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军委,周恩来、朱德大权旁落 1933 年1 月,博古、洛甫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一向大权独揽、发号施 令惯了的博古,一到瑞金,使把中央苏区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中。 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前,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0 年10 月17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 苏区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设立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机构,指定项英、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的两个人,组成苏区 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未到任,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1931 年4 月中旬,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项英 被免职,毛泽东任代理书记。1931 年底,周恩来从上海到瑞金,正式就任苏区中 央局书记。因周恩来长期在前方领导红军作战,所以苏区中央局实际上由任弼时、 项英主持。 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不久,在瑞金召开了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成员会议。 博古提议,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以博古、洛甫为常 委,博古为中央局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洛甫为宣传部长,顾作霖为少共 中央局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博古深知,在以战争为首要任务的苏维埃区域,军权十分重要,不抓军权,不 掌握军队,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过去,军权抓在毛泽东手中,掌握着几万军队,很 不听话。中央说往左,毛泽东偏往右;中央要积极进攻中心城市,毛泽东却偏偏要 把军队拉到山沟,打什么游击战争,为什么?军队在握。 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说。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的军权,博古和中央局以为军队该听话了。没想到, 周恩来掌握了兵权,竟也学起毛泽东来。本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方针是“拒瞿 留周”。即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里,给周恩来留一席之地——“打他的屁股, 而不是赶他走”,没想到周恩来居然如此不合作,与中央和中央局的指令每每顶牛。 博古号召反罗明路线,张闻天写文章提出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周恩来却在6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上,当着博古和张闻天的面,说什么“红军中没有罗明路 线”,几乎跟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一个腔调。毛泽东在会上企图翻案,说1932 年10 月的宁都会议错啦,打赣州错啦,不能搞“积极进攻”。博古明明代表中央肯定了 宁都会议,周恩来却拧着干,说应该让毛泽东留在前线,要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 作用。周恩来全唱了反调,与中央路线不协调。 博古很难想象,周恩来留过洋,吃过洋面包,到过马克思、列宁的故乡,当过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长期从事城市暴动工作,照理应该言行与国际路线一致, 与中央同步。可怎么一到苏区竟被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的毛泽东同化了,对毛泽 东的军事路线津津乐道,亦步亦趋?博古对周恩来放心不下,特别担心他手中的兵 权。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与中央局唱对台戏,但却让他打胜了,而且打得相 当漂亮。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在写给爱将陈诚的手谕上都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 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将馁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一 时间,周恩来的名字,在红军中,在苏区内外,如日中天。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南 昌起义的部下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为了防止出现毛泽东第二,博古要抓军权,而且 必须亲自抓。 1933 年5 月8 日,根据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 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任 代主席。 这一来,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就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周恩来很清楚,中央5 月8 日的决定,博古是要掌握兵权,要在后方瑞金遥控 前线;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完完全全掌握在博古等人的股掌之中了。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际,博古等就觉得周恩来 很不听话,屡屡抗命,遂起拿下周恩来、朱德,直接指挥中央红军之意。 1933 年1 月29 日,蒋介石抵南昌,亲任“剿匪”总司令。大战迫在眉睫。 局势的发展,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争论。2 月3 日,周恩来、 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连续的战斗立刻就要到”,要求中央局对前方 只给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关于具体布置,“似宜属之前方。”中央局寸 步不让。次日复电曰:“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根 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宜”,“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 前的方针。”并斩钉截铁地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 执行的具体部署。”这样,强攻南丰已成为不容讨论而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 月7 日,周恩来不能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 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同日,他再电中央 局,表示:为着寻求机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斗力, 如损伤过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周恩来还同朱德、王稼 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的机动余地和应有的职权, 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充耳不闻,执意不理。 周恩来、朱德只得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南丰开进,并于12 日完成对南丰的包 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 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立刻作出反应:一面命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坚守,一面 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加以 歼灭。 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敌情突变,周恩来、朱德毅然决然当机立断,不待请示 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 2 月13 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南丰工事险要,我军强 攻未克,伤亡较大,而敌六个师已分三路前来增援。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 为佯攻,决心消灭增援部队。求得干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 灭之。”从14 日开始,周恩来、朱德留下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 伪装主力,向东面黎川方向转移,将敌之第二、第三纵队吸引而去;主力四五万人 则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完全按照前线总部的算盘来 打。黄陂、草台岗两役,痛快干脆,歼敌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余人,红军取得辉煌战 果。 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指挥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 “围剿”,周恩来、朱德指挥也取得了胜利。可以说,红军已有了自己英明杰出的 统帅。但是,博古却不以为然,他只相信共产国际,崇拜外国军事家。他要推行积 极进攻路线,必须仰仗、依靠洋顾问。在博古的一再催促之下,王明在莫斯科上下 奔波,共产国际终于派出了一个总军事顾问。 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此人,就是后来在西班牙战争中 名声大噪的克勒贝尔将军。 