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张爱玲(5)
女性书写的压抑与困惑
我们发现,许多现代作家的小说在新时期所发出的声音有时会显得苍茫而遒劲,
因为它历经过公众的考验,在这中间,女性书写永远是一个“丧花怒放”的母题。
自从五四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女作家以她们独特的声音书写着时代的堕落与黑暗,
愤怒与抗争,悲欢离合与人情世故,这些带着女性细腻与体温的书写让中国的小说
至今还没有沦落成为明日黄花。
张爱玲与萧红是这些女作家中最为独特的两支,她们代表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女
性书写的真实的声音。相比较起来,张爱玲更专注于女性书写,也就是说她写旧时
代的女性更为地道一些。对于女性追求独立意识这一点,张爱玲与萧红有着异曲同
工之妙,萧红是以一种暴露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来对待她笔下的女主人公,而张爱玲
希望她们都能以独立的姿态站出来与男权社会和家长制进行抗争,但是时代的黑暗
性只能以毁灭者的疯狂来扼杀每一个善良的女性,即使就像曼璐这样的“红粉骷髅”,
张爱玲也是对其倾注入了自己富于同情与温暖的目光,而不是对其加以鄙视与污蔑,
这样的描写也是出于对笔下人物负责的态度,她不可能违心地去背叛一些既定的原
则让曼璐变得像一只温柔的小鸡,这并不符合作家富有独特性创造的法则。
对于旧时代的女性,我们在中国现代作家巴金、柔石等人的笔下经常会见到,
她们的身影晃动在我们周围,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与归宿,时刻处于恐惧
之中,弱女子形象就是旧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形单影只的标签。在张家玲笔下同样
如此,只不过她比巴金等作家更为集中地整体性地描写了一群弱女子形象,而且这
些弱女子各自有着各自的特点,她们惟一的共性就是在男权社会下的受压迫与虐待
的地位始终得不到改变。白流苏(《倾城之恋》)、王娇蕊和孟烟鹂(《红玫瑰与
白玫瑰》)、郑川嫦(《花凋》)、小艾(《小艾》)、虞家茵(《多少恨》)等
女子的遭遇都是如此,受夫权制和父权制的约束,她们或者受到自己丈夫的性虐待
与欺骗,或者受到自己父亲的摆布与利用。
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婚姻在她看来就是“长期的卖淫”,她这样对婚姻的理解也
是出于她亲见了许多那个时代女性的遭遇。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女性整体上受压
迫的地位是不会一夜之间就能轻易被改变的,所以这样的冒险书写在男权制社会中
仍然具有典型性。就像她所说的:“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
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这种简单的结论在现代女人看来似乎是无耻的,但张
爱玲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样的言说激怒了许多的当代女性是在所难免的。
在《谈女人》这篇文章中,张家玲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
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这样论说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张
爱玲随即就补上了:“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
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有女人
的苦衷,男人也有男人的痛楚,张爱玲是理解这一点的。只不过最后女人还是以自
己的身体来弥补了其它的缺陷:“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
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
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的
分别。”有了这样的结论,张爱玲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只不
过她将男性也当作了女性。因为他们都有身体,身体能让她笔下的男女之间形成一
种平等的关系吗?未见如此。
张家玲根本无法反抗现存的男权模式,尽管她写尽了女性的疼痛,但是她在反
抗男权的努力上仍然是徒劳的。在那个时代,女人从属于男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鸿鸾禧》中的娄太太以及自己的媳妇玉清,《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等这
些悲剧女性已经折射出旧上海社会的繁复与焦虑的现实境况。张爱玲虽然在反叛,
但是她始终走不出那个特定的女性圈子。所以有许多人这样评价张爱玲,尽管她写
的故事好看,但是我们看过后还是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这些女
性形象的可悲与可叹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所造成的,而不是由张爱玲能驾驭和控
制的。
其实,张爱玲也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的限制而去虚构或者杜撰一些莫须有的反
传统情结。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甚至就没有反传统,从小就受
古典名著《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影响至深,对女性遭受苦难的现状,她甚至是
