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进我进 针对1942 年新的斗争形势,刘伯承提出了“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的口 号。刘伯承的这一结论,是在充分分析了日军的行动规律的基础上得出的。刘伯承 是这样描述日军“扫荡”的步骤的:第一是各方面且进且击地齐向腹地作大合击; 第二是各部队分散配置,进行抉剔“扫荡”;第三是各方面分道撤出,转入另一区 域“扫荡”,或归还原巢。 刘伯承在这一基础上又作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各方面敌人都是依托铁路向腹地 某点前进,先在前进道路上各自进行局部的合击,然后齐向腹地某点作向心的共同 的台击。每方面的敌人在局部合击时,在太北多以大队为单位,在太南多以中队为 单位进行为此,刘伯承着重指出:备方面敌人都如此进行,其意图是想把我军各部 队都向腹地中心压缩,使我们越发缩到中心,越发钻进它集团所预定的共同合击圈 之内。 日军在合围八路军时,还设置了残置部队。为了防止八路军跳出合围圈,各路 “扫荡”部队在尚未构成合击之前,即在八路军可能转移的要路上,残置一个小队 或一个中队,构筑临时的封锁点,用这样的方法以弥补不断扩大“扫荡”正面而不 得不减小的纵深配置。这些残置部队,或配以无线电台,或配以军鸽,以便于传达 情报,日间上山,夜间下山,多方进行佯动,意在将八路军部队压进圈内,以威胁、 堵击等手段,使八路军不敢向圈外转移。 刘伯承指出:这种残置封锁部队是起吓鱼入网作用的。 刘伯承还细致地描述了日军的“铁桶封锁阵”。在构成每一合击圈时,两翼多 系有力部队,进展很快,正面多系直属小部队进展很慢。在进行每一较大的合击时, 都有飞机三至六架进行轰炸、侦察和通信联络,特别在发现八路军时,即以飞机抑 制八路军行动,并将八路军的位置指示给地面的敌人以构成合击圈,从而进行所谓 立体的合击。这就是日军所谓要构成逐步缩紧的“铁桶封锁阵”。 将日军的情况分析到如此程度,“敌进我进”的理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刘伯承认为,敌人假定八路军主力是缩入腹地中心作战,重演敌进我退、诱敌 深入的老规律,故从各方齐向腹地中心来个铁桶大合击。对此如我们基干军队主力 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能出合击圈外转而去背击敌人,这是上策。如不可能 时,则仅与一方来的敌人略为战斗,即转出合击圈外,进行上述的作战,这是中策。 如被敌人越压越缩,陷入其大台击圈心,这时不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很难打出好的 结果来,自然这就是下策了。 不难看出,最好的策略是完全的、“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运动至合 击圈外,也即完全地实现敌进我进。同样,在上、中、下三策中由好到坏的一个重 要标志也就是看摆脱敌人,跳到台击圈外的程度,也就是敌进我进实现的程度。 能否实现上策,在刘伯承的理论中又转换成了能否抓住“利害变换线”。 “利害变换线”就是选择和掌握好跳出敌军合击圈的时机和地点。有了时机和 地点,也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从时间角度来看“利害变换线”,就是时机的 变换;从空间的角度看,就是作战地域、地带的变换。 只有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才可构成“利害变换线”,才可在极其危险之 中,找出此危彼安的转换点。这其中有两个动态的、不确定的因素: 时间和空间。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利害变换线”本身的不确 定性。于是,研究对手,特别是研究对手的行动规律,研究敌人的“备”、敌人的 “意”,就成了确定“利害变换线”的重要前提。刘伯承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 干净净。 刘伯承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借用我国古代“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提 出了作战指挥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从而形成了 刘怕承独具特色的新“五行”术。 从多次反“扫荡”的实践中刘伯承得出一个结论:反“扫荡”作战成败的关键, 就是能否把握住“利害变换线”。在1942 年的反“扫荡”中,日军“经常东捕西 捕,南圈北圈,到后一个时候,则演成多数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个小目 标,也是两个以上的纵队合击。”把握住了“利害变换线”就可以实现刘伯承所说 的“上策”,反之则会陷入“下策”。 “利害变换线”既反映了反“扫荡”的客观规律,又充分体现了人在战争中的 主观能动性,是刘伯承军事理论中的一个独特贡献。 刘伯承概括了五条运用“利害变换线”理论,发挥我军机动特长的战法: 其一,“跳出圈外机动”。 其二,“圈内突围与圈外接护协同一致进行”。 其三,“善于在两敌接合部机动”。 其四,选良机、看“火候”,转到外翼歼敌。 其五,以利诱敌而后歼之。刘怕承认为,“以前我们的惯语说‘诱敌深入’, 乃是在游击战术上,把一路敌人诱引到伏击圈套内的一种趋利的机动,并不是在正 规军内线战役上,把几路敌人放引到利害变换线内,成为不能避害的蠢举。”在刘 伯承的著述中,像“利害变换线”这样的理论上的创造,比比皆是。 从其中可以感觉到,刘伯承是无愧于“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美称的。 5 月下旬,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扫荡”在即,刘伯承一边喝着太行山土 产茶叶泡的浓茶,一边在地图前严密注视着日军的动向。一连几天,刘伯承一直守 在作战室里,及时掌握敌情,不断下达指示。 刘伯承在地图前对几个参谋说:敌人在制订合围闭幕时用的是“圆规划法”, 即以预想的某一合击目标力圆心,依据它的兵力和各路可能汇合的时间划定一定范 围的台击圆周。这个合击圆周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利害变换线”。基干军队要确 实掌握好这个“利害变换线”,及时转到合击圈外机动。 只要干部能够经常查明敌情,隐蔽自己,平时对地形熟悉,就能使自己在游击 集团佯动掩护之下,实现这一点。 实现“利害变换”理论,不仅仅是在图上找那根线,而且为了实现利害转换, 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刘伯承预见到日军要进行“扫荡”后,立即电令各区、各部 : 一、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之“扫荡”基地,接敌侦察。 二、派得力干部带小部队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部。 三、若干团加强便衣活动乘机进行机动。 四、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 日军要形成一个个圈,用圈来套住八路军;八路军要钻出一个一个圈,粉碎日 军的“铁桶合围阵”。 在1942 年炎热的夏季,太行山中展开的是双方千军万马不是游戏的“游戏”。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