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二○○九年,我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写作专业时,我的学长、青年作家甫 跃辉已经从这个新兴的创作专业毕业了。许多古老的问题萦绕着他,关于中文系究 竟能不能培养作家,或是就写作本身是否可教。我们也是带着这些疑惑进入写作课 堂,摸着石头过河,直至毕业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简而言之,如果说这个专业 教会了我什么,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使我懂得了要在故事与认识之间建立起关 系。那之前,我写的故事是故事,对社会的认识是认识,两者是孤立的,互相不产 生作用。这种影响,在我到了台湾参加了其他文学写作营之后,感受尤为强烈。 事实上,写作课堂的缘起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早在一九三六年,美国爱荷华大 学就创立了第一个有学位的创意写作专业。到二○○四年,美国已拥有超过三百五 十个创意写作点,为许多有作家梦的年轻人准备了摇篮。创意写作,既是一个造梦 产业,同时也是一种基础的文学教育。担任创意写作课的老师,大都具有创作经历 或写作专业的高级学位。在许多人看来,通过培训成为一流作家的可能性虽然存疑, 但美国的创意写作教育,却实实在在培养了一批能够达到一般发表水准的创作者。 与此同时,也养活了一批职业作家。这样的运作模式,似乎正逐渐走入中国的大学。 马可·麦克戈尔的《培训的时代:战后小说及创意写作的兴起》是迄今为止有 关创意写作培训最全面的讨论。他以迅速发展的高等教育和MFA 创意写作为基础, 对战后美国文学重新做出了解释,讨论教学与写作日益紧密的关系。麦克戈尔将当 代美国文学的源流分为,类似威廉·福克纳的“实验性高等现代派”和亨利·詹姆 斯、海明威这样的“职业工匠”两大类别。在此基础之上,美国文学日益学院化, 围绕着创意写作发展,又逐渐形成三大类:技巧现代派,比如托马斯·品钦;高级 文化多元主义,关心种族问题的一类作家,比如桑德拉·希斯内罗丝;和低一层次 现代派,比如雷蒙德·卡佛、乔伊斯·卡罗尔·奥茨。高等教育的普及,让作家从 左岸咖啡馆移到了教室,这个产生作者的标准化实验室,也使从贫穷、酗酒、绝望 的波西米亚生活中所产生的纯文学一步步走向模式化的创作。 在创意写作专业设立以前,中国各地都曾以作协、文联、大学委培等形式开设 过“作家班”。这个培训雏形,颇类似于MFA 学科缘起的初衷。王安忆曾在《小镇 上的作家》一文中回忆一九八○年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在那里,吴组缃为 他们讲授《红楼梦》,只是更偏重从作家的角度来解析文本,即曹雪芹并不是先具 有了明确的“反封建”观念再描摹现实,但他表现出来的现实却是具有“反封建” 质地的。作家为自己的意图找到了叙事的容器,他的故事能建构他的认识。这种讲 授角度,在复旦大学MFA 的课程设计中也有所体现,如陈思和教授为MFA 学员讲授 现代小说,让同学们选择以《雷雨》或《狂人日记》中的某位次要人物为核心重写 这个故事。学员们不得不按照时间推算,周萍回到周家大约是什么年份,与“五四” 发生是否有影响,他与蘩漪的年龄差距;或侍萍离开周家是什么时代,宣统年间压 根就不存在一夫一妻制,她已经为周家生下男孩,为何会被赶走;或蘩漪嫁给周朴 园时,周是什么处境——他已经失去两任妻子,内心千疮百孔,蘩漪作为一个少女, 她最初的婚姻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这种推理的过程,因涉及历史的细部,涉及作者 对于人物处境的时代认知与细节设计,对处理素材的写作训练十分有帮助。因而陈 老师的现代文学课,也并非纯粹出于文学史的角度来照搬讲义。 此外,梁永安副教授在回忆复旦大学与写作学科关系的文章《从作家班到MFA 》中指出:“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这三届作家班大概一百二十来人,走出 校门之后命运各异,但大部分至今坚持在文学写作的位置上。只从这一点说,就是 这个时代的亮色。他们的出身绝大部分都是草根,唯一的财富是对文学的理想化激 情。这激情让他们不安分,不成熟,不懂世情,一根筋地‘搞文学’。有的人虽然 没有写出名重一时的作品,但这种激情在他们的生命中左突右闯,形成物质时代的 精神传奇。”可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作家班”是一种文学专业的补充教育, 还兼有文学杂志集中组稿的功能,为写作者提供发表机会和社交机会。而直至中国 作家陆续加入“爱荷华写作坊”阵营,写作在“故事”以外的“有效氛围”才逐渐 呈现出技巧培训之外更为显著的时代意义。来自不同阶级、不同世界阵营的作家能 够坐在一张桌上讨论文学,讨论时代,显然比讨论经典小说如何创生更具有使作家 成长的有效性。但这种机会十分难得,如王安忆回忆:“我第一次到爱荷华来好兴 奋,美国真富裕。但就是这种匮乏训练了我们一种精神的能力……陈映真先生讨论 到我们大陆思想太意识形态化。然后他就说:”你以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有 自由了吗?事实上所有你的行为都是在一种强的暗示下:广告、媒体、流行。‘他 当时说这话我觉得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跟我的是很 不一样的。但是经过这十多年,我再看到陈映真的时候我对他说:“你以前说过的 话一一在兑现。’”聂华苓则从另一个角度回忆这段往事:“那年陈映真在我们多 次努力以后,来到爱荷华,也是他第一次从台湾出境。因为‘左倾’思想而坐牢八 年,一出狱就蒙着被子听他祖国的消息,听到国际歌热泪满面的陈映真,居然在爱 荷华碰到来自他祖国的茹志鹃、吴祖光、王安忆,还有个香港的左派潘耀明!他真 个是如鱼得水……”(《三生三世聂华苓》) 学院里的学生同时投入于某一领域的细部的研究方向,其研究的东西和他们的 出身差异可能全无关系。虽然学术研究同样依靠一定程度的感受力,但写作专业显 然对此要求更高。这种感受差异,包括来自地域、身份、背景的碰撞,对写作爱好 者来说,都是有益的。可以说,学院教学能够提供广大的视野,会为学员在创作之 外对于时代、社会的认识提供启迪,为他们检视自己一直想说的那个故事的时代意 义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