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柏树林——明清西安城街名。位于府城东门大街中段路南端履门大街之南。在
原隋唐长安皇城东南隅文献皇后庙处。唐末韩建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渐为居民坊
巷。南北纵街，北接端履门大街，南抵南城墙。自宋以后，此街南段路西临近文庙。
明正统（一四三六———一四四九年）年间，西安知府孙仁益在文庙四周广植柏树，
此街由此得名。今仍沿称。

    柏树林拆迁工程使我看到了一百多年前的老房子，那些被低矮杂乱的简易房遮
蔽的部分逐一显现。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为此我似乎应对这些破坏行为心存感激，
否则我将与这些老房子彻底无缘。如果时间赶得巧，我还可以目睹一座完好如初的
旧宅，砖雕、窗栏板无一损坏，仿佛刚刚建成，表达着它永不消逝的决心。但这只
是我的幻觉，它将在我下次到来的时候变成一片瓦砾。在原来砖雕的位置上出现的，
将只有一片污浊的尘埃。那座旧宅将只存在于文字与胶片的描述里，而那条即将面
目全非的崭新马路，将对我们的描述理直气壮地提出质疑。

    在西安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一次柏树林，并且与柏树林的居民成为
朋友。这使我们精确记录了拆除过程。我可以把拆房当作建房的逆向过程，它可以
轻而易举地把我摆渡到一百多年前的时光。那些在废墟中裸露出来的梁柱约等于刚
刚安装上去的木材，甚至连漆色都没有太大变化。柏树林街四十五号，梁架上巨大
的雕花令Kim 和我大吃一惊。当地人把它们称作“辟邪”，有阴刻阳刻两种花纹，
安装于梁架之上，当房屋建成之后，它们便被遮挡起来，没有人能够看到它们。它
们在隐蔽中保护着房屋的安全，而它们的重新出现，则意味着房屋的劫数到了。

    拆迁工地正在变成传授中国古代建筑知识的课堂，梁、柱、檩、枋都按照最经
典的方式排列组合。由于西安地处秦岭以北，取材方便，所以西安的古建筑以木土
结构为主。长短不同的木材按照事先确定的契约彼此沟通联络，在各自经过回环曲
折的旅程之后联结在一起。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彼此制约咬合，形成一种超强的稳
定力量，即使再过几百年，这样的老房子也不会倒塌。倒塌的只有中间的隔墙，因
为它不具有承重的功能，所以墙倒之后可以随时重建。“这些房屋的架子都是一个
个活的结构，它们是通过榫头联接在一起的，各种材料相互之间有许多的缝隙和宽
容度，且质地柔软，彼此不会势不两立，随时可以妥协、调和、谦让；仿佛它们是
有生命的活物，能够应和着天地的变化而自动调整与地面的角度、关系，使之与自
然界更和谐。”（于坚《幸存之城》，见《于坚集》卷四，第一三四页，云南人民
出版社，二○○四年版）如果哪套构架在历经风雨之后变得倾斜，那么，选择一个
合适的角度，用一根杠子就能把它们顶正。从老房子的骨架中，我看到了它们与时
间对抗的秘诀。

    西安的老房子许多是四合院，与北京四合院不同之处在于，它两边的厦房（厢
房）通常向内缩进一间屋子的距离，使院落变得紧凑狭长，站在院落里，只能看见
正房的中央部分，而正房的两翼，则藏在厦房的后面，这是中国民居根据气候作出
的应对。正房、厦房均有台座，距离门口四尺半，可以摆下一张矮桌，顶檐为一面
坡，也几乎伸出同等宽度，为坐在台座上的人遮风挡雨。于是，台座就成为室内与
院落的中介者，一种十分巧妙的过渡性空间。这样的设计以视觉的形式传达了某种
人际关系，使房屋的社会学价值得以确认。

    站在街上可以看见屋顶的火檐墙。作为一种防火隔墙，与江浙的马头墙不同，
西安的火檐墙几乎都是锯齿形状，并且墙檐不是凌空飞出，而是有一个垂直的收尾，
戛然而止，终结处的上端，常见几何形装饰，或方，或圆，或作云钩形，全是用雕
花青砖砌成的。于是，隔墙的实用性在建筑的表面神奇地消失了，我们看到的是一
幅幅形态不同的雕像，在高处，双手难以企及的距离之外。

    四合院的院门也有固定的形制，与北京四合院的窄大门相近。上有坡顶，考究
一点的，会在门楣上雕刻花纹。坡檐下有一块竖板，曰“档”；棚顶的内部木饰，
曰“横”。门由门饰、门框和门扇组成，下有门槛，用内外双层的门墩石卡住。门
槛是活的，如有车子通过，可以将它提起、取下。一位老人为我们演示了取下门槛
的过程。倘若以老房子为主题发明一种儿童积木，一定十分有趣，我相信其中包含
的悬疑与机趣能够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并使他们得到教育。

    现在，被脚步磨平的台座即将成为马路的一部分，房屋和居住者都不知去向，
曾经细致排列的青砖，将被作为垃圾运往农村的处理场。那些纪律严明的建筑构件
将如同解散的军团一样呼拉一下消散在野地里。环卫工作者将为如何最终消灭它们
而感到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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