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二○一二年，钟怡雯的一篇《神话不再》见刊于台湾《联合报》副刊，掀开了
文学奖评审的底牌。事由是钟二○一○年担任“时报文学奖”散文评审，“不吐不
快”爆料决审过程：其中两篇题材特殊的自传体散文有“虚构”之疑。四位评审各
执一词，于是主办单位决定单刀直入，当下去电询问两位作者所写是否“属实”。
写原住民题材的作者老实承认，纯属虚构。他理所当然落选了。另一位写自身艾滋
病“痊愈史”的作者大言不惭，此乃自身经历。于是他得奖了。这篇散文流浪过几
个文学奖，等待的不外乎这一刻，奖金是二十万新台币。那年是报社庆祝创刊六十
年，奖金特别高。

    有幸的是，那一次时报文学奖，我是第二名。或者说，是屈居那位因虚构艾滋
病被同情的经历而获奖的作品之下，成了莫名其妙的“受害者”，更因另一位坦承
自己虚构经历的原住民题材写作者被除名，保住了我名列前三的位置。

    二○一三年，台湾暨南大学教授黄锦树再掀论战，于时报副刊发表《文心凋零
》炮轰虚构身世猎取奖金的散文作者。同年我的两篇小说分别获得时报文学奖和联
合报文学奖，终于彻底告别这一争议战场。黄锦树恰是我的决审评委之一。

    这两件事在台湾文学圈轰动不小，对我个人的冲击也很大。因为那之前，我甚
至从未考虑过评审文化对于文学写作的影响。台湾文学界也遮遮掩掩，从未直视过
文学奖走过快四十年后面临的严峻考验。

    那之后我略作了一些思考，觉得挺有意思。其实评审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读
者文化。它甚至不比普通读者水准更高，它只是一种检阅。且对于台湾人来说，这
些评审很有可能是落选作品唯一的读者。这就使得写作者与评审之间建立了一种神
秘的心理关系。它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的放矢的。它当然包囿着偶然性，但历经
数十年的检验得出必然经验也不是意外。它令比赛经验自呈为一种策略，譬如过度
诠释曾经台湾评审最钟爱的题材：弱势、外劳、艾滋病、同性恋……

    试图与读者建立心理关系，类型小说更具经验。即在一定的叙事框架内，与读
者达成某种信任的契约，以固定的秩序或使命完成文学重复。“侦探”、“武侠”
均是这种预置下的文学布置。职业读者，往往更具有这种契约的思维习惯与定势。
但他们为写作者提供的建议，出于对陈词滥调的反复检阅，偶尔会显示出独具匠心
的建议，譬如“你最好不要这么写，因为写的人真的太多了”。

    揣摩评审心理，并非文学奖的专利。艺术电影同样如此，许多竞赛片制作之初
就是奔着奖项去的。好莱坞更是职业化揣摩观众心理的团队，他们知道要在第几分
钟出现高潮，第几分钟插入植入性广告……这背后依据的是金钱与消费。创作至此
已经不是纯粹散漫的、自由的，而纳入了秩序的强制。

    这些年的经历使我渐渐体会到，创意写作之中“创意”的来源是宽泛的。它能
映照出写作的独立，但有时“创意”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写作更为丰富的层面在于，
“作家写作过程中发生的事或者与作品无关，或者会在作品中有所反映。而反映出
来的东西又自然成了叙述话语或所述故事的构成成分”（《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
经典》），这件事本身已经超越“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所能创造的快乐。随着年龄
与阅历的增长，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逐渐丰满。而随着阅读和模仿不断训练，对故
事素材的裁剪和重组也渐渐显露出风格。那么，在故事与认识之间的桥梁之下，叙
事时间与空间的文学布置日益产生创造更大的乐趣。偶尔考虑一下读者的期待，并
实现它们，也未必是浅薄、烂俗的尝试。这些，便是我这些年体会到的稚嫩经验。

    最后我想用《项狄传》中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些粗浅的思考：

    在我讨论了我与读者之间的奇特事态之前，我是不会写完那句话的……我这个
月比过去的十二个月又长了一岁，而且，如您所见，已经差不多写完第四卷的一半
了，但刚刚写完我出生后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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