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获奖演说辞中,凯尔泰斯指出了“奥斯维辛”的两个后遗症,一个是“人们 变得更加孤独了”;一个是“它使文学戛然止步了”。我很喜欢“奥斯维辛使文学 戛然止步”的说法,它比阿尔多诺那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说法更有意 思,也更留有余地。阿尔多诺的说法无疑具有哗众取宠的效果。而所谓“戛然止步”, 可以理解为集中营的震惊事件在文学表述上的反映。比如,震惊体验使以往的艺术 经验及其表述方式突然中止,就像杀戮和拘捕使日常生活的常态突然中止一样。直 截了当地说,两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巨大的文明断裂。面对这一断裂,传统的艺术经 验和诗学范畴完全失效,我们的语言表达像失血一样苍白无力。接下来的问题是, 我们不知道如何说话。寻找新的表述方式和体验方式,成了艺术的新的任务。在这 里,人们实际上面临的是“记忆或者遗忘”、“言说或者沉默”、“活着抑或死去” 的多重矛盾。 当我们反复强调“记忆”的重要意义时,我发现尼采却一直在强调一种“健忘” 的能力,也就是强调人和动物同时作为自然物种的“健忘”能力的重要性。尼采并 不认为记忆或恐惧是惟一的希望“。尼采十分重视自然物种身上那种善于健忘和长 于行动的特征。尼采说,动物的身上有一种”积极健忘的功用“、”积极主动的障 碍力“,”恰恰是在这个必须要健忘的动物身上,遗忘表现为一种力量,一种体魄 强健的形式“(《论道德的谱系》)。没有这种”积极的健忘“,生活就不存在。 这种”积极健忘的功用“,既能使人摆脱恐惧,又是生命活跃状态(自我意识的基 本前提)的保证。 尼采的观点,的确为恐惧者、受伤者提供了一种“临时救护法”。今天我们见 到的“语言的狂欢化”、“肉体的狂欢化”状态,或许正是尼采理论的当代注释。 不过,尼采的前提是,人与动物有共同的东西。如果人身上连动物性都消失了,只 剩下一个个分裂的器官,或者像一个“克隆人”一样,那么尼采的这种说法就不成 立了。我们可以在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理论中看到尼采理论的各种影子,主张“遗忘”, 提倡肉体的活跃状态。但是,人们因此而生活得更有尊严吗?他们因此变得更懂事 了吗?当然没有,没有懂事者,只有董事长。这正是凯尔泰斯感到孤独的地方。在 人群中感到孤独是一种最大的孤独。所谓“孤独”,就是人与人之间丧失了倾听的 能力和对话的兴趣,他们没有信任感;彼此提防,有时候还假装互相抚摸。 尽管凯尔泰斯一直在强调“记忆”和“表述”的意义,但他也无奈地承认了 “沉默”的意义。不过这个“沉默”的意义是有前提的,即“只有上帝存在,沉默 才是有效的真理”。否则,所谓“沉默”只能是典型的“当代犬儒主义”。这种 “犬儒主义”立场在欠发达国家(或者“后极权”国家)最有市场。谎言无法治疗 我们的病症。靠自欺欺人的谎言所维系的“沉默”,是一种绝对的缄默,因而就是 绝对的死寂。 一边是创伤性的记忆,一边是遗忘的狂欢肉体;一边是巨大的缄默,一边是 “蝴蝶在尖叫”的呼喊声;一边是对文字快感消费的需求,一边是性命攸关的书写。 凯尔泰斯就这样在记忆和遗忘、沉默和表述的两难处境里,艰难地、孤独地坚持他 自己对生活的独特表述。在“市场集体主义”、“国族集体主义”等各种消解“个 体”的借口中,文学因此保持了一种疏离和质疑的品质。从而,这种孤独的个体书 写才显示了文学书写的严肃性。我由此想到了中国当代作家。在他们那里,战争经 验成了对一种集体仪式的浪漫主义描述。“文革”经验,迅速变成了一种对“伤痕” 的炫耀。“反思文学”变成了集体性的“记仇文学”。“伤疤”因而迅速愈合;对 经验的表述,停留在“新闻学”的层面,缺乏更深刻的洞察和思考。文学书写因而 就成了一张张廉价的“创可贴”。 凯尔泰斯不是在向世人展示他“经验的伤疤”(像农贸市场上的“跌打药”贩 子那样),而是独自一人在自己的“疤痕”上精心地、艰难地“刺绣”。当然,感 到伤痛的只是他自己。他说:“我们只认得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真理因苦痛 而变得更真。”(《苦役日记》)我感到困惑的是,怎样的经验表述,才不至于使 人类的苦难经验变成“快感消费”;怎样的阅读经验,,才不至于将凯尔泰斯那样 一种镌刻在疤痕上的文字,当做时髦女郎手臂上的“刺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