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学这东西,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艺术追求,老爷子认为是好的,年轻人未 必赞同。同样,后来者的探索和实验,上了年纪的,有着光荣史的先行者,也许会 不以为然。但这是文学史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现实,必须要学会勇敢地面对。上一代 的辉煌,渐渐淡去,无论如何,白居易已经属于昨天的了;下一代的辉煌,正绚烂 地走来,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待见还是不待见,杜牧,李商隐,张祜,显然 是属于今天和明天的,是八九点钟,很亮很亮的太阳,你再生气,他也亮。 于是,像白居易这样活得很久的老同志,很不开心了。本来,年轻人努力创造 辉煌的同时,老年人继续保持辉煌,本是相映成趣的局面。可在老先生眼里,辉煌 这东西,两者同存,不可能达到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两个电灯泡摆在一起都亮着, 光度只能相互抵冲消减,一加一反而小于二。所以,只有一个馊主意,必须灭掉另 一个灯泡,方能独领风骚,永葆辉煌。 因此,有的老的,恨不能将小的掐死摇篮,同样,有的小的,也是巴不得将老 的开棺鞭尸。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个竞争着的,矛盾着的,发展着的,进步着的 世界里,这种现象,既是文学界新陈代谢的必然,也是文学观分道扬镳的必然,更 是人性中善恶正邪,相互冲撞的必然。 说是代沟也好,说是弑父也好,文坛上这种“俄底浦斯”情结,过去有,现在 有,将来也不是不会有。想开了,也就不会在意;不在意,也就无挂碍;无挂碍, 也就得大,自在。文学的潮流,从来就是这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李、 杜的诗篇光焰万丈的时候,初唐的王、杨、卢、骆,就退出文坛的中心位置。等到 元、白的唱和“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的时候,李、杜也就觉得不 新鲜了。 同样,当杜牧、李商隐、张祜等走上文学舞台中央的时候,白居易老先生自然 多少有过时之感了。正如当下的中国文坛一样,谁还记得二十多年前那些“洛阳纸 贵”过的新时期文学呢?谁还成天念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呢? 其实,这或许倒是文学发展的正常之道。 公元八一六年(元和十一年),人称鬼才的诗人李贺,像一颗殒星,在天空发 出炫目的光亮以后,迅即消失。才二十六岁的天才,突然夭折殒谢,对唐代中后期 的文坛而言,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随之而来的,八一九年(元和十四年)柳宗 元卒,八二四年(长庆四年)韩愈卒,八三一年(太和五年)元稹卒,八四二年 (会昌二年)刘禹锡卒,八四三年(会昌三年)贾岛卒。真有点像秋末初冬,风吹 霜打一样,树叶纷纷凋零,仅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了,一片肃杀萧条景象。白居易环 顾左右,也不禁生出“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的孤 家寡人感。 在中国,至少在唐朝,文学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与时代的精神,是紧密扣 系在一起的。国力强盛,文坛则满园春色,万紫千红。国事衰微,文人则凋零殒落, 一蹶不振。进入九世纪以来,由于节度之战,朋党之争,甘露之变,宦官之祸,帝 国便日益地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无法自拔,一直到黄巢暴动,走向灭亡为止。这一 段如今称之为“晚唐”的中国文坛,实际已是强弩之末,比之盛唐的璀璨诗篇,中 唐的珠玑文章,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了。 而到了公元八四六年(武宗会昌六年),时维八月,唯一剩下的,称得上承前 启后的扛鼎人物白居易,也终于老死于洛阳履道里他的府邸里,这年他七十四岁。 在唐代,活到这把岁数,算是高寿了。他的死,也标志着唐诗的命运,即将走向终 点。 我一直认为,杜牧这首《登九峰楼寄张祜》的七律,作于白居易的死年,绝非 偶然。而差不多同时,住在江苏丹阳寓地的张祜,接到杜牧的一件特快专递,邀其 池州一游,也不是无意的巧合。显然,任侠仗义,高蹈慷慨的杜牧,把白居易之死, 看作张祜有可能得到翻身的一次机会。通常情况下,按照中国的政治生态,文学前 辈健在的时候,哪怕只剩下一口气,那话语霸权的余威,在官方、半官方的护卫下, 仍有很大的覆盖力。但老人家驾鹤西去,有关方面不那么拘泥的话,网开一面,也 许有可能给张祜平反、改正。好像唐朝没有落实政策这一说,杜牧忙活了半天,张 祜也未能圆了他释褐为宦的梦。 