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波茨坦广场的新建，固然是用已经断掉的各类线索（国家、历史、文化上的延
续），试图来一个历史复原，用以弥补城市文脉上的断裂。当年希特勒制造“纵火
案”的国会大厦，现在成为了联邦议院，大厦的楼顶，是一个全玻璃圆顶，现代设
计的穹顶。新旧对比，战争与和平的含蓄隐喻，使这个古老的备受伤害的建筑重新
闻名于世，但整个城市的折衷规划，现代建筑在原有的巴洛克风格地区中的介入，
实际上已经反映出这个国家文化与城市结构的被破坏。

    记得一次与洪堡大学的女教授尹虹一起在共和国宫附近散步，她指着曾经作为
东德代表性建筑的共和国宫，愤愤不平地告诉我，来自西柏林的政府官员一直主张
将其拆除，对东德人来说，统一同时意味着从此在文化、经济和身份上都成为了二
等公民，而作为五十年东德历史的建筑代表，也面临成为有选择地销毁历史的牺牲
品。这多少也说明了在某种特殊状态下，建筑也未必可能完全超越权力和政治形态。

    由于战火，由于隔阂，由于意识形态，城市的肌理第二次受创，除了个别建筑
师从生态学的观点呼吁接受历史见证，保持建筑的当代内容之外，政治家们的考虑
则是与此无关的。在我喜爱的德国导演文德森的电影里，柏林的上空曾是这样纠缠
着两种现实，两种场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空间的占有，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
柏林这样充满记忆，充满各种符号，充满内伤和外伤。外伤可以通过新的立体设计，
新的美学含义，新的技术保障藉以恢复，即：一种所谓“批判性重建”的策略来实
行的“重新构造柏林的历史核心”；而城市的内伤——那不可见的，已然消失的，
无法在场的，但又阴魂不散地笼罩着人们的“记忆”（不仅仅是博物馆提供的记忆，
也不仅仅是电影版或摄影版或教科书版的记忆，而是走在柏林的每一个小小街口，
迎面撞上的缺口和弹洞，或是在那些高技建筑的大厦，楼梯，绿地，孤独无助地站
立在风中的一小块残垣，又或是在提到“战争”二字便掠起阴影的话题中）。这些
无处不在无法愈合的伤口成为不但是文德森的电影而且是城市生长过程中的重要元
素。在它身旁走动的百分之百金发碧眼的正版德国人，只是这个巨大伤口的无数根
缝合线，是为了忘却的走动的纪念碑，是一大片虚空中向未来过渡的城市肌理。

    这个城市受了两次伤，一次作为建筑，一次作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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