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没承想，母亲来了之后，便回不去了。因为淮海战役已全面爆发。东陇海铁路
成为国共双方争斗的焦点。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国民党王牌军邱
清泉部从徐州前去解围，被堵截得寸步难行。如此险恶的路程，我母亲如何越过。
在无可奈何之下，母亲只好住在那间已经走空了的学生宿舍，由我在学生食堂多买
一点食品充饥。那时的艰苦自不待言。这时，学校已经完全停课，只有很少无法回
家的学生留在学校。周围炮火连天，我们白天都不敢走出房门，害怕为流弹所伤；
夜晚更加恐怖，因为双方的战斗都更加激烈了，就像炮弹在我们周围爆炸一样。这
时，我又像孩童时代那样，伏在母亲的怀里。而母亲便用衣襟护着我的脑袋，轻声
告诉我：有娘和你在一起，别怕！听了母亲的话，我真的镇定了许多，感到安全很
多。

    在枪炮子弹的爆炸声中，我们母子胆战心惊地熬过了半个多月。黄伯韬兵团被
歼灭之后，陇海铁路东段的战斗初步停息了。母亲决定从徐州回家。可是，这时铁
路已经中断，步行近二百华里的路程，是很不安全的，我实在放心不下。但是，任
我怎么劝留她也不听。母亲的理由是：家，总得有人守护。破家值万贯，今后还是
我们栖息之地，不能撂下不管。母亲的理由也是充分的。我只好劝告母亲：路上要
格外小心。

    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却胆识过人，敢说敢做。决定回家之后，便亲自到
我们的班主任家，恳切地把我托付给班主任老师，请他对我多加照顾。次日一大早，
便启程回家了。据后来母亲告诉我，由于脚小，步履艰难，她整整走了三天才回到
家中。路上到处是弹坑车辙，随处可见肢体不全的军人的尸体，有时还有流弹飞过，
一个人走起来实在是心惊胆战。但是，母亲凭着她的毅力和勇气，硬是挺了过来，
安全地抵达我们那百年老屋。亲邻们闻之无不向她表示庆幸和钦佩。

    我们母子苦难的岁月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也有了尽头。我们的家乡完全
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生活改换了新的天地。随着学校的复课我又随班上学了。
由于家庭贫寒，我从初中三年级起，便享受了人民助学金，而且免收学杂费。母亲
身上的重担，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上下领导者头脑比较清醒，行事也较谦虚谨慎，又能体
恤民情，因此，人民也比较能够安居乐业。那些大的政治运动，对我也没有多大影
响。因此，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大学，我命运的航船，沿着一条比较平稳的航
道在行驶着。母亲虽然仍然孤苦伶仃，但看到心爱的儿子学业有成不久将能够自立，
也感到很是欣慰。特别是我考取了大学，成为我们程氏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更为
她平添几分喜悦，感到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因而也冲淡了她内心的凄苦。那几年，
在亲友的帮助下，她耕耘着因我上学而变卖后剩余的几亩薄地，过着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的平静生活。每当我放假回家的时候，觉得岁月尽管在她的脸上刻下了许多
皱纹，而从她的谈吐中，却似乎年轻了不少。她再也没有牵着我的手，拎着一筐冥
钱、食盒到我父亲的墓前痛哭竟日；至多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对天祷告：孩
子已经长大成人，你要继续保佑他，早日成家立业，生活幸福，前程远大。

    遗憾的是，父亲的在天之灵，并没有像母亲所祝祷的那样，处处保佑我平安、
顺利。就在一九五七年夏天，那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坠入“阳谋”的劫难中，我未
能遵照母亲从小就灌输给我的“勿强出头，少惹是非”的谆谆庭训，在“鸣放”中
说了一点点不合时宜的真话，从而也难逃厄运：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冷不防地当头
挨了一闷棍——受到团内严重警告处分。随即被带有“发配”性地分配到远离家乡
数千里之外的北大荒的一个新建的工厂，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种意外的遭遇，
自然也打断了长期盘踞在我心里的夙愿：一旦大学毕业，便把母亲接到身边，一则
母子团聚，减少母亲的思念；二则让母亲不再忍受孤寂、辛劳之苦。可是，我们那
时是七八个人共同居住在一个面积不足十平方米的窝棚里，吃的是棒子面和高粱米，
每隔三五天还得接受单位审干人员无尽无休的政治审查，交上一份对前一阶段“右
派言行”的忏悔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起意、怎么有条件去接母亲来和
我共同生活呢？我只能写信向依闾而望的母亲谎报我的“幸福生活境况”：我现在
一切都好，吃得香，睡得甜，工作顺利，心情舒畅；就是工作太忙，一时还难以脱
身回家接您来共同生活，请您耐心等待，母子幸福团聚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与此同
时，我还将有限的工资，尽量节省使用，按月多寄点钱给母亲。我希望让她感受到
：儿子大学毕业了，母亲可以不必餐风饮露、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劳度日了。