无论如何,老朋友的盛情难却,张祜一路车船劳顿,风尘仆仆,赶到安徽贵溪。 那时,诗人必须当官才有好生活,一介布衣的张祜,就没有为池州刺史的杜牧牛皮 了。一位地方首长,手中的公权力,做这样的东道主,住好吃好玩好谅不难。杜牧 以前没邀请过张祜,以后也再未邀请,从那首凡读唐诗者无不知的“清明时节雨纷 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七绝,我们知道,要 想充分领略皖南的美,那斜风细雨,布谷催耕,那鱼跃碧水,杏花江南,那炊烟袅 袅,柳丝搦搦,那黛山渐碧,桃汛泛滥的阳春三月,才是最有情调,最有魅力的季 节。 那为什么不选择春天,而安排在秋天呢?显然,八月份白老先生撒手人寰,是 这两位年轻人迫不及待要相聚一下,要宣泄一下的重要因素。如今,他俩无论怎样 信口雌黄,老先生也不可能从他埋葬于洛阳龙门的墓穴里,跳出来弹压了。 杜牧和张祜,一个落拓不羁,一个风流蕴藉,都属于早年得意的青年才俊,有 点嚣张,有点狂妄,惹得老人家不高兴,自是不在话下。现在也弄不清楚是杜牧发 难在先,还是白居易串通元稹收拾张祜在后,还是老先生看不惯张祜的狂妄而动手 在先,还是杜牧为他的朋友出这口恶气而滋事在后,才有了这场文坛公案。 平心而论,杜牧在他所写的《李戡墓志铭》里,借李戡之口,攻击自居易和元 稹,实在是相当个人意气的。其实,他本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的诗句,说明他不是道学君子,可他批判的语气,却成了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也 是不令人信服的。“有元、白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又说 :“淫词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这当然要让白老先生很不受用的了,什么玩艺,你敢张嘴说我,你写的那些东 西,比我还不成体统呢! 人上了年岁,第一,容易敏感激动;第二,容易疑神见鬼;第三,容易轻信谗 言;第四,容易诉诸非理性行为。休看那时没有小报造谣,媒体裹乱,书商炒作, 出版社起哄,我估计老爷子,被杜牧这番上纲上线到“用法以治之”的声讨,肯定 血压升高,心律失常,得赶紧派人找御医,去开牛黄清心丸的。 白老虽老,可还没有糊涂,只是眼神早就不济,耳朵一直没有重听,对梗着脖 子,扬着脑袋,擦肩而过,连招呼也不打的年轻同行,也许眼错不见,不致心烦。 但年轻人拉圈子,立码头,占地盘,口出不逊,这种样子的张狂,就成为“孰可忍, 是不可忍”的可恶行为了。 再说了,这文坛之上,无论古今,哪位重磅人物身边,没有几个马仔,跑前跑 后,通风报信,没有一二蔑片,捣捣鼓鼓,添油加醋呢?就看当下京沪两地的文学 圈子里面,那些常见于刊物的名作家,常出观于报纸的名评论家,常抛头露面于荧 屏的文化名流,他们的周围能少了孟良、焦赞、张龙、赵虎,这些凶巴巴、狠歹歹 的左膀右臂吗?住在东都洛阳的白舍人,少不了有耳报神,长舌妇,什么杜牧在诋 毁您啦!什么张祜在糟改您啦!向他窃窃私语的。 白居易相当恼火,这是事实。不过,姜还是老的辣,因为杜牧已经在大和二年 登进士第,接着又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等于拿到双博士的学位,已属功成名就, 一下子掐不死,只好暂且由他。而张祜,白丁一个,元稹当过宪宗的宰相,很牛皮, 张祜能不能拿到功名,在他手中握着。白居易跟元是老哥们儿,一个电话关照过去, 此人很轻薄,很浮躁,拉倒了吧!于是有关部门,就按元相的主意行事。 在当时的诗坛上,张祜以写这类反映深宫禁院里,那些女性哀怨苦痛的作品见 长,是个写宫词的擅手。一首“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 前”,奠定了他在唐诗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唐诗记事》载:“杜牧之守秋浦,与 祜游,酷吟其宫词”,甚至在其《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中,专门提到了他的 这篇脍炙人‘口的诗:“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可见杜牧对张祜作 品喜爱赞赏的程度。 张祜之前,诗人王建(约七六七一约八三一),也是写“宫词”的名家,有人 誉为“宫词”的开山之祖。但评家认为王建作品犹如一幅幅风俗图画,较有史料参 考价值。而张祜则偏重于感情世界的开掘,心理状态的刻画,女性魅力的展现,美 学深度的探寻。所以,他的“宫词”能够传入禁宫,走进内廷,被宫女们按谱度曲, 填词演唱,用以消解愁闷,排除忧郁,借以表达情愫,抒发心声。我觉得,白居易、 元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位年轻诗人,能够拥有这样一批身份特殊的显贵读者, 才遭致莫名其妙的嫉恨的吧? 你把皇帝老子都唬弄住了,我们这些老同志怎么陪着陛下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