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二○一二年,钟怡雯的一篇《神话不再》见刊于台湾《联合报》副刊,掀开了 文学奖评审的底牌。事由是钟二○一○年担任“时报文学奖”散文评审,“不吐不 快”爆料决审过程:其中两篇题材特殊的自传体散文有“虚构”之疑。四位评审各 执一词,于是主办单位决定单刀直入,当下去电询问两位作者所写是否“属实”。 写原住民题材的作者老实承认,纯属虚构。他理所当然落选了。另一位写自身艾滋 病“痊愈史”的作者大言不惭,此乃自身经历。于是他得奖了。这篇散文流浪过几 个文学奖,等待的不外乎这一刻,奖金是二十万新台币。那年是报社庆祝创刊六十 年,奖金特别高。 有幸的是,那一次时报文学奖,我是第二名。或者说,是屈居那位因虚构艾滋 病被同情的经历而获奖的作品之下,成了莫名其妙的“受害者”,更因另一位坦承 自己虚构经历的原住民题材写作者被除名,保住了我名列前三的位置。 二○一三年,台湾暨南大学教授黄锦树再掀论战,于时报副刊发表《文心凋零 》炮轰虚构身世猎取奖金的散文作者。同年我的两篇小说分别获得时报文学奖和联 合报文学奖,终于彻底告别这一争议战场。黄锦树恰是我的决审评委之一。 这两件事在台湾文学圈轰动不小,对我个人的冲击也很大。因为那之前,我甚 至从未考虑过评审文化对于文学写作的影响。台湾文学界也遮遮掩掩,从未直视过 文学奖走过快四十年后面临的严峻考验。 那之后我略作了一些思考,觉得挺有意思。其实评审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读 者文化。它甚至不比普通读者水准更高,它只是一种检阅。且对于台湾人来说,这 些评审很有可能是落选作品唯一的读者。这就使得写作者与评审之间建立了一种神 秘的心理关系。它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的放矢的。它当然包囿着偶然性,但历经 数十年的检验得出必然经验也不是意外。它令比赛经验自呈为一种策略,譬如过度 诠释曾经台湾评审最钟爱的题材:弱势、外劳、艾滋病、同性恋…… 试图与读者建立心理关系,类型小说更具经验。即在一定的叙事框架内,与读 者达成某种信任的契约,以固定的秩序或使命完成文学重复。“侦探”、“武侠” 均是这种预置下的文学布置。职业读者,往往更具有这种契约的思维习惯与定势。 但他们为写作者提供的建议,出于对陈词滥调的反复检阅,偶尔会显示出独具匠心 的建议,譬如“你最好不要这么写,因为写的人真的太多了”。 揣摩评审心理,并非文学奖的专利。艺术电影同样如此,许多竞赛片制作之初 就是奔着奖项去的。好莱坞更是职业化揣摩观众心理的团队,他们知道要在第几分 钟出现高潮,第几分钟插入植入性广告……这背后依据的是金钱与消费。创作至此 已经不是纯粹散漫的、自由的,而纳入了秩序的强制。 这些年的经历使我渐渐体会到,创意写作之中“创意”的来源是宽泛的。它能 映照出写作的独立,但有时“创意”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写作更为丰富的层面在于, “作家写作过程中发生的事或者与作品无关,或者会在作品中有所反映。而反映出 来的东西又自然成了叙述话语或所述故事的构成成分”(《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 经典》),这件事本身已经超越“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所能创造的快乐。随着年龄 与阅历的增长,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逐渐丰满。而随着阅读和模仿不断训练,对故 事素材的裁剪和重组也渐渐显露出风格。那么,在故事与认识之间的桥梁之下,叙 事时间与空间的文学布置日益产生创造更大的乐趣。偶尔考虑一下读者的期待,并 实现它们,也未必是浅薄、烂俗的尝试。这些,便是我这些年体会到的稚嫩经验。 最后我想用《项狄传》中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些粗浅的思考: 在我讨论了我与读者之间的奇特事态之前,我是不会写完那句话的……我这个 月比过去的十二个月又长了一岁,而且,如您所见,已经差不多写完第四卷的一半 了,但刚刚写完我出生后的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