 设着灵堂,挂着汤先生的遗像,两侧摆着花篮。 我自报家门说明了来意,汤先生的夫人极为感动。她说:“汤先生生前,极敬 重巴金,有一次有事去见楚图南老,不知怎么提到了巴金,结果把要讲的事全给忘 了,从头到尾谈的是巴金的书。他很喜欢巴老的《随想录》,买了几本,但没有买 全,出差到武汉时,还叫女儿到书店去搜寻。他敬重巴金的坦率、真诚、严以律己、 说老实话的精神。” 汤逊安先生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同志,一直从事经济工作,是世界语学者, 平素与文学界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见过巴老,但他是巴老的热心读者。病故后, 他的子女给巴老写了封信,转达了他们对巴老的敬意。巴老收到信后,发来了唁电, 后又来电话,叫我去看一看,代他送个花圈,表达他对这位没见过面的读者的哀思。 第二个电话是两个月后,即四月八日上午打来的。老徐在电话中说:“巴老叫 你马上替他给葛洛同志打个电话,问问给他写的信收到没有。” 我问老徐,什么事这么急?老徐说:“中国作协创联部正在评选优秀编辑,准 备授予巴老名誉优秀编辑的称号。巴老说,这许多年来,我只是个挂名编辑,没干 什么,事情都是别人干的,授予我这个称号名不副实,所以坚决不能接受,否则心 里不安。这一称号,应该授予那些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同志,表彰他们为文学事业 发展作出的贡献。他已经给主持评选工作的葛洛同志写了信,讲了自己的看法,但 怕葛洛同志没有收到,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心里着急,所以叫你马上给葛洛同志打 个电话,问问收到信没有。再到创作联络部去说一声。” 我给葛洛同志打电话,知道他还没有收到巴老的信,于是转达了巴老的意思, 又到具体承办评选工作的创作联络部办公室,当时只有刚来不久的大学生程绍武在, 我讲了巴老的想法,这个热情坦诚的青年说:“巴老真高尚。一些人想方设法,拼 命争夺这个称号,而巴老给都不要,实在没法比。” 一九九○年,钱捐了没有 九月,日本授予巴金福冈亚洲文化奖创立特别奖。同时获奖的还有日本著名电 影导演黑泽明,英国中国科学史权威李约瑟博士,泰国著名作家、前总理克立·巴 莫,日本东南亚政治文化学者矢野畅博士,均为世界一流的学者、作家、艺术家。 评选委员会为巴金授奖的理由是:“代表作《家》《寒夜》等作品,充满了深 厚的对人类的爱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授奖证书上写着:“您 长期的文学活动,为亚洲的智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授奖仪式之前,福冈亚洲文化奖评选委员会派遣四人小组专程到上海,邀请 巴老出席授奖仪式。巴老说我身体不好,行动不便,虽然也很想念老朋友,但恐怕 力不从心了。 巴老最后决定,由他的儿子李小棠代他去领奖。小棠没去过日本,巴老叫我以 他外事秘书的名义与小棠一起去,还对我说:“这次你是团长,由你做主。” 授奖仪式在福冈桑巴来斯礼堂举行,一千人出席,不仅有日本文化界、政界、 经济界的名流显贵,当地的官员、精英、贤达,还有世界各国驻日本的外交官,场 面盛大隆重庄严。 小棠代巴老接受奖章,宣读题为《我与日本》的讲稿。巴老说:“……我对亚 洲文化的发展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得此殊荣,我认为这是福冈市和福冈市人民,对 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尊重,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表示,所以我以愉快 的心情接受这一荣誉。” 巴老还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作家。六十年前,我写第一篇小说时,没 想到自己会成为作家。”他回顾了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六次 访日与日本作家结下的深厚友谊,最后说:“我今年八十六岁,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我愿把余生献给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即使我的生命化成了灰烬,我那颗火热 的心也会在朋友们中间燃烧。” 福冈亚洲文化奖委员会,为受奖者颁发了奖章、证书和奖金五百万日元(约合 人民币四十万元),还有一件博多泥人纪念品。但奖金不是现钞,而是一张支票。 福冈的授奖仪式结束后,回到上海的当天,我就向巴老详细汇报了大会的情况。 巴老听完后说:“你辛苦了,谢谢你。”接着又问:“钱捐了没有?”我一愣,一 时不知怎么回事。我不记得临行前,巴老吩咐过捐钱的事。我说:“巴老,这只是 支票,过些日子,钱到了上海,必须由您签名才能取出现金,现在没法捐。”巴老 不再说捐钱的事,送我《巴金全集》一到十二卷,高高的一大摞。 俗话说,知子莫如父,但反过来讲知父莫如子也似乎有道理。在日本访问时, 小棠就跟我说过:“这笔钱,我爸肯定要捐献的。”我问捐给哪儿。小棠说:“我 不知道,但一分钱也不会留。” 我回到北京不久就听说,这五百万日元,巴老捐给现代文学馆三百万,上海文 学基金会两百万,自己分文没留。但我没看见有关报道,估计是巴老不许声张,悄 悄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