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钢丝上的蒋介石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自己要做什么是很清楚的,其一,他得抗日,不 抗日不行,这是大势所趋;其二,要在抗日斗争中消灭共产党,除去心头之患。在 蒋介石的眼里,后一件事的重要性并不在第一件事之下。在抗日的问题上,蒋介石 一直在“走钢丝”。是战,还是和,蒋介石像一个杂技演员一样在两者间艰难地平 衡着。蒋介石一直认为,不战不行,战过了头也不行,不要因为抗日而过分刺激了 日本人。根据这个思路,理解蒋介石的抗战方针就比较容易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总的方针是“不屈服,不扩大”。在“不屈 服”方面,蒋介石采取了这样一些动作: 派遣中央军北上。命令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军 的进攻。 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陈介奉命在南京约见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提出口头 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国民党外交部长王宠惠也从庐山回 到南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日本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 尤极不法。”“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致电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声明国 民党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 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连发11 封急电给身处事变 前线的宋哲元,命令他就地抵抗,表明“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 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 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同时,蒋介石还特别强调, “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蒋介 石希望宋哲元明白,“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或可 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蒋介石清楚卢沟桥事件不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 处心积虑准备多年的结果,若不还日本人以颜色,则其势必得寸进尺。 1937 年7 月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长篇演讲时就曾讲道:东北四省失陷, 已有6 年之久,然后被迫签定了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 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治,那么中国500 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 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 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发展,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命运的问题。 庐山讲话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发表长篇演讲,也是他第一次 公开发表他的抗日主张。这时,中日两国虽然没有公开宣战(公开宣战是在1941 年12 月),但这次讲话将中日的对抗推向了最高潮。在庐山讲话的最后,蒋介石 讲了后来在抗战中被广为传颂的一段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 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地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些都是 蒋介石政策中不屈服的方面。 蒋介石对日采取的对策的另一面是不扩大。早在1935 年国民党五大上,蒋介 石就提出了“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 言牺牲。”“七·七”事变后,这个政策仍然没有变。 几年前还在江西指挥若定、叱咤风云,调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 堵截的委员长现在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有些心虚了。他一再强 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要有真实的估计。”同时也为自己“过去数年中, 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找到了理由,实际上就是为他“不抵抗政策”找到 了理由。 在此,我们不能不想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在分析中日双方力量 对比时,也承认中国是一个弱国。但毛泽东以哲人的眼光透过中国的弱看到了中国 强的方面,透过日本的强看到了日本弱的方面,得出弱中有强,强中有弱的结论。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透视能力上的这样一点区别,使他们所得结论虽不能说大相 径庭,但却有伯仲之分。毛泽东从民众中寻找到了力量的源,用充满自信的目光来 看待充满希望的中国抗战,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但中国是由弱到强的一方, 在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阶段后,必然要发展到战略反攻。 毛泽东站在陕北的窑洞前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在庐山讲话中,蒋介石还是本着“不扩大”的精神,希望求得“七·七”事变 的和平解决。“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 卢事的解决。”蒋介石方针的后半部分——不扩大,将其方针的前半部分——不屈 服的光彩抵消掉了很多。不扩大或是为了苟且偷安,或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 “攘外必先安内”。无论是哪一种,都与“西安事变”前的不抵抗有相通之处。既 如此,整个政策也自然就被染上了奴性的色彩——以前挨的打就算了,再来打我就 不行了。 尽管如此但蒋介石毕竟在被逼之下已经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并在行动上有了一些表 示——1937 年1 月,国民党军队终止“剿匪”,撤消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 部,改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等等。但蒋介石坚信,“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 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一国之中,决不能有两个政府。细细品味,蒋介石实际上始 终没有放弃反共、消共、融共的信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反共的调子虽然比以前低多了,但仍然将中共列为 “取消”、“停止”的对象。在1937 年2 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他不 顾中共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所提出的要求和保证,强行通过了《关于根除赤 祸之决议案》。在此决议案中,蒋介石要取消在红军名目之下的武装,取消苏维 埃政府,停止阶级斗争,也就是停止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行动等等。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无暇他顾,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蒋 介石不得不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9 月下旬,蒋介石在谈话中明确表示:“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 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 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 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 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 次谈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 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但蒋介石本性难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 年1 月21 日至30 日,中 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军事部 署。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抗战到底,决不妥协的方针和对日作持久消耗战 的战略,主要成果是积极的。 但是,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缓,会议又提出的“溶共、防共、限共、反 共”的方针,却极大地破坏了抗战以来形成的国共两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这是后话。 蒋介石在整个抗战阶段一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走钢丝,在联共还是反共的问题 上走钢丝。但谁也不怪,是蒋介石自己把自己逼到了钢丝上。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