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安海路上这所房子，是父亲最后弥留的地方。现在它已成一片废墟，如同我荒
芜的心境。因为是危房，进口被政府封堵了。

    我经常伫足在绝径前，黯然神伤。

    那条夹在两楼之间的小砖甬，开着粉红色的风雨花（又叫韭菜兰），一直通往
后楼梯，是平时出入的要道。由于阴湿，路面长满青苔，雨天滑不留足。我提着父
亲酷爱的小零食去看父亲时，他听到我的脚步声，就会让哥哥下楼来接应。夜黑时
分，父亲将台灯擎出窗口，为半瞎的我照明。

    父亲居住的这座楼是五十二号。夹着砖甬的另一座更大的旧楼是五十四号，它
的正门通往大路，因无人管理，一些外地民工潜入居住，晾着红色或蓝色尼龙裤。
入口的小院里，原有一座两层小白楼是五十号。现在不知是谁翻建过，变成乏善可
陈的新式公寓。

    三座楼都属于杨氏家族。

    杨家与我家多年世交，主事的长房老大杨世雄，在鼓浪屿有点名气哩。我的大
姑姑与父亲同父异母，嫁入杨家的四房，姑丈叫杨世勋。

    大姑姑成亲时，祖母把自己所有压箱的首饰都拿出来当陪嫁，据说其丰盛齐全，
令家族老人念念不忘。大姑姑极其孝顺，婚后不久随丈夫到菲律宾，源源不绝往娘
家寄干贝、海参；寄羊羔皮袍、团花丝棉袍；寄高丽洋参，寄这寄那，就是不能寄
钱，怕被婆家看轻了。大姑姑很年轻不幸死于难产，大姑丈因此杳无音信。

    “文革”结束后，怀旧的老姑丈立刻和父亲联系，回国觅亲，进门即要父亲带
他去扫墓，见祖父墓碑，咕咚双膝跪下，老泪纵横。时已步履龙钟，七十多岁了，
不复当年白西装白皮鞋白礼帽的公子哥儿。据说，我家虽然世代读书人，但太清贫，
父亲读书的学费时常由姑丈资助。甚至和妈妈相亲时，父亲身上的白西装，也是借
姑丈的。

    中华路老家过分拥挤，姑丈只能住酒店，虽然每日父亲都去陪他，终觉不能真
正享受亲情的沐浴。遂提出把杨氏家族在安海路的三座旧楼，交父亲托管。简单修
缮后，父亲带着我哥我嫂搬进去了。

    从那以后，姑丈经常回来，住在家里。姑丈晚年在菲律宾娶一老伴，相处无趣，
冷淡而分居。儿女虽孝顺，工作繁忙，受的是洋教育说的是英语，甚至长相都像是
马来人。寂寞的老姑丈太健谈，老人嘛总是说了又忘，忘了又说（和我现在一样），
我们必须陪着，打点起十二分精神，才不至于在饭桌上冷场。

    父亲住的五十二号，应当是这组楼群里的主楼。其建筑艺术是很典型的欧陆风
格，线条优雅华丽，木质百叶窗，窗楣花饰精致。正面入户之大阳台，很像三十四
号的“西欧小筑”，对称两边是高高的台阶。由于再无重大事件发生，这个大门多
年未曾开启过。

    楼内以木结构为主，花砖铺地。楼后另有小木楼，木廊连接，每层一字排开三
个小房间，是厨房和盥洗室。父亲住二楼西厢三间正房和两间小廊房，另有三户人
家租住其他五间正房，两个大厅共用。前后厅合起来可以摆开二十桌酒席，想想它
的巨梁多长，椽有多结实。

    一楼结构和面积虽然同等辽阔，仅住着族里一位老妇人。她雇的保姆把乡下一
家人都带进来住，遂也是人声鼎沸。

    比较鼓浪屿其他楼房，五十二号的地下隔潮层显得有些豪华。除了房间高大而
且数量不少外，前边廊柱的阴影下，铺设三十余平米的洁净红砖坪。夏日里，常见
租户在那里的竹躺椅上小寐，或择菜剖鱼，或泡茶打牌，真不知有多舒服。地下整
层自解放以后就以月租三元六毛租出去。“文革”后法定可以按比例增租，一增再
增，最高时也涨不到六元。

