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出生后，父亲就被各种“运动”搞，我不能常见到他。不能常见到他的另一
个原因是，母亲招架不住上课、“运动”、姐姐和多病的我，她可能采取的是断肢
求生法，或者纯粹为了难养的我能有更多的蛋白质和果汁，我被经常运送回上海的
外婆家。外婆不知烧了哪支高香，她那“军阀”父亲连累了所有子女，唯独外婆没
受太大冲击。她在交大的高知小楼里，一点点儿出让住房面积，一拨一拨饲养营养
不良的第三代。教会学校出身的外婆一辈子都把自己当成嬷嬷，不管哪个子女管不
过来第三代，都可以由一列火车托运回上海。她有八个子女，当时有十几个第三代，
她把自己家弄得像育婴堂，将票证供应的食物分成两、分成钱，平均分给寄养在她
那里的第三代。当然她还能变戏法般地弄到咖啡、可可粉、果汁露和奇异的甜点。
孩子们似乎什么都不缺就缺糖，有了这些东西，外婆家就是天堂。上学之前，我夹
着小包裹来来回回在上海和北京之间流窜，有时跟着大人，有时一个人，带着水、
饼干和痰盂。

    一九六九年初冬，我提前结束育婴堂生活，一个人被放置在火车上，从上海回
北京。我在车上并不怕丢，而是怕上厕所，虽然自带痰盂，但不愿当众使用。不使
用的办法只能是少喝水不喝水，我全部力气都用在忍耐渴上，快到北京时，我觉得
自己快渴得昏过去了。母亲接到我后，并没给我太多的安慰，甚至要我忍到回家才
喝水，我对水的渴念差不多都产生幻觉了。两周后我们又坐火车走了。这次坐的是
闷罐子车，好几家人在一起，车厢里有我们的家当，有的人家还带着猫、鹅、八哥。
我们这是被下放了，名曰：“备战疏散”。

    从北京到河南驻马店，不知走了几天几夜，车一停就是十几个小时，雪越下越
大，大地越走越荒凉。大人们可能感觉像流放西伯利亚，小孩子照样像过节，车一
停就下车玩，欢天喜地的。后来出了一件事，孩子们不敢再疯了。这伙人中有位父
亲，在车子驶入漯河境内时从没关门的闷罐子车厢跳下去。跳下去并没摔得怎样，
在前后车厢的大呼小叫中爬起来又趔趔趄趄往另一条铁轨跑。我们的火车并没有停，
我们看到：一列北上的火车正匀速前进，那位决心要死的父亲一头扑进飞驰的车轮。
那位父亲，在我们目力还能及的地方，像一副木头玩具，横着飞了出去。一个调皮
的男孩甚至还笑了一声。所有的人都不吭气了。后来车停了，车上的男人们向回跑。
那位遗孀没有去，甚至都不敢哭，好像哭一个自绝于人民的人是罪恶。那家的女儿，
比我们大好几岁，几天来一个人闷闷坐着，这时一个劲儿地打她妈妈，赶妈妈下车
去看撞飞的父亲。那个女人，在大家的敌视中，发了疯似的照着女儿的脸一顿乱打。
闷罐子车厢里一阵耳光声，死亡在母女互殴的耳光中退到了第二位。

    那年我母亲三十三岁，带着我们姊妹俩下放。父亲在学院的学习班里，已早于
我们先在农村。

    我们下放的地方在驻马店地区遂平县东风公社界牌大队。农民把一间仓房腾出
来给我们住。房子后面有条河，屋前两百米的地方有一口井。父亲在河对面的学习
班。刚到的第一天，母亲让我站在河边一直站到傍黑，当这样的事第二次发生时，
我明白，这是让父亲看见我。

    我们在叫界牌的地方住了两年半，因为没人管我提前上了学。小学中学在同一
个院子，我看见父亲的时候除了在河边，多半是他在学校里挨斗。当然也有这样的
时刻，挨完斗，他走出围着的圆圈拉上我的手，把我送到连接两岸的那座桥上，我
在左岸走，他在右岸走，我们歪着头笑，然后我回了家，他钻进临时搭建的木板棚。
“备战疏散”就是把大城市的大学搬迁至二线、三线地区。父母供职的学校想搞一
次到位，直接进了村。安置在东风公社的是一个系，连职工带留校闹革命的学生带
家属两百来号人被分散在各个村。“死硬派运动员”被集中在“牛棚”里，牛棚就
在河对岸。这情景农民看着异样，我们自己必须适应。

    母亲在适应农村生活。她有时在大队卫生所给人看病，农忙时到田里耕种或收
割，有时被叫去抄写大字报，形同一个杂工。我这位洋气而浪漫的母亲，早在运动
之初就脱掉洋装，换上布鞋，忍耐着涌向她的各种潮汐。我也听到过她哭，她的哭
声好像能把心脏咳出来，但哭完还是去打草、抢收、给农民看病、去托儿所管孩子。
她打草的本事从半晌二十多斤提高到两百斤，她能自己把这两百斤青草从野地拖到
大队部。

    我不在意母亲干这些活，即便那个年龄我也能体察到，干活压不垮母亲，重压
母亲的是对父亲的批斗。我很为母亲担忧。我每天早上一起床便看妈妈在不在，如
果不在，我就往门后的小河跑；如果还不在，就往井台跑；如果还不在，我那一腔
要哭的喊叫，就堵在喉头上，堵在脸上，堵在眼睛上，我闷不作声地在村子里乱跑。
于是，村里人经常看到这个小孩一起床就往井台跑，她看上去很不懂事，既不穿好
衣服，也不洗脸梳头，一起床就往外跑，大家都认为这孩子贪玩，不知有没有人猜
到，她是怕妈妈跳河或投井。

    母亲情绪波动大的时候，我除了守着井和家门后的小河，还藏了家里的剪刀、
裁纸刀、锥子、螺丝刀，我以为藏好这些东西，母亲就不会用它们自杀。母亲经常
找不到剪子，找不到就和我吵，说我偷偷摸摸、鬼头鬼脑。我还藏了家里的绳子，
因为搬家，家里有很多绳子，我不可能藏起所有绳子，仅把一根比较短的、光滑的、
母亲用于晒被子的藏了起来。我可笑地以为母亲要上吊许是会用这根，把这根绳子
藏好，就杜绝了母亲上吊的可能。除了刀子剪子绳子，我还担心另一件事，就是，
担心终将回家的父亲忘了怎么说普通话，接受再教育的结果是说一口河南遂平话。
我经常一个人练习说普通话，以备父亲最终回家时，帮他找回语言。

    我终成了一个神神道道的孩子，嘟嘟囔囔、自言自语。时间一长，那些既来自
想象又来自现实的压迫，把一个孩子压垮了。我开始呕吐，而且像晴雨表，母亲情
绪糟糕时我呕吐得就剧烈，她平静了我也就不吐了。她认为我是“作”，专门跟她
作对。我也认为是自己“作”，别的小孩似乎已经不让母亲操心了，而我到处乱转，
经常忘了回家。

    又一个冬天到来，田地里已经无草可打，母亲被安排到学校替农民办的幼儿园
里，村民们也愿意送孩子，只需自带干粮，谁不愿别人替自己管孩子呢？重要的是，
教师们还捎带着看病，甚至捎带着给送孩子的家长看病。母亲也似乎从中找到了快
乐，我有时生病被母亲带着上班，我感觉，除了吃食自带，那里似乎是外婆育婴堂
的翻版，而母亲被叫“老师”也带给我一种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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