    但这时的母亲，又遭到一个意外的打击。随着城市反“右派”运动的热烈进行，
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弦都绷紧了，农村也在进行“土改补课”工作。不知出于何种
原因，我们的家庭成分竟由中农“升级”为富农了。母亲一下子又变成“富农分子”，
成了专政对象，备受种种歧视，日子更加不好过了。为此，我非常着急。但是，远
在数千里之外，以我现有的身分，除了暗自慨叹命运多舛外，又能够怎样呢？

    正如俗话所说，天无绝人之路。两年之后，生活忽然又有了转机。故乡的一位
姑娘，在从报刊上阅读了我的几篇业余创作的文学作品之后，居然对我产生了好感，
与我建立了通讯联系，而在频繁的通信中又滋生了感情。难能可贵的是，她并未嫌
弃我的令人闻之生畏的“右”的错误，毅然决然地来到北大荒愿意和我同甘共苦；
同时，还把母亲从遥远的江苏送到我的身边。这意外发生的事令我措手不及。幸亏
本单位一位好心而又热心的老大姐，在得知我们母子不幸的身世后，产生了深切的
同情，在工厂住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我们母子谋取了一方小小的生存空间。就
这样，二十余年相依为命又天各一方的孤儿寡母，在茫茫北满草原、滔滔的嫩江拐
弯之处、达斡尔族乡亲聚居的富拉尔基，找到了暂时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母亲到来不久之后，我便结了婚生了孩子。按理说，她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过
几天幸福生活了。可是，“大跃进”闹闹哄哄的畸形闹剧所带来的“自然灾害”又
降临到多难的中国，当然，也波及到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我们一家也在饥饿中煎熬
度日。为了减轻长年饥馁之苦，人们都在墙角路边进行开荒种地，聊作小补。母亲
首先发现了我们住房外边的一小块荒地，及时地用镐头进行了开垦。除了每天筹划
我们一日三餐的饭菜、喂饱孩子之外，便是挥动镐头，把那块小荒地深挖勤翻，之
后，又播上种子，随时锄草浇肥。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经常是怀里抱着新生的小孙
女，用另一只手锄地。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我和妻子下班回来了，她仍然在
那里忙个不休。妻劝她：妈，您别太忙活了，累坏了身子。可是，母亲却说：没事，
我在家忙惯了，闲不住。我和妻子想帮她一把，她都不让，说：你们上班已经够累
的了，又吃不饱饭，多歇会儿吧！而在吃饭时，她都是尽着我们夫妇先吃，最后吃
点我们剩下的饭菜。她总是时时处处为儿女着想，就是不考虑她自己。妻子为此经
常感动得流泪。

    母亲的辛勤劳作，得到了可喜的收获。当年秋天，那块小荒地居然为我们贡献
了三十余斤粮食和数十斤蔬菜，给我们贫瘠的生活做了意外的改善，连我小女儿的
营养也有了补充。此后两年，我母亲一直继续耕耘着它，从而帮助我们一家平安地
度过“困难时期”。

    忍饥挨饿的日子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人们都以为可以放松地喘口气了。谁知史
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又从天而降。在那“横扫一切”的“红色
恐怖”的日子，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臭老九”们，在一夕数惊中打发可怕的
时光。由于我始终未能摆脱一九五七年那个“右”的错误而被处分的阴影，更是举
步维艰，如履薄冰。每天出门上班之后，母亲都抱着两个小孙女，依闾而望；听到
或看到有人遭受批斗时，更是坐卧不安，心惊胆战，惟恐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什
么时候看见我回来了，她才长吁一口气。记得有一次，单位开我的批判会，因为我
的态度“不老实”，批判者的火力当然就比较猛烈，以至会议一直延长到后半夜才
放我回家。母亲让妻子带着孩子先去睡觉，她站在门前等候，直到把我接进房里，
从头到脚仔细看了再看，摩挲一遍，然后才下厨给我做饭。此后的我，每当带着惊
悸之心、被惩罚的戴“罪”之躯，由外面而回归家里，来到母亲筑就的安全的避风
港湾，我那紧张的神经，便顿时松弛下来，如同儿时在外边受到别家大孩子的欺负、
回到家里躺在母亲怀里那样的一种舒适和惬意。吃着母亲亲手做的可口的家乡饭，
听着母亲娓娓动听的乡音，看着活泼可爱的女儿们的笑脸，在外边所受到的一切不
公平、不顺心、不如意的种种遭遇，都化作云烟一样地消失了。可以毫不夸大地说，
是母亲的爱心和双手搭成的安全栈桥，使我的命运之舟在惊涛骇浪中，没有沉没，
并能够到达新的岸边；而在严寒过后大地回春时，才得以享受新生活的温暖和喜悦。