    鼓浪屿常年高热潮湿，白蚁是木结构楼房的致命杀手。可以说，父亲一住进去
便与之奋斗不息，才能使这组老楼苟延残喘。

    至于五十四号楼，那是一座更古老也许从前更气派的三层灰楼。由于住户稀落，
林密园深，采光不足，所有房间都散发着霉味，而且阴气森森。父亲曾经和姑丈商
议着把它卖了，得款用于修缮维护其他两座颓楼。但是，由于兄弟众多且分散世界
各地，这些房产最终没能由姑丈完全继承。姑丈得肠癌去世后，父亲也相继离开我
们。

    父亲去世后，哥嫂都搬到厦门新公寓去。安海路上的老屋，人去楼空，越加破
败颓废，大概没过多久就会彻底坍塌。

    秋日里，一个夕阳晕醉的傍晚，我拿了数码相机，爬过贴了封条的围墙，绕着
这座被猫爪藤和蒿草尽情涂改的旧楼，拍了好些照片，珍藏在记忆之中。

    中国女人对娘家的心理依赖，深入骨髓，不可救药，无论她的婚姻是幸福的还
是不幸的。父亲的家就是我的避风港我的保险柜，甚至还是我的百科全书。

    我是从中华路老家出嫁的，父亲一直原封不动保留我的“闺房”，直至搬离。
住进安海路后，父亲终于在晚年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家，老怀大畅，自不待说，
我和我的朋友们得以沾光不少。顾城夫妇来厦门度蜜月，我和丈夫恰好要远行，遂
让他们住安海路。哥嫂下班迟，父亲担心饿坏客人，请他俩先用餐。等我哥嫂下班
回来，掀开纱罩，发现四菜一汤均盆碗如洗，点滴未剩。那以后，父亲每餐都得做
两次。小两口心满意足一一端起盘子，把菜汁舔干净的时刻，是我父亲极具成就感
的时候。

    一九八五年我现在的楼房维修时，我们带小儿子临时宿在父亲房间，父亲则到
小廊房里搭一张钢丝床。诗人江河来厦门，我问他，可愿意在小客厅打地铺？他不
肯，只好带他去招待所过夜。三餐也是在父亲的饭桌上打发。那些年，家家的饭桌
上都是计划经济。我只要有重要的客人，都往安海路带，真难为了老父亲。

    父亲在这楼里重拾毛笔“涂鸦”，旧报纸忽然都不够用了。可惜不被同辈看好，
遂偃旗息鼓；在这楼里写了不少诗词格律，编纂成册自题《箴斋》，像“脑白金”
的广告词一样：送亲朋、送好友、送叔叔、送阿姨，因不得鼓掌喝彩而怏怏不欢而
转入地下写作。幸亏还有几个复古情怀的年轻人，虚心求教于父亲。回娘家时常见
一圈如饥似渴的小青年，围坐父亲膝前，有问有答。父亲手捧《辞海》，侃侃滔滔。
且不吝好茶，还把我经常叼来孝敬的零嘴小吃慷慨贡献。其情其景，大跌眼镜。

    父亲也是在这楼里得病的，一得就是绝症。从获知化验结果到住院化疗到逝世，
父亲从未露出过一丝忧色。他总是开开心心，总是胃口不错，总是手不释卷，总是
撵我们：走吧走吧，你们都忙去，我这不挺好的吗？我们都以为他不知情。等整理
他的遗物时，展读遗书，才发现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妥定，连他自己的遗照
都已装入黑框。镜框下“享年七十有六”是父亲亲手所书。这几个字是他写得最潇
洒最性情最有味道的书法，我想这样诚恳地告诉他，可惜他再也不能呵呵大乐了。

    我是永远失去了安海路上的那盏窗灯，尽管路还是那么的滑；永远不能再到父
亲跟前去诉苦，去撒娇，去抢吃我俩都酷爱的卤鸡翅；永远不能拿起话筒就问：
“爸爸，何为‘及笄’？何为‘隙驷’？何谓‘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

    写到这里，我心大痛。不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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