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个水泥坪大院,两个门楼平时关一个开一个,挂两个号码相连的门牌号:四 十五一四十七。两排花甬中间,界碑似的搁一口闲置的井。水质碱味重,父亲用来 浇花。酷暑时,垂下吊桶,冰镇西瓜、荔枝和凉茶。或以井水泼洒发烫的庭院和外 墙,可以降温。 院内并排两座楼,一模一样的红砖外墙,层层以宽廊拱券环绕半周,木百叶护 着玻璃门窗。两楼之内各有旋转木扶梯,自通各自楼层。两楼之间夹一道水泥楼梯, 木栅门对望,类似现在的一门两户公寓,只不过水泥楼梯是露天的,光亮而且宽敞。 联系各楼层背面公共廊台,还有一道之字形的水泥小楼梯,一直通下后泥坪,有点 像欧洲老式住宅后面的防火梯。 后泥坪上有桑有葡萄有番石榴,各家拦出鸭棚鸡屋。还有一口深水井。曾经是 饮水井,童年时候喝过,苦咸。接上自来水后,井台周围仍是两楼的生活中心,男 孩子吊一桶水兜头冲凉,女人们浣衣濯米洗菜,当然,还有刷马桶。 两座三层楼像双胞脸,于是被称为“姐妹楼”。建筑风格上既体现了中国人的 “血浓于水”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保护“隐私权”的观念。有不少大家族在海外 发展后回国置产,设计上便是这样,既使兄弟家庭相对独立又彼此呼应。近几年重 新翻建的另外两座相似的楼,也在中华路,不知是否命名“兄弟楼”? 两座楼合起来有六层,住了六户人家。 左楼四十五号,一楼阿西姑跟女儿住,女婿是儒雅的老报人。外孙女林敏比我 小几岁,身材高拔柔韧,眉目如漆,明眸皓齿,十分俊俏,有几分像印度美人。夏 天的晚上,我和她并肩坐在房前的石阶上纳凉,说些开心事。三楼是房东秀英姑, 三个女儿。我祖父从解放前就租了二层,四个方方正正的房间和一个大厅。一直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月租金只要十块钱。 右楼四十七号,一楼住着鼓浪屿老字号“瑞香饼家”的老板一家,“文革”以 后这家只剩了一个老儿子留守。肖先生插队溜号回来,没有口粮,每天两餐提着铝 锅,去“鼓浪屿餐厅”打一毛钱的面线糊果腹。我曾奇怪问他,吃不腻吗,面线糊? 他答:只有面线糊是不要粮票的。四十七号的二楼即祖母家对门,住着雪白美丽的 阿宝姑,丈夫在海外数十年,八十年代才回来养老。她的大女儿嫁给我最小的叔叔, 是我的五婶,于是,整个二楼真正成了对门亲家。三楼住着原国民党上校张圣才, 曾经是驻外情报官。据说珍珠港事件前一星期,他就发电报提醒华盛顿,可惜不被 重视。大赦回来的张老先生,戴金丝眼镜,拄精致拐棍,腰腿笔直,不卑不亢,风 度依然瘦癯英挺,看不出长时间的囚居生涯。儿子女儿成家后,他与孙辈三代同堂, 是有教养的家庭。 祖母的家即便现在看来,住房面积不小,两百平米是有的。只是人丁发展太快, 尤其我这一拨如雨后春笋的堂表兄弟姐妹,拥挤得简直要从窗口冒出去。祖母的大 床最合理使用的时候,除略沾床沿的老人外,头尾相插睡了五个孩子。我三岁左右, 父亲从漳州来探亲,到外婆家接我,就让我跟祖母挨着睡。本来,这是一个最优待 的位置,可我整夜啼哭乃至口吐白沫,任父亲哄劝,决不苟且。小小孩不知厉害, 直嚷着祖母的发髻臭。父亲只好抱了我,在沙发上坐等天亮。祖母从此不喜欢我。 她的头发乌浸浸的十分厚实绵密,每天只用刨花水梳篦,不洗头。 我自幼被外婆娇惯,每回祖母家均感不适。最痛苦的是没有卫生设备,祖母大 床边遮一小通道,放一只红漆马桶,是诸多孙儿们的公共厕所,而倒马桶的女工每 天仅来一次。有客人的时候其窘困可想而知。过节时家里的菜极咸,我便不敢喝水。 夹着一泡尿,脸上如何讨人喜欢?祖母毫不掩饰地重男轻女,与钟爱我的父亲时有 小冲突。有次父亲指使我去夹煤球以讨好祖母,我居然张着手说:“我的手这么白, 怎能弄黑了!”连保护我的叔叔们都生气了。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为不拖累外婆,自立门户,争取到中医院太平间外一条一 点五米宽四米长通道,勉强拦出L 形宿舍,和妹妹挤在一张小弹簧床上。我在厦门 实验小学四年级上到第五周,被插班到鼓浪屿人民小学,来到祖母的家挤。 中华路上祖母的家,对哥哥意义非凡。