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舅还爱养鸽子。南屋是牛棚,也是鸽子房,靠房顶儿一排,是大舅用秫秸杆 儿做的鸽子窝。平时,我爱坐在堂屋门口儿的台阶上,看着屋檐上的鸽子出神儿。 有两只鸽子,除了眼睛是红的,通体没有一根杂毛儿,一身白,白得比大舅种出来 的棉花还白。另有两只白鸽子,头顶儿上就像有谁用毛笔点了个黑点儿,瞪着红眼 睛,歪着头看你。还有两只白鸽子,好似有人不小心把墨汁甩到翅膀上了,人称花 大哥、花大姐,它们正嘴对嘴玩儿呢,就像孩子们过家家。屋檐的最边儿上是一对 蓝灰色的鸽子,羽毛在太阳下闪着亮光,个头儿大的一只,一抬头一低头地围着另 一只叫,脖子胀得粗粗的,不一会儿,它竟踩到另一只身上去了。我很不平,喊起 来:它欺负人!大舅笑着:傻孩子,那是鸽子踩蛋儿,小两口儿好着呢,过些时候, 它们会像你刚才看到的花大哥、花大姐那样“换食”(噢,花大哥花大姐嘴对嘴, 原来是换食),再以后,你就等着看孵出来的小鸽子吧。孵出小鸽子来的时候,大 舅就踩着梯子上去,把还不会飞的小鸽子拿给我们看,黄茸茸的嫩毛儿,喜欢煞人, 可大舅不让我用手摸,只准看。大舅还会做鸽哨儿,他的鸽哨儿是远近闻名的,有 单哨儿,有双哨儿,有浑洪的低音,有清脆的高音,给几只个大体壮的公鸽戴上, 飞起来,哨声划破晴空,几里地都能听见。小时候我常常指着天空,向一同玩耍的 小伙伴显摆说,那是我大舅的鸽子。 那时候我感到天底下最能的人就是大舅了。 平时,大舅总是笑眯眯的,尽着我们闹腾,很少大嗓门儿跟我们说话。他个儿 高,足有一米八以上,家里倘若需要取高处的什么东西,姥姥总是说,让你大舅举 着你去拿。有一次我还骑在他脖子上扬着小手摘桑葚吃,桑葚的汁液把我的手、嘴 唇、牙齿都染成绛紫色,下来的时候,怕摔着,赶紧用沾着桑葚,汁液的小手抱着 大舅的脸,他嘿嘿笑起来:我的脸快成唱戏的了。但有一次他生气了。那是个初夏, 我和表弟到张家菜园子井台上去玩儿,看见绿阴架子上结了许多葫芦,真但敌人仍 然要斩草除根,祸及亲属,我姥爷首当其冲。妈妈说,日本鬼子在汉奸指认下抓到 我姥爷之后,把乡亲们赶到村东场垣上,用大刀把我姥爷的头砍下来……妈妈泣不 成声。 一次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在不少地方饿死人的那年春节,我 作为大学生,饿回老家去了。姥姥和舅们、姨们,从牙缝里省出可吃的,送到我嘴 里。那年,姥姥的头发全白了,而大舅,好像脸变长了,个儿也显得更高了,大概 是因为瘦的缘故吧。为了一家老小生计,大舅早巳没有心思和闲情养鸽子,做笼子, 喂鸟儿……正经事儿还做不完呢。大舅是种地的好手,在生产队里,扶耧、扬场、 簸簸箕……这些传统的高技术活儿,非他莫属,而在农活之余或农闲时候,他则起 早贪黑,到周围赶集,为人补自行车带。他不只补车内胎,而且用热补的方法,补 车外带,这在方圆数十里,是他的绝活儿。那年春节期间特别冷,雪下得挺大,老 化不了,西北风吹到人脸上,像刀子似的。快到年根儿底下了,大舅还去赶集,天 黑前回来躺在炕上,我给他捶腰。他说,小瀛儿,你是个大学生了,你给我说说, 你们一家一辈子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革命,革到这会儿,怎么有的地方还会饿死人? 我答不上来。春节过后回学校时,大舅把我叫到一边,塞给我三十块钱:饿了,买 点吃的。那时候,农村一个工分儿是七分钱,一个壮劳力一年最多能挣两千来个工 分;我一个月的饭费是十块钱。 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妈妈离休住在北京,让大舅来这里玩些天。大舅 年逾古稀,可身板儿硬朗,腰不弯,背不驼,脸上虽然添了许多刀刻似的皱纹,但 是又让我看到了小时候看到的那种乐和劲儿,而且还是像当年喜欢我那样喜欢我的 两个孩子。白天,妈妈带着他看长城、香山、颐和园、故宫、天坛、北海……晚上 围在一起看那台十二叶像刚刚听过的童话中说的那种宝葫芦——只要手里拿着这种 宝葫芦,口中念念有词:宝胡芦、宝葫芦,我想要一盘包子,立马,一盘热腾腾的 包子出现在你眼前;宝葫芦、宝葫芦,我想要一杆红缨枪,红缨枪就来了。简直是 要什么有什么,神极了。于是,我和表弟商量,偷偷地,一人摘了一个葫芦带回家。 晚饭的时候,叫大舅发现了。哪儿来的?只得照实说。大舅腾地站起来,饭不吃了, 虎着脸,一手拉一个,把我们俩拽到张家,鞠躬,赔罪。那天晚上黑极了,是我儿 时最黑的一个晚上,而那个教训,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还铭刻在心。第二年,大 舅自己种了那种“宝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