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到了我们初中毕业的一九四○年春天,发生一件大事:声讨和反对卖国贼汪精 卫汉奸政权登台的示威活动,后来就称为“反汪运动”。从前年下半年起,爱国报 纸就不断揭露原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公然破坏抗战的谬论。 到这年年初,这个大汉奸在日本侵略者指使下纠集一帮民族败类,到上海偷偷摸摸 地拼凑班底,准备三月底去南京粉墨登场。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领导的学生救亡协 会(“学协”)发动大中学生罢课示威,声讨汪逆卖国求荣。学校当局和老师采取 默许的态度,因为老师们都怀有国仇家恨,心思同学生是一样的。我们的校舍原是 借静安寺路斜桥弄(今南京西路吴江路)弄堂房屋,没有操场和礼堂,无法开大会, 反汪活动只得分散进行。高年级的“学协”小组分配给我们班的任务,就是写标语、 贴标语。头一天下午,大家先凑钱去买一批红绿纸,裁成长纸条,找来笔砚,在教 室里分头写起来,从下课以后一直忙到很晚才回家,标语上大都写“坚持抗战,反 对投降!”“平而后能和!”“打倒卖国贼!”(租界当局不允许公开出现“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字样)。署名一律为“初中二九级”,意思是初中部民国二九年毕 业班,用现在词汇就是初中四0届。我和不少同学平时很少练字,歪歪扭扭的毛笔 字写在标语上非常难看,根本拿不出手。幸亏同班的黄锡畴写得一手好字,标语大 都由他一人包了。这位同学平时不声不响,不像我们那样喜欢哗里哗啦,到紧要关 头却显出真本事,如果没有他,我们班写标语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第二天早晨,到学校集中以后,便分头卷起标语,提着浆糊桶上街。先在学校 门口斜桥弄和附近的静安寺路、王家沙一带的商店门口、电线杆上张贴,然后又贴 在过往的电车公共汽车上。站在马路当中拦住一辆辆小轿车,在车屁股上刷上一张。 司机一见我们迎上来,点点头立即煞车;有的车主人虽然不高兴,也不敢发作,只 能冷冷地瞪我们一眼,他明白只要表露一点不满,立刻就会遭来一句“汉奸”的责 骂。我们早就听说附近私立上海中学校长陈某已经“落水”附逆当了伪政权的什么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消息,就成群结队赶去成都路支援“私上中”同学的“反 汪”活动。到了那里,操场上已是人山人海,正在举行声讨大会。我们挤不进去, 又听不清楚,只好在附近马路上将带去的标语传单一齐贴完撒完,仿佛向日本侵略 者和它卵翼下的傀儡政权射出一批复仇子弹。沿着静安寺路走回学校时,大家都很 兴奋,三五成群地在人行道上高声谈笑,真正感到为伟大的抗日战争尽了一分微力, 成为祖国大地上熊熊燃烧的抗日怒火中一个小小的火花。 从青海路口走进斜桥弄,车辆行人少了,比较安静些,大家就放开歌喉唱起来。 先还是唱《松花江上》,唱到“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觉得太伤感了,没有劲, 就说还是唱《毕业歌》!没有人领唱,没有人指挥,大家一起开口:“同学们,大 家起来……”一边走,一边唱,顾不上满脸通红,浑身冒汗,仿佛正走向战火纷飞 的战场。“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 的兴亡!”唱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学校门口。 从那一天起,我们这群少年人都似乎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起来。对我来说,这 也是头一遭参加有组织的抗日爱国活动。 “反汪”运动过后不久,就到了毕业前夕。经过一场共同战斗,同学问友谊更 深一层,都有点儿依依不舍,互相留言,送照片,写住址,作为纪念。有的同学说 毕业后可能到大后方去上高中,更觉得从此万里关山,连天烽火,不知什么时候才 能重见,季钟铭先生以物理教师的口吻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了这样几句:“中华民族 已经不是一盘散沙,而是水门汀了,尽管现在有几个小甲虫钻进去,一旦硬化,那 便是它们的坟墓了。”这几句含意深长的话,一直记到现在。 我仔细看常州寄来的那份同学名册,从前边的杜永乐、孙希琰、包明仪、谈咏 夏等十几位女同学到最后几位比我们大几岁的许生金、黄金春、陈福樵、陈登善, 一个一个地回。忆他们和她们的面容,大部分都还想得起,几位当时的要好同窗李 延宁、张明德、周自求、石霭春、崔学明、沈允笃、须寿南、傅贤云、周龙官等几 位,更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可惜除了十年前猝逝的李延宁和现在还在无锡还有往 来的张明德,其他诸位都已几十年不通音讯。名册上其余六十多位同学更是离校后 就再没有联系,此刻,我真想念他们,算起来都是八十上下的人了,不知他们如今 身在何处,还能记得上海吴江路上的母校,还能记得六十五年前的“毕业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