    此后，由于在拨乱反正中党的政策的英明，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才智得到应有的
尊重，因此，我的生活境况大大改善了。我的工作岗位也有了较大的变动。先是由
富拉尔基调到哈尔滨，弃工就文，主持省作家协会工作，继后，又奉调来京主编《
人民文学》杂志，全家都聚集到了京城。母亲亲手带大的三个孙女，都依偎在她的
身旁。不久，又都先后成了家，女婿们对祖母也都很尊敬并孝顺，经常围着祖母逗
乐嬉笑。安定、舒适、团圆的生活，使母亲感到极大的安慰。这时，她虽然已达耄
耋之年，仍然不愿颐养天年，坐享清福，每天仍然起早贪黑，为我们一家烧饭做菜，
缝补鞋袜。妻子劝她多多休息，不要再劳累了，可她总是说：一辈子劳动惯了，闲
着反而不舒服。而我和孩子们仍觉得她做的饭菜香而可口，也就顺着老人家。

    这时候，母亲已经觉得生活很幸福了，笑纹总是挂在她的脸上，有时还哼起家
乡的陈年小曲。孩子们都说，奶奶变得年轻了。我内心自是也感到非常高兴。几十
年的苦熬苦守，流干了眼里的泪水，才换来今天的笑容。

    但是，在儿孙绕膝的幸福时刻，母亲还是忘不了长眠在家乡的父亲。就在我们
迁入新居不久的一个节日里，母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要亲自回家一趟，祭
奠父亲之灵。我们再三规劝她：您年事已高，都九十多岁了，不能再受长途跋涉之
苦，您的心意由我们回家代为表达吧！可母亲执意不从，说：别的事情我都可以顺
着你们，唯独这件事，你们必须按我的心意去办，否则，我将来会死不瞑目的。

    母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她坚决要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何况这又是郁积
在心头几十年的心事，我们不忍也不能拂却老人的意愿。于是，当即决定：由二女
儿、女婿和我们夫妇陪同，回家为父亲扫墓。

    就在父亲的忌日当天，我们来到了离别几十年的故乡。我们谁也没有惊动，只
是由母亲亲手剪了一筐冥钱，在街上买了几样父亲生前喜欢吃的菜肴，径直地来到
父亲的墓前。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剥蚀，父亲坟墓的周围已经改变了旧日模样。但是，
凭着母亲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下子便找到了父亲固有的墓址。只有一抔黄土，依稀
可辨。母亲没有像我记忆中的那样，跪上前去放声大哭，而是沉静地站在墓前，眼
睛怔怔地望着那低矮的土丘，半晌一言未发。但是，站着站着，眼泪便夺眶而出。
我和孩子们连忙把食盒打开，把菜肴一样样放在坟前；同时，将冥钱一张张焚化。
望着化作灰烬的纸钱，母亲这才重整衣襟，理理发丝，对着父亲的坟墓祝祷：我和
孩子们不远千里回乡来看望你了。几十年来，我含苦茹辛，按照你生前的愿望，把
儿子拉扯成人。现在一家人住在京城，团团圆圆，幸福美满，你地下有灵，应该感
到高兴才是。我现在身体尚好，百年之后，我一定回来，与你泉下相聚，你就耐心
地等着吧——听着母亲那如泣如诉的声音，我和妻子以及孩子们都不禁悲从中来，
热泪盈眶。

    从故乡回来后，母亲的精神似乎更好，身板也更硬朗了，很少见她有愁戚之状。
加上三个孙女都先后生了小孩，个个活泼可爱，全家相聚，四世同堂，欢声笑语，
老人乐不可支，总是说：想不到我到晚年会有这样的福气，应该感谢共产党和邓小
平啊！我赶上好时候了。母亲是有政治头脑的老人。

    去年，母亲九十九岁了（按中国的习俗是百岁），我们为她祝寿时，她仍然耳
聪目明，思路清晰，语言通达。我们夫妇也退休了，可以有时间多陪伴老人了。原
以为她会再陪同我们过上几年更加幸福清闲的日子，没承想，二○○七年新年刚过，
农历金珠（猪）年即将来临之际，母亲的精神便出现一点异常情况。最初我们尚未
以为意，认为是一般老人岁数太大的征候；谁知，到了腊月二十七早晨，母亲却沉
睡般地走了，一直没有醒来。

    母亲走得很平静，一点没有痛苦。老人以百岁之年，无疾而终。亲朋好友都劝
慰我说：老人寿终正寝，这是“喜丧”，请勿过于悲伤。话虽如此，可是我一想起
母亲一生特别是我父亲去世后她所度过的七十多年的孤苦岁月，母子相依为命的艰
难历程；想起母亲用她的爱维系的我的全部生命，为了我所做出的无可企及的牺牲，
为养育我的全家所做的贡献——我就无法抑制我的悲伤，心灵悸悸作痛，眼泪潸然
而下。我一闭上眼睛，便觉得她仍然慈祥地站在我的面前，对我凝视，对我爱抚，
对我佑护。可是，我再也见不到她那慈爱的面容了！漫漫长夜，我难以入睡。仰望
茫茫夜空，星斗满天，母亲，哪儿是您的位置？俯视莽莽大地，苍凉辽阔，母亲，
哪儿是您的身影？儿子到哪里能够看到您呀？

    亲爱的母亲，您安息吧！在这个世间上，您懿德永存，音容长在。您永远活在
儿孙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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