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这样一个尸骸遍野、白骨如山的中国大地上，晚唐、五代词的总集《花间集
》，从第一首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到最
后一首李殉的《河传》：“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整本书悉是男情女爱，浓桃
艳李，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长词短令，美则美矣，可除了美之外，你不觉得这些
诗人没心没肺，在那儿装孙子吗？

    最差劲的莫过于韦庄，他曾经以关中的大战乱、大灾难为背景，写了一首千余
言的长诗，题曰《秦妇吟》，因此得名，人称之为“秦妇吟秀才”。后来，他入蜀
为相，正如当下文坛，谁不写性谁就落伍一样，他的为民鼓呼的诗篇，到了成都，
与流行的花间风格大相径庭，这位老兄竟然感到很难为情，将这首长诗，偷偷藏到
不见天日的敦煌莫高窟中去了。这种受文坛风向的左右，而不能自已的作家诗人，
是最没起子的一拨。

    这部中国最古老的词选，成书者赵崇祚生平不详。据欧阳炯序，可以断定他是
一位五代时的书商、出版家，或者是资深编辑。看他的艺术趣味，倒与当代那些爱
“写”裤裆文学的作家，和爱“出”裤裆文学的出版家，不谋而合，心心相印。赵
崇祚对于情爱文字、性欲隐喻、肉感陈述、狠亵动作，所表现出来的偏执的癖爱，
与中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学精神，是相当不一致的。不过，他还没有堕落到只会脱
裤子，他还拥有较高的艺术审美水平，这正是《花间集》的价值所在。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位先生，有其叛逆正统的可贵之处，也有鼓吹情色的消
极一面。

    《花间集》辑得共十九家，达五百首词，着力于消闲，热衷于情致，悉皆卿卿
我我，尔侬我侬，香艳感性，华彩都丽的词曲，称得上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情色
之外无他物的一部纯软性读物。在这部《花间集》中，社会现实不屑一顾，民间疾
苦置若罔闻。诗人躲进象牙之塔养尊处优的结果，具有民族精神的大雅之作，具有
时代风貌的经典之作，能够传唱千古的黄钟大吕，能够家弦户诵的传世名篇，便统
统交了白卷。

    欧阳炯受“卫尉少卿宇弘基”（是否即为赵崇祚，巳无考）之约，为《花间集
》作序，这样介绍：“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
红楼夜月，自锁嫦娥。”炯为孟蜀宰相，蜀亡，后入宋，为翰林学士，这自然是指
像他这等官僚阶层的浮华生活而言。而五代十国时那些帝王，则更加骄奢淫逸，放
荡堕落。前蜀王衍，终日与狎客词臣，酣饮赋诗；后蜀孟昶，沉湎于歌舞，放荡于
伎乐；南唐的李球、季煜，则更是不问国事，只知醇酒妇人的帝王，耽于安乐，迷
于奢纵，一直到国破家亡。所以，侈汰浮靡，淫乱颓唐，是中原战乱以外相对稳定
的边陲属国，从统治者，到贵族，到官僚阶层，到士大夫的上层社会风尚。

    《花间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现，作家被潮流吸引，去写这类香艳文字，
读者被潮流所导向，去买浓词艳曲。然后，供求双方的互动，驱使出版家为钞票拼
命，这样，又对文学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要钱要名的作家诗人又拼命炮制，
恶性循环，便成为一股文学浊流。

    中国文人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盲动，是将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做到完蛋做到不
知伊于胡底的推力。中国文学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救赎的命运，绝非危言耸听，
而是命中注定的必然。要知道中国文人这支队伍，基本上是由农民和小市民组成的，
而农民的短期行为，和小市民的投机心理，决定了他们热衷于写贵族，写官员，写
上层，写白领，写有钱的老板，写以上这各色人等的声色犬马。而所有这些从农民
和小市民阶层走出来的文人，没有一个不朝思暮想当上假贵族，过上花天酒地的生
活。而几乎绝大多数的作家诗人，无一不随波逐流，为时尚和风气所裹胁。第一个
敢写到肚脐，第二个绝对敢写到脐下三寸，第三个，二话不说，先脱光裤子再讲。

    《花间集》所以能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五代的诗人要稍稍高尚
些，不那么下作和下流。同样，吴趼人有滋有味地写了花花世界，固然品格不高，
趣味低下，但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于满清的颟顸腐败，列强之压迫欺
凌，世风之江河日下，百姓之民不聊生，力抒愤懑，也还是令读者体念到他是一个
有血有肉有激愤的文人，因此能够与之产生强烈共鸣。

    现在回过头去看五代十国那半个世纪里的文人，“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
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炯书序），沉浸在绮筵幽
会，含情无语，绣屏灯斜，锦帷鸳被，暮雨朝云，旧欢新梦，晚逐香车，驰骋轻尘
的无忧天堂里，不过是闭着眼睛，背过脸去，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

    幸亏只是五十多年，要是迁延五百年，中国文学早就寿终正寝了。

    到了北宋，欧阳修就说：“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这里所说的“弊”，也就
是对追求绮丽，竞作香艳，形成互相效尤的这股潮流的否定。正是这潮流，造成一
代作家对于时代，对于现实，对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失语。

    到了南宋，陆游为当时出版的宋版《花间集》作跋时，愤而写道：“花间集，
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
哉！或者，出于无聊耶！”

    欧阳修倡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艺复兴大师，陆游是饱经忧患、
心系元元的爱国诗人，他们对五代文人能在民不聊生之际，竟写出如此优哉游哉的
文字，感慨良多，予以反思的同时，不禁表示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发自良知的声音，是值得每个为文者深思的。

    从鲁迅的《唐朝的钉梢》，联系到这部《花间集》：一，对于古人写爱，写情，
写性之长的认识；二，对于古人背离时代，背离现实，背离百姓之短的警惕。如果
能给自己一点启示，那真是太好事了。若如此，也许数百年后，不致被人骂我们这
一代文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失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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