持悲观态度的。
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没有自己的主张,有的虽然有自己的想法并尽力付诸
实践,但是她们的努力大部分时候都是徒劳的,反抗带来的后果不是解放和自由,
而是自己跌入更加可怕的深渊,所以她们干脆都逆来顺受地顺从了张爱玲为她们安
排的悲剧命运。《多少恨》中的虞家茵和《心经》中的许小寒都是受父权管制下的
可怜女子,她们的命运最多的时候还是以沉默来抵触这种男权社会坚实的原则。《
金锁记》中的姜长安就是一个被家长制训练有素的典型,她为了顺从母亲的意志,
竟然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爱情,而整日守在母亲身边成为一具“饥饿的躯体”。她的
脆弱是普遍的,也是分裂的,家长制早已经为她掘好了“关怀”的坟墓,她成天只
有默默无闻地去承受与担待,此外她别无它法。
女人们喜欢玩死亡游戏,这是许多的女作家都经常有过的伎俩,在这方面张爱
玲同样也不能免俗。她玩的死亡游戏并非是人的肉体的真正死亡,而是虚拟性的等
待死亡。在她的一篇不为人所注意的小说《等》中,张爱玲在题目中就开宗明义地
道出了她的想法,那就是女人等待的结果就是走向死亡。小说中的奚太太一直在等
待,等待着自己的灿烂前程与美好婚姻,因为她希望丈夫能放弃他的小老婆而回到
她的身边,这是一种无望的等待,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男人拥有三妻四妾的男权社会
里,大部分妇女一生都是在等待,等着有一个好的归宿,等着丈夫在花心后能回心
转意,无形中就带给我们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这些女人在逐渐的遗忘中埋藏了自己,将她们的鲜为人知的一面
通过关怀的口吻讲述出来,剔出了钱钟书的幽默感,剩下的就只有张爱玲的不合时
宜的悲凉了。心怀叵测的女性难以捉摸,无法建立起张爱玲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她
们能够做的就是等待。
其实等待在更多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潆珠(《
创世纪》)、许太太(《心经》)、谭大娘(《秧歌》)等女性,她们无时无刻不
在等待,她们都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匆匆过客,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这样的匆匆
过客,她们以谋生的名义在这个社会上逗留不长的时间就离开了人世,去天堂寻找
她们更为安稳的生活了。
张爱玲无法以更深的角度去剖析她笔下的女性,《连环套》中的霓喜与《半生
缘》中的曼璐等都是通过肉体来谋得自己求生的本能与欲望,这是现实经验在张爱
玲思想中的反映。因为她笔下的女性总是对男性有着很强烈的依赖性,所以她们有
时就成为了符号化的替身。她们的坚韧与脆弱,她们的悲痛与叛逆有着惊心动魄的
神秘感。所以有时候我们无法更准确地把握她们,而有的只是难以栖身的绝望感。
张爱玲的女性书写在此是极度压抑与惨烈的,除了她作无力的抗挣,没有人能改变。
畸性的恋情与婚姻会让一个女人在短暂的时间里就走向死亡的末日,有时候女
人就是画地为牢地将自己封闭于一个狭隘的圈子里接受孤独的考验与折磨,她们的
窒息感根本也解救不了那些处于黑暗中的现实。哪怕追问生存的谬误也无法言说整
个时代的纯粹的疼痛,只有不合时宜地退隐到昏暗的角落里将惟一的肉体献出来作
为苟活于世的交换资本,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大都处于这样一种静止的空间氛围中。
她们无法逃避,也无法使用暴力,她们的话语限度是在一个狭小逼仄的个人空间里,
这种个人空间具有不可颠覆性,于是整个女性群体都在焦头烂额地盼望着漫无边际
的拯救。贪婪的欲望是她们疯狂哲学中隐秘释放的对象,在此张爱玲充当的还是一
个精神漫游者的角色,她体验着笔下女性的悲苦人生,但是不甚高明的想象力碎片
下最终指向的还是虚无,这种虚无需要我们去仔细揣摩,否则就只能陷入真实的绝
望之中而无法自拔。所以,她们还是在张爱玲的笔下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优雅与成熟。
对于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的女性书写的表现,傅雷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勾勒的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
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话,那么,流苏‘没
念过两句书’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离婚以前的生活经
验毫无追叙,使她离家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引动显得不可解。这些都减少了人物的现
实性。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
的缺陷。”傅雷先生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倾城之恋》进行了客观的评价,那就是
她的小说有华彩之处,但是女性书写的细节缺乏一种想象之后的沉淀感,无法反观
自身,进行最后的反思。
其实,张爱玲对女性的书写绝不是像她的旗袍那样高贵典雅,可是文本中批判
与揭露的事实却又让她似乎染上了女性书写趣味上的洁癖,这一点连张爱玲自己也
感到困惑,但是她找不出症结所在。她传承了古典艺术的内敛,却又在那几年对女
性的勤奋书写中将它们消耗殆尽了,剩下的反叛能力也只能是强弩之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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