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备战疏散”渐渐地变成无稽之谈。仗始终没打起来，而我们成了当地公社和
农民的负担。我们要吃商品粮，还要买菜，两百来号人除了开会学习开批斗会也没
有更合适的事情干。散兵游勇的我们渐渐成了三不管人员，大家各自窝在自己的生
产队，由学校发工资，随农民出工。渐渐地，除了特定时段是农民看热闹的笑柄，
大部分时间还是受当地人欢迎的，至少出工不要工分，看孩子不要钱；既能给人看
病，也能给鸡、猪、牛看病。男教师学会了骟鸡的本领，女教师学会了孵小鸡。母
亲用热水袋和电灯泡孵出了个头最大的小鸡，很快，村里的妇女拿种蛋来让她孵，
母亲后来还孵出了鸭子、小鹅和两只鸟。当夏天到来时，母亲养的鸡居然是当年新
鸡里最早“开窝”的，“莱杭”种鸡产蛋之大之多，让河两岸的妇女羡慕。父亲还
是间隔性地被批斗，这会让母亲难受两天，邻居们会在这两天里下意识地不跟我们
说话。但鸡是不划界限的，我们家的大公鸡还是趾高气扬地在院子里溜达，在墙头
高鸣，邻居家的母鸡还是会被追得快活地大叫。邻居们不跟我们说话的时间越来越
少，我都能感觉得到。到第二个冬天到来时，他们开始劝慰母亲，说：“国家的事
哪说得准！别管它！你把你自己、把俩孩子弄好就行了。”还有女人这么说：“男
人让他糊弄去，你就当他死了，你过你的。”这对母亲似乎是崭新的逻辑，她在大
学里是听不来的，听来也会嗤之以鼻的。但这种逻辑，还有一些触手可及的事物：
我们姐妹俩、曾经的好光阴、关于将来的渺茫希望以及食物、收音机里的歌曲、女
儿们的新衣裳、鸡、孵小鸡技术、幼儿园里还被称作“老师”……都让她放弃曾动
过的自杀念头。

    “备战疏散”在这一小群人中持续到一九七一年春，就再也撑不下去了，于是
“回城闹革命”势在必行。我们于春天回到城市，夏天，便有了那趟省亲之旅。当
我自己处在“后青春期综合征”也急不可待扑回故乡时，便明白，当年为什么还没
从下放的惊恐中恢复过来，母亲就带我们省亲。这至少是寻求宗亲的认同和安慰，
再往深里说，这是再次从起点汲取营养，找到活下去的动能吧。很多年后我才知道，
实际上我还在襁褓里时祖母是抱过我的，她说：“这小囡，像伊阿公。”我肯定跟
她有过深长的对视，这种相互确认带给我的就是，仅只一眼我就认了宗，仅只回过
两次大宅，在我张皇时，我首先是寻找与它的关系，来确认故乡的方向。

    我想，母亲是出于恐惧出于忌讳或者其他什么，将我是否见过祖母这个事实混
淆了，淡化了，后来甚至完全不提了。母亲可能天真地以为，如此这般，那个家族
的阴影就不会投在自己孩子身上。这恐怕是女人护犊的天性吧。我得承认，在我叛
逆的少年时代，我对此嗤之以鼻。但到我护犊时，我开始理解母亲。你在很多事情
上是不能考虑灵魂的安放，求的是生存和延续子孙。母性可以让女人放弃灵魂的东
西，甚至也可以放弃肉体的东西，这便是我们生生不息的缘由吧。

    那年月，母亲哭了一夜又一夜之后，第二天还是照样爬起来，给我们做早饭，
给我们煮红烧肉，给我们做棉袄，甚至还学会了做布鞋，让我们不能穿皮鞋时也至
少有布鞋穿。她在农村学会了养鸡并把这技艺带到城里，在空城般的校园里，她养
的鸡就跟神助了似的，不仅下蛋又大又多，还有专门下双黄蛋的鸡，有两天下三个
蛋的鸡，有两只鸡因下蛋太多无力造壳，还间隔性地下软皮蛋，甚至下无黄蛋。家
里的鸡蛋太多，母亲把从外婆那里继承来的乐善好施发扬光大，她慷慨地送人鸡蛋，
送人自制咸鸡蛋，自制松花蛋。那批从农村回来的营养不良的教师们，驻扎在学校
“支左”的小士兵，许多人接受过她的鸡蛋，一些农村兵甚至是平生第一次吃松花
蛋。下放回城后，母亲获得一种强大的营造日常生活的能力，这能力虽不能保住她
四年后再次被清出北京，但拯救了她自己，也拯救了父亲和我。我不是省事的孩子，
如果母亲有个意外，我的下场不会好，我会做出激烈反应，不与别人为敌，也会与
自己为敌。我那才高八斗坚硬又脆弱的父亲，那时候就是风口浪尖上的“运动员”，
之后也少不了波折，但他八十岁还在家里怡然自得地完成年轻时的心愿：写章回小
说，母亲当然是捞他出海的那个网。

    母亲终于把不堪的生活忍受下来，甚至接受下来，是的，是接受。她最终放弃
了古典主义追求洁身自好的人生，对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采取了妥协。让她打草她
就去打草，让她到学院小工厂当检验工，她就去当。她把书斋和校园生活哺育她的
东西藏了起来，让自己认命而顺从——女人的认命，小知识分子的顺从。她从小资
产阶级女学生蜕变成承受得起这个世界任何风吹雨打的女人，她怀着对人生的悲悯
给我们以最后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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