他是祖母的心头肉,叔叔们百般呵护的 宠儿,众弟妹崇拜的权威兄长。少年时代的哥哥早懂事,我是他的倾斜对象。祖母 给他另做点心,他总有办法分到我嘴里。每个房间都有两个以上的门,祖母后脚刚 出。哥哥就从另一门把我拉进去,留一只鸡腿给我。冬天的晚上,其他弟妹跟祖母 挤,夏天纷纷自找风口打地铺。我和哥哥头插脚睡在通道隔间的木床上。有一个独 立的小空间,这也是哥哥的特权。我的小脚丫冰凉,从前都是夹在外婆的腿弯里, 不知不觉就伸到哥哥的胳肢窝里。哥哥有件蜜蜂牌蓝色细毛衣,是家境好的时候妈 妈手织的,已太小,又被我的脚趾头捅出两个大洞。哥哥一定很冷。我看去,他却 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外婆看到我本来黄瘦,不过两个月,头发纠结,耳后有泥垢,与母亲发难,我 终于又回到外婆的翼护下。 再住进中华路上这个大院子,是七二年插队回来,外婆和母亲均已去世。父亲 把我和妹妹拢回身边。在右楼底层,真正有了一间十二平米的“闺房”。 说到这个硬腾出来的房间,便要想到房东秀英姑。 秀英姑身材略矮胖,声音洪亮。红脸膛,大眼睛,花白头发在脑后揪了一个薄 薄的髻子。为人慷慨热情,虽然也是印尼归侨,总穿着传统的斜襟西洋布褂,从不 刻意“番客婶”的身份。父亲刚摘帽回来依靠老母时,妻离子散,没有工作,夜夜 不能寐,披衣枯坐在厨房里。半夜过后,秀英姑探头看到二楼有灯光,经常从后楼 梯下来,端一碗热腾腾的“宵夜”给父亲。雪里送炭呀,多年以来,父亲总要提起。 经父亲多次恳请,秀英姑说服楼下老房客肖先生,挪出来这一个独立门户的六 角房给我们,每月租金二块钱,一次先交三个月。 我的“闺房”在楼下,通常叫做“阶头房”,一扇房门直接开在走廊石阶前。 把通往其他房间的门堵死,就成了我的独立小天地。所有楼层都没有卫生间,父亲 为满足我的洁癖,在阴暗的公共楼梯底下,用杉板钉了一个简易小浴室。冬天需另 烧几热水瓶开水,提进去对着冷水淋浴。 房间有四个大窗,都护着木百叶。明亮宽敞。东窗采光最好,置一张父亲为我 设计的书桌,桌上的玻璃杯里,有父亲时常更换的鲜花。从窗根间看到整个水泥坪 院,左院边上的番石榴半枯,右院的桑树被养蚕宝宝的孩子摘秃了。北窗隔着院墙 望街,中华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等看到父亲收工回来,双手提着菜兜,我就知道 快吃饭了。我不管家务,父亲在二楼厨房做好饭,在我窗下一趟来一趟去巡逡,直 到我放下笔才呼开饭。朋友来,想留饭,恰父亲加班,我与朋友左等右等直到天黑, 朋友只好饿着肚子离去。 西窗外是一小块荒地,被邻楼夹着,阳光不及后娘脸上的笑容多。父亲耐心试 验,种了茶、月季、美人蕉和非洲菊,甚至还有一粗陶巨缸的荷花。 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文学青年来往多了起来。翻烂卷角的世界名著;五六、五 七、五八年的《诗刊》年度合订本;香港带进来的《美国现代诗选》;三十年代的 手抄诗集;甚至国外有意思的来信;都在这里传阅过。高声讨论,俯首读书,常常 留下喝粥。门经常是开着的,朋友进去就找本书读将起来,走时留一张字条,说: 什么书借你,限期几天,什么书带走了,后天还你云云。 我先在厦门做纺织工人,三班倒,每日过海;继而在鼓浪屿灯泡厂,做焊锡工 人,两班倒。夜班回来,总能看到房间四窗洞开,灯光奔泻,温馨可人。开锁进门, 桌上盖碗里,是父亲掐准时间留的热汤面。工作辛苦,体质不好。失眠,低烧,读 禁书,半夜爬起来写(忧心忡忡的父亲认为)危险的诗。婚前多年,是父亲的细心 照料,我的体重才能维持在四十六公斤。 临街的六角房,我在这里度过写作最旺盛的青年时代,也是我的家庭我的国家 最困苦的时代。它与我现在的住宅同在一条街上,路过的时候,不自觉总要多看两 眼。灯光是别人的,晾在院子的裙子是别人的;别人的父亲在叫他女儿吃饭,别人 的女儿把一条口香糖硬塞进她父亲的嘴里,乐成一团。 我的父亲在像框里,笑眯眯问我可有新作? 我在字里行间回答父亲:你因为《致橡树》发表《诗刊》而镌字赠“瑜儿” (我的小名)的笔,我永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