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看来，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过的马列主义施之于别人，
自由主义行之于自己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过去绝无的事情。在唐代，雄
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调，大批判，一面犯糊涂，做蠢事，说一套，做一套，
最终死于饵食丹药上。而且，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他的继承人，宪宗，穆宗，敬宗，
武宗，宣宗等帝，几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他的这条饵药
致死之路。

    由于求不死而死，由于饵药石而亡，几乎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高祖朝的
杜伏威，瓦岗寨式的袅雄，“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肃、代宗朝的李泌，
一个聪明透顶的政客，因“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宪宗朝的李道
古，一个方士掮客，逢人推销不死之药，他自己也“终以服药，呕血而卒”。（《
旧唐书》）

    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冲动的一群，文人怎么
不为风气所动，怎么能自外于这个大潮流呢？公元八四O 年（文宗开成五年），白
居易写过一首《戒药诗》，既描写上层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热，也反映了那时文人
热衷此道的趋之若鹜：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
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城中
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如身存，吾闻诸老氏。

    白香山的这首《戒药诗》，别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开，说得漂亮，唱得好听，
其实诗人本人，也是服食不死药的坚定分子。公元八三七年（开成二年），老先生
的一首《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五律，就是诗人的不打自招了。实际上，他和李抱真、
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样，也曾经在自家院子里炼丹熬药的，不过规模要小一点
罢了。如果说大臣们是工厂化生产，诗人们就是小作坊作业，而且因为烧丹不成，
诗人很感郁闷，只好靠家乡的河东桑落酒，给自己增加一点残剩之爱，一点败破之
情，和坚壮不起的一点阳刚之气了。

    老文人的可怜挣扎啊！这些年来，一些文章过气，风流已逝，岁月不再，齿豁
脸皱的老前辈，老名流，老领导，老作家，看红颜别抱，忍欢场冷落，那一对酸出
醋汁来的昏花老眼里，流露出相当难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坛这辆公
共汽车，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车，还努力朝齿白唇红、胸丰臀满的美女作家那边
凑过去。白居易的诗，就是这种心态了。

    白发逢秋短，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赖有杯中渌，能为面上
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提到白乐天，揭了老诗人的一点底。说他“未能
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大深，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白居
易自分司洛阳以后，在履道里定居下来，为了自娱自乐，府邸里还设了一个私家歌
舞伎班。叶梦得提到的这两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蛮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
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员，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钟爱。

    我想，诗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请外来的和尚炼丹，只好自己点火添柴，配
药加料，察看火候，围炉巡视，为这些歌舞班里的红粉知已，老先生也必须要造药，
要服药，以便贴身呵护，老树开花。

    虽然累一点，可自有古代“伟哥”所提供的乐趣。老实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
快乐生活，远非当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钱者虽然很多，但要
让他办一个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团，恐怕还没有这等气魄。第一，中国当代富翁级作
家，多为农民出身，很难领会，更难学会白居易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享受；第二，虽
然卷起的裤脚是放下来了，但是腿杆上的泥巴尚未洗净，小农经济思想也不是三朝
两夕就能根除。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家不肯出钱，自掏腰包，还不如多找几位三陪
小姐，打打茶围，来得经济实惠呢。

    他在写《戒药诗》的前一年，公元八三九年（开成四年），诗人这年六十八岁，
患了风痹症，估计当为帕金森氏综合症。终于万般无奈，忍痛割爱，将这些青春貌
美，鲜活高丽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他的公馆，垂泪而别。因此，在放遣诸妓
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爷子，欲望未减，雄心不已，恐怕离不开这种“资嗜欲”和
“延甲子”的壮阳药。

    由于朝野上下求不死药的风气盛行，由于文人学士服强壮剂的时尚大兴，相对
来说，因为服药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七十岁时的白居易，有一首《思旧》诗，一
下子让我们看到，至少他的朋友，如元稹，如杜元颍，如崔群，如韩愈，耽迷斯道
而撒手西去，成为不死药的牺牲品，从此人鬼异途，阴阳阻隔。这位老人家不禁为
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会班子，放走那几位小姐，而能苟存下来，自然要额手称庆
的了。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

    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

    微之炼秋古，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

    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余不服食，老命反迟延。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
牵。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饥来吞热面，渴来饮寒泉。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
田。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齿牙未缺落，肢体尚轻便。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
眠。且进杯中物，其余皆付天。有人说服硫磺的退之，不是韩愈，因为韩愈是个圣
人，圣人不干这种非圣人的事。但据近人陈寅恪考证：如元稹杜元颍崔群，皆当时
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
黎莫属矣。考陶谷《清异录》载昌黎以硫磺饲鸡男食之，号曰“火灵库”。陶为五
代时人，距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
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

    其实，也不必为圣人讳，圣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一点，陈寅恪的见解，
十分精辟。且不论中国文人的矫情伪饰；佯狂张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
手，笔之四点不能成一线，从来就是如此这般。若以总体而论，当这些文人处于一
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别异秉的极个别者，几乎无一能在风气之裹挟下，开顶
风船，逆行不止；同样，也几乎无一能在潮流之冲决中，砥柱中流，悖势而动。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踟蹰前行的韩愈，能有这种大智大勇吗？

    这使我想起“文革”晚期，简直不可思议的，没有号召，没有动员，没有开大
会，也没有听传达，忽然间，打公鸡血，喝红茶菌，站鹤翔桩，作甩手疗，乃至于
耳能听字，眼能透视，特异功能，五花八门，凡诸如此类的荒谬，无不望风披靡。
现在想想，与唐代匪夷所思的服药行为，从本质上来讲，公元七八世纪的中国人和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究竟存在着多大差别呢？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来，孔孟之道，讲求中庸，但中国人要是一窝蜂起
来，常常是相当不中庸的，尤其被蛊惑到集体无意识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无所
不用其极，往往偏激别扭到毫无理性可言。所以，风气这东西，潮流这东西，引导
得好，有助于社会进步，引导得不好，变成一股祸水，那一定会贻害无穷的。

    唐朝的不死药，虽然已是陈年往事，一个历史的笑话而已。但为什么兴起之勃，
势头之盛，邪恶之广，为患之深，确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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