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祖母钮氏在三十三岁时，因日军侵略，祖父要随学校内迁，独自带着三个孩子
从上海撤出，先撤到苏州，再撤到太湖边的吴江。吴江市有一座杨家老宅，乡下还
有几亩田产，这便是最后的老母土了，从“退”的角度说这已经是最后，祖父他们
那样实际上是“逃”。祖父从上海取道江西，过湖南、广西，因染疟疾滞留半途，
半年后才到昆明。他的盘缠损耗殆尽，也许因为饥馑，落下严重胃病。后虽说谋到
教师职位，但战时那点儿薪水即便能攒下几个，也很难捎回家。祖母钮氏，这位受
过现代教育的小脚女人，在那座百年老宅里，开始支应全家上下六口人的生活。我
父亲当时三岁，隔年他就记事了，他说：“母亲常常背着人一个人掉泪，年前总要
抽个晌午，换上出门的衣服，带着礼，去乡下的二地主家。坐在人家堂屋客座上，
用手绢揩着泪，希望明年多加两担谷子。与其是希望，不如是恳求。”我已经长成
大姑娘了才断断续续听点儿祖父母的事。后来才知，地主和二地主差不多是股东与
经理的关系。通常是，势强的地主年前招二地主来家，宣布明年地还包不包给他，
分大小年每年订个分红比例。势薄的，只能哄着二地主经营，商量着多争取一点儿
红利。那时候兵荒马乱，家里又没有男人，地主坐在二地主家堂屋的客座上，恳求
多分两担谷子，看二地主脸色的样子想也想得到的。我长大后想过这事：国难时，
有义节的男人为不当汉奸可以逃到敌后去，难是难，但敌后终还有份教书的工作；
而留在敌占区，毫无经济能力的小脚女人，要喂饱三个孩子，侍奉规矩森严的公婆，
想必比流亡更艰难。据说，祖母后来放下绣针养起了桑蚕，原来种梅竹的地方种起
了桑树。头一年，是二地主负责把蚕茧卖到缫丝厂，第二年，祖母连给二地主的那
一成也舍不得，她和她的婆婆，踮着小脚，把蚕茧直接卖到工厂。我七岁去老家时
还见过几个大筛子，祖母在合作社时期又用它们养蚕。

    抗日战争后期，祖父贫病交加辗转数月回到老家，他要回乡恢复学校，这恐怕
是“保种保文字保文化”的理念吧。他和一班同仁在废墟上重建了吴江市中学，任
校长至一九五一年去世。祖母大概不再需要养蚕济生，但战时的饥馑窘迫已经让她
过怕了；即便挣钱的男人回家了，她也没放弃这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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