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看来,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过的马列主义施之于别人, 自由主义行之于自己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过去绝无的事情。在唐代,雄 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调,大批判,一面犯糊涂,做蠢事,说一套,做一套, 最终死于饵食丹药上。而且,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他的继承人,宪宗,穆宗,敬宗, 武宗,宣宗等帝,几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他的这条饵药 致死之路。 由于求不死而死,由于饵药石而亡,几乎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高祖朝的 杜伏威,瓦岗寨式的袅雄,“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肃、代宗朝的李泌, 一个聪明透顶的政客,因“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宪宗朝的李道 古,一个方士掮客,逢人推销不死之药,他自己也“终以服药,呕血而卒”。(《 旧唐书》) 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冲动的一群,文人怎么 不为风气所动,怎么能自外于这个大潮流呢?公元八四O 年(文宗开成五年),白 居易写过一首《戒药诗》,既描写上层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热,也反映了那时文人 热衷此道的趋之若鹜: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 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城中 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如身存,吾闻诸老氏。 白香山的这首《戒药诗》,别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开,说得漂亮,唱得好听, 其实诗人本人,也是服食不死药的坚定分子。公元八三七年(开成二年),老先生 的一首《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五律,就是诗人的不打自招了。实际上,他和李抱真、 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样,也曾经在自家院子里炼丹熬药的,不过规模要小一点 罢了。如果说大臣们是工厂化生产,诗人们就是小作坊作业,而且因为烧丹不成, 诗人很感郁闷,只好靠家乡的河东桑落酒,给自己增加一点残剩之爱,一点败破之 情,和坚壮不起的一点阳刚之气了。 老文人的可怜挣扎啊!这些年来,一些文章过气,风流已逝,岁月不再,齿豁 脸皱的老前辈,老名流,老领导,老作家,看红颜别抱,忍欢场冷落,那一对酸出 醋汁来的昏花老眼里,流露出相当难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坛这辆公 共汽车,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车,还努力朝齿白唇红、胸丰臀满的美女作家那边 凑过去。白居易的诗,就是这种心态了。 白发逢秋短,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赖有杯中渌,能为面上 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提到白乐天,揭了老诗人的一点底。说他“未能 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大深,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白居 易自分司洛阳以后,在履道里定居下来,为了自娱自乐,府邸里还设了一个私家歌 舞伎班。叶梦得提到的这两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蛮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 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员,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钟爱。 我想,诗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请外来的和尚炼丹,只好自己点火添柴,配 药加料,察看火候,围炉巡视,为这些歌舞班里的红粉知已,老先生也必须要造药, 要服药,以便贴身呵护,老树开花。 虽然累一点,可自有古代“伟哥”所提供的乐趣。老实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 快乐生活,远非当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钱者虽然很多,但要 让他办一个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团,恐怕还没有这等气魄。第一,中国当代富翁级作 家,多为农民出身,很难领会,更难学会白居易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享受;第二,虽 然卷起的裤脚是放下来了,但是腿杆上的泥巴尚未洗净,小农经济思想也不是三朝 两夕就能根除。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家不肯出钱,自掏腰包,还不如多找几位三陪 小姐,打打茶围,来得经济实惠呢。 他在写《戒药诗》的前一年,公元八三九年(开成四年),诗人这年六十八岁, 患了风痹症,估计当为帕金森氏综合症。终于万般无奈,忍痛割爱,将这些青春貌 美,鲜活高丽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他的公馆,垂泪而别。因此,在放遣诸妓 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爷子,欲望未减,雄心不已,恐怕离不开这种“资嗜欲”和 “延甲子”的壮阳药。 由于朝野上下求不死药的风气盛行,由于文人学士服强壮剂的时尚大兴,相对 来说,因为服药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七十岁时的白居易,有一首《思旧》诗,一 下子让我们看到,至少他的朋友,如元稹,如杜元颍,如崔群,如韩愈,耽迷斯道 而撒手西去,成为不死药的牺牲品,从此人鬼异途,阴阳阻隔。这位老人家不禁为 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会班子,放走那几位小姐,而能苟存下来,自然要额手称庆 的了。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 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 微之炼秋古,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 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余不服食,老命反迟延。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 牵。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饥来吞热面,渴来饮寒泉。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 田。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齿牙未缺落,肢体尚轻便。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 眠。且进杯中物,其余皆付天。有人说服硫磺的退之,不是韩愈,因为韩愈是个圣 人,圣人不干这种非圣人的事。但据近人陈寅恪考证:如元稹杜元颍崔群,皆当时 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 黎莫属矣。考陶谷《清异录》载昌黎以硫磺饲鸡男食之,号曰“火灵库”。陶为五 代时人,距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 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 其实,也不必为圣人讳,圣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一点,陈寅恪的见解, 十分精辟。且不论中国文人的矫情伪饰;佯狂张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 手,笔之四点不能成一线,从来就是如此这般。若以总体而论,当这些文人处于一 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别异秉的极个别者,几乎无一能在风气之裹挟下,开顶 风船,逆行不止;同样,也几乎无一能在潮流之冲决中,砥柱中流,悖势而动。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踟蹰前行的韩愈,能有这种大智大勇吗? 这使我想起“文革”晚期,简直不可思议的,没有号召,没有动员,没有开大 会,也没有听传达,忽然间,打公鸡血,喝红茶菌,站鹤翔桩,作甩手疗,乃至于 耳能听字,眼能透视,特异功能,五花八门,凡诸如此类的荒谬,无不望风披靡。 现在想想,与唐代匪夷所思的服药行为,从本质上来讲,公元七八世纪的中国人和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究竟存在着多大差别呢?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来,孔孟之道,讲求中庸,但中国人要是一窝蜂起 来,常常是相当不中庸的,尤其被蛊惑到集体无意识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无所 不用其极,往往偏激别扭到毫无理性可言。所以,风气这东西,潮流这东西,引导 得好,有助于社会进步,引导得不好,变成一股祸水,那一定会贻害无穷的。 唐朝的不死药,虽然已是陈年往事,一个历史的笑话而已。但为什么兴起之勃, 势头之盛,邪恶之广,为患之深,确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