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在上海丢过一个钱包。是我一位朋友从长沙来，我去火车站接他，从桂平路
上的士，到徐家汇地铁口下，为赶时间，手忙脚乱中便把钱包掉在了车上。走了几
步，忽觉得少了什么东西——人便是这样有感觉的，左顾右盼，满身一拍，啊也，
钱包！抬头望那的士，已在人堆中作鼠窜蛇行，霎时不见了影子。更证实是那司机
拾到了，因我就坐在他身边副驾驶位上。他是那么的心虚，急着要逃掉。

    好在我下车时尚记得在码表上扯了票，那上头有出租车公司投诉号码。幸喜手
机也在，于是一电话打过去。公司问了情形，说他们会找到司机询问。过了一刻，
公司回电，说司机是找到了，但他说根本没看到有什么钱包。我说我敢肯定是在车
上。公司说我们也没有证据，确定是他捡了。他不承认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侬损失大不大呢？”

    我印象里，上海的出租车公司是负责任的，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却不怎么地道。
我这样说又有一个证明：有回我从虹桥机场出来打出租，人没上车，司机便问去哪
里。我说是漕宝路，司机把眼白翻出来，道，侬上后头的吧。漕宝路离机场不远，
司机候客半天，等来一个只有一二十块钱车程的主，极不心甘。这可以理解，但若
拒载客人，则失了起码职业道德，叫人不可忍受。故我亦来了湖南人的蛮脾气，霸
王硬开弓，偏是上了这辆车。司机嘴里咕咕哝哝怨气冲天，我脑壳一偏，道，你会
不会骂娘？骂娘好听得多呢你骂骂看！

    我钱包里的现金倒不多，有两张卡，有一些票据，关键是身份证，我得回湖南
补办。所以那段时间我在上海，是一个没有身份的家伙。我是谁？没人能证明，包
括我自己。想起来这是有些黑色幽默的。

    有人告诉我，说在上海打的士要打强生公司的，因他们的服务好，若是拒载，
投诉之后，那司机是要受处罚的。虽然纪律不等于服务，但我每回打强生公司的车，
确实，那服务态度可是有板有眼，令人佩服。上海的出租车司机若全是像这样，则
人们对上海的印象必定美丽得多。

    我在上海，夜来常同朋友去泡吧。深夜里打的回来，车窗外仍是灯海一片，如
繁华浩渺的一个梦。每回如此一瞥，我就来想，这就是周璇婉婉啼啼唱过的那个夜
上海吗？

    丢钱包那一回，一九九八年，在上海我是住了一年多。就住在桂平路，离徐家
汇很近，却显得冷清，且有一点邋遢模样，给人一种城乡结合部的错觉。那一年荔
枝丰收，我住的那个社区大门对面是个蛮大的菜市场，我天天到那里买荔枝来吃，
便宜到五块钱可买得两斤。如苏东坡那样，“日啖荔枝三百颗”。结果吃得上火，
牙龈肿痛，到夜半恨不得下地找钳子。前两年我到上海，去看陈村的新居，却原来
他亦是搬到了桂平路，在我先前住的那个社区的马路斜对面。隔了几年我去看时，
那桂平路变化仍是不大，远不如上海其他的地方摩登响亮。陈村住的那个社区，有
个小小租碟的店，我那时周末常去租碟来看。没什么好碟，多的只有美国的警匪片。
租回来往碟机里一放，一会儿满屋子枪声大作。

    我那一年在上海时，陈村是住在万科花园，我觉得那里环境很不错，唯一的缺
点是隔虹桥机场过近，头上时不时有飞机低空掠过，声震耳鼓。我那时在漕宝路最
高的一幢地标写字楼里办《环球企业家》杂志。编辑人手皆是我招的，是一群可爱
之极的年轻人。上海的人力资源真是好，随便一招，个个是才俊。差不多每个星期
我要率这班小年轻跑到万科花园里一家名叫“黑三娘”的川菜馆去吃放了磨芋的泰
安鱼同辣子鸡丁，喝巨多啤酒，顺便把陈村也叫下来吃饭聊天。他腰腿不好，骑在
自行车上慢慢滑过来。“久仰久仰！”年轻人头一回见陈村，皆起身招呼。陈与年
轻人极有缘，何况那时他又在“榕树下”当文学版主，我们编辑部年轻人皆是网虫，
故对陈尤其景仰，如同见了教主一般。

    陈村是我老友。一九八四年我头一回参加文学笔会，在烟台的葡萄山上，即与
他相识。此后几乎每回到上海，我皆要去看他。他婚后浦东浦西的搬过几回家，我
亦都去过，是我在文学界朋友中过从最多的人。一九八五年我与阿城同届获奖，在
南京颁完奖后二人又同到沪上玩，住巨鹿路上海作协院子楼上亭子间里。陈来看我
们，身上带了好几包烟。而那一晚上，我们三个人聊天竟至通宵。把陈村带来的烟，
及我与阿城自己身上的烟悉数抽完，到天亮时低眉一看，恍若激战后的壕堑，狼烟
里是子弹壳一般的烟头弃满一地，蔚为壮观。但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次聊天，因
阿城与陈村皆是世上最聪明的人，说起话来喷玑吐珠，妙不可言，令人神往。我记
得我言语最少，一直笑笑的，快活得不得了。

    因为有个陈村，上海变得很可亲近。而他又教我网上的生活，隔几日便发来些
有趣的网址。我的第一台手提电脑，亦是在上海买的，就在徐家汇的“百脑汇”。
一有问题，就电话询陈村。他是作家中最会玩电脑的。又经常半夜里在网上同人下
围棋。电话里告诉我说，昨晚上那人不要脸，到早上下不赢就跑了。我笑笑说，那
岂不是报道敌军宵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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