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正是因为诗之可歌,在唐朝,遂出现了歌手这一崭新的行当。 在中国,只有唐朝,这些职业歌手的名字,是正经八百地印在史籍上,写在文 人的作品里。我很钦佩唐朝的歌手,他们没有禁忌,没有教条,没有框框,没有任 何意识形态的心理阻隔,也没有任何香花毒草的选择踌躇,面对这些瞪着牛大的眼 珠子,视他(们)为异端的正统派,敢把西域胡人的音乐引进中原,敢将龟兹苏祗 婆琵琶七调视为华夏正声,敢将本土诗人的词章,大歌而特歌之。 在印刷术还没有出现之前,是歌手的声音,将诗人的文字,覆盖在整个大唐王 朝的全部版图之上。无妨如此说,实际上是唐朝的歌手,将唐朝的诗人,送上缪斯 的神殿。 “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播于弦管。”(《旧唐书·武元衡传》) “李益每作一篇,教坊乐人,至以贿求取。”(《旧唐书·李益传》) “军使高霞寓,欲聘诸娼伎,伎大夸曰:”吾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 ‘“(白居易《与元九书》) 诗人成为香饽饽,诗篇成为抢手货,而那位李白,竟大马金刀地不买唐玄宗的 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盛况,既空前,更绝后,也就只 有浪漫的唐朝才会出现。 盛唐诗歌之所以盛,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和歌手珠联璧合的结果。诗到盛唐, 蔚为大观,云蒸霞蔚,众星璀璨,歌手对他们作品的演绎,传播,推广,媒介,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同样,诗人的华彩词章,珠玑文字,为歌手们的演唱, 拓展想象空间,深入情感境地,扩大美学视野,放眼广阔世界,在艺术的完美创造 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这种相得益彰的精诚合作中,诗人和歌手,常常结 下深厚的情谊。 我估计,当时的诗人,相当感念这些歌手,至今,在《全唐诗》中,我们还能 读到留在诗人笔下的,如李氏兄弟,如米氏父子,如八郎李衮,如念奴等等歌手名 字。因此,玄宗开元年间,既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唐诗的鼎盛时期,更是唐朝 歌手这个行当的鼎盛时期。 说来也许要让今天那些当红的歌星嫉妒,别看他们在屏幕上连跳带蹦,连吼带 叫,和他们一起疯狂的歌迷,基本都是他们的同辈人,更多的是中学生。而当唐朝 的歌手出场献艺的时候,谁是他们的追星族,恐怕当今那些红歌星连做梦也不敢想 的。 一国之主,九五之尊,人称风流李三郎的李隆基,居然带头为之鼓掌叫好,为 之神魂颠倒。“宫伎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 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 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媚,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 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伎中帝之钟爱也。” 领衔文坛的诗人李白,翰林待诏大学士,也不嫌肉麻兮兮地来凑这份热闹,甘 为女歌手的“粉丝”。“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 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至半酣,词客李白恃醉戏曰:”顷闻王有宠姐 善歌,今酒有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 ’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五代·王 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由于帝王的提倡,由于诗人的支持,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为快活一族,过着养 尊处优的日子,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府邸不亚贵族,车马拟于王侯。以开元时期 最有名的李氏兄弟为例,据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 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 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僭移之制,逾于公侯。家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 都下。”这三弟兄在洛阳盖的连跨数坊的大宅门,恐怕当下那些红得发紫的歌星, 未必有这份财力。若是在五环路外,买幢花园洋房,在远郊区县,盖栋郊区别墅, 应该不算困难。而要他们投入上亿资金,去修一座恭王府式的建筑群,估计是力不 胜任的。 所以,真浪漫,要有真本钱。开元年间这种自上而下的浪漫,就是建筑在这样 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说实在的,在玄宗开元之治前的唐朝,并非如一些历史 学家所鼓吹的,是那样一个尽善尽美的大唐盛世。 据近人钱穆的观点,“(唐)贞观时代的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隋)大业”, 他认为,“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 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隋朝的综合国力,远胜于李世民、李治、武 则天所经营的唐。“在其(隋炀帝)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国史 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