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正是因为诗之可歌，在唐朝，遂出现了歌手这一崭新的行当。

    在中国，只有唐朝，这些职业歌手的名字，是正经八百地印在史籍上，写在文
人的作品里。我很钦佩唐朝的歌手，他们没有禁忌，没有教条，没有框框，没有任
何意识形态的心理阻隔，也没有任何香花毒草的选择踌躇，面对这些瞪着牛大的眼
珠子，视他（们）为异端的正统派，敢把西域胡人的音乐引进中原，敢将龟兹苏祗
婆琵琶七调视为华夏正声，敢将本土诗人的词章，大歌而特歌之。

    在印刷术还没有出现之前，是歌手的声音，将诗人的文字，覆盖在整个大唐王
朝的全部版图之上。无妨如此说，实际上是唐朝的歌手，将唐朝的诗人，送上缪斯
的神殿。

    “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播于弦管。”（《旧唐书·武元衡传》）

    “李益每作一篇，教坊乐人，至以贿求取。”（《旧唐书·李益传》）

    “军使高霞寓，欲聘诸娼伎，伎大夸曰：”吾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
‘“（白居易《与元九书》）

    诗人成为香饽饽，诗篇成为抢手货，而那位李白，竟大马金刀地不买唐玄宗的
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盛况，既空前，更绝后，也就只
有浪漫的唐朝才会出现。

    盛唐诗歌之所以盛，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和歌手珠联璧合的结果。诗到盛唐，
蔚为大观，云蒸霞蔚，众星璀璨，歌手对他们作品的演绎，传播，推广，媒介，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同样，诗人的华彩词章，珠玑文字，为歌手们的演唱，
拓展想象空间，深入情感境地，扩大美学视野，放眼广阔世界，在艺术的完美创造
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这种相得益彰的精诚合作中，诗人和歌手，常常结
下深厚的情谊。

    我估计，当时的诗人，相当感念这些歌手，至今，在《全唐诗》中，我们还能
读到留在诗人笔下的，如李氏兄弟，如米氏父子，如八郎李衮，如念奴等等歌手名
字。因此，玄宗开元年间，既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唐诗的鼎盛时期，更是唐朝
歌手这个行当的鼎盛时期。

    说来也许要让今天那些当红的歌星嫉妒，别看他们在屏幕上连跳带蹦，连吼带
叫，和他们一起疯狂的歌迷，基本都是他们的同辈人，更多的是中学生。而当唐朝
的歌手出场献艺的时候，谁是他们的追星族，恐怕当今那些红歌星连做梦也不敢想
的。

    一国之主，九五之尊，人称风流李三郎的李隆基，居然带头为之鼓掌叫好，为
之神魂颠倒。“宫伎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
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
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媚，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
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伎中帝之钟爱也。”

    领衔文坛的诗人李白，翰林待诏大学士，也不嫌肉麻兮兮地来凑这份热闹，甘
为女歌手的“粉丝”。“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
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至半酣，词客李白恃醉戏曰：”顷闻王有宠姐
善歌，今酒有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
’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五代·王
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由于帝王的提倡，由于诗人的支持，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为快活一族，过着养
尊处优的日子，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府邸不亚贵族，车马拟于王侯。以开元时期
最有名的李氏兄弟为例，据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
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
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僭移之制，逾于公侯。家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
都下。”这三弟兄在洛阳盖的连跨数坊的大宅门，恐怕当下那些红得发紫的歌星，
未必有这份财力。若是在五环路外，买幢花园洋房，在远郊区县，盖栋郊区别墅，
应该不算困难。而要他们投入上亿资金，去修一座恭王府式的建筑群，估计是力不
胜任的。

    所以，真浪漫，要有真本钱。开元年间这种自上而下的浪漫，就是建筑在这样
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说实在的，在玄宗开元之治前的唐朝，并非如一些历史
学家所鼓吹的，是那样一个尽善尽美的大唐盛世。

    据近人钱穆的观点，“（唐）贞观时代的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隋）大业”，
他认为，“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
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隋朝的综合国力，远胜于李世民、李治、武
则天所经营的唐。“在其（隋炀帝）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国史
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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