这位总顾问从欧洲出发,经美国、日本,在1933 年的春天方才到达临时中央 所在地上海。总顾问住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并没有到中央苏区。仅凭共产国际的 指示、中央苏区红军情况的书面报告,总顾问迅即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完全否定 过去,而又标新立异的计划——“两个拳头打人”。不日,将此电告瑞金的中共中 央局。 博古乃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全然不懂中国苏区这场特殊条件下的战争。接 此电文,如获至宝,喜不自禁,不管洋顾问这一军事计划是否可行,遂以中共中央 局名义致电前方的周恩来、朱德,全文转达了这一计划,令其坚决执行。 1933 年6 月13 日,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接到了中央局的指示电。这份长电 批评红一方面军“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 面配合作战”。并且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而在中央苏区北部采取守 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的“两 个拳头打人”。 根据这个电令,红一方面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先到闽西打敌十九路军,然后 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最后会攻抚州。另一部分留在永丰、崇仁、宜黄、乐安地区 进行钳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 中央这个长电在前方将帅中引起很大反响。周恩来、朱德表示根本不能接受。 周恩来说:“‘四反’后,我与敌交战十二次,每次均予以重大杀伤,至少歼敌一 团以上。入闽作战地域多贫瘠,给养筹措困难;况且,目前我军已有断炊之虞!” 朱德也说:“集中优势兵力,这是我们过去战争最深刻的经验,不能分开嘛!”接 到长电的当天,前线总部立即召开了各军团领导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的电令。 彭德怀说:“一军团和三军团是两个兄弟。分开打,就要打败仗;集中打,就 经常打胜仗。过去的经验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彭德怀反对中央电令。 他最深刻的教训是打赣州及后来的水口之役。打赣州,一军团放着没打,他的 三军团和五军团等部英勇无比,但兵力不集中,歼灭战成了消耗战,吃了大亏。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滕代远、董振堂、朱瑞、罗炳辉等都有亲身经历,与 彭颇有同感,都反对一、三军团分开。 前方将帅会议的结论:中央的长电是主观的、错误的,不能执行。 6 月18 日,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局,对长电提出不同意见。 指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同日,周恩来又单独致 电博古、项英,不同意他们对前方的无端指责。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待机是守株待兔,当然是错误;但自黄陂战后,每次转 变阵势,确是有机可待。”博古见前方拒绝执行长电,大发脾气,说:“中央的指 令不容拒绝执行。”6 月23 日,周恩来连续两次接到中央局严厉斥责的电令后, 万般无奈,表示:“绝对服从你们的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 (金) 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即宁都)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 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中央局予以拒绝。7 月1 日,中央局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周 建屏、肖劲光、叶剑英等,断然发布《军委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 系的指示》,宣告组建东方军,实施“两个拳头打人”的计划。全文如下: 朱、周、彭、滕、周、肖、叶并转肖、邵、周子昆、曾日三、薛、黄: 为迅速建立和完成抚河以东的作战地区,着以三军团(暂缺第六师)、十九师 为东方军组成部分,任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为配合作战,三十 四师及闽赣军区,各独立师团营不论,归彭、滕就近指挥,并以袁国平兼东方军政 治部主任。东方军直接受一方面军朱周指挥,望各部通电联络。 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项英竟直接电令彭、滕,彭、滕 也径向项英报告,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兼 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连接转电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周恩来、朱德形同虚设,更加无所事事。彭德怀、滕代远、周子昆、曾日三等 则愈发“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 7 月中旬至9 月下旬,周恩来、朱德与博古、项英等,就东方军预期作战方针、 部署与延长时间、扩展区域诸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周、朱一次次建议被撂置、 遭否决,与博、项矛盾日甚一日,难以沟通。 就在这时,博古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 到达瑞金。博古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于是乎,把红军指挥的大权,拱手交给 了这个德国人。 李德,何许人也?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德国共产党员。 1928 年越狱逃往苏联,1932 年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派来 中国。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是把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 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瑞金的同志们因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 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大权独揽,发号施令起来。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 在回忆录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 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 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 “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便可想而知了。他虽还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 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理睬。 1933 年11 月20 日,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树起 了反蒋的旗帜。 11 月24 日,周恩来向中央局报告:蒋介石进攻福建,将以由浙入闽为主要 方向,以由资溪、光泽入闽为辅助方向。建议以红第三、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部 队。由于周恩来对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已无权决定,只能在报告中希望中央局早作 决定。 中共中央局却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 拒绝给予支援。 11 月25 日,中革军委给红一方面军的训令说:“我们不应付出巨大的损失 去同这路敌军作战,还是让十九路军去替我们打击该敌。”这样,周恩来支援福建 事变的建议被搁置起来。 12 月13 日,军委又决定并电告周恩来、朱德,袭击敌运动中的单独部队计 划取消,将红军主力西调,由第一、三军团组成西方军,去劳而无功地攻击永丰一 带地区的敌人堡垒线,而不去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作战。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事实上已使周恩来在前线无法正常地工作了。 12 月16 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愤慨地指出:由于中央不了解前线实 际情况,“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求“在相当范围内 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 这个电报更加触怒了中央局。于是,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提出建议,并经 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原前方总部撤 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 12 月20 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中革军委决定将原属红一方面军各 部组织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即回瑞金。 1934 年1 月4 日,周恩来、朱德从前方回到瑞金。 2 月3 日,周恩来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这以后,周恩来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 工作。许多重大问题,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等, 他都没有与闻。 宁都会议,毛泽东丢了军权;李德一来,周恩来、朱德军权旁落。从此,十余 万中央红军和数百万苏区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不懂军事的人和一个外国洋顾问 的手中。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爆发前夜,红军权力的交割,给这场“大决战”埋下了 危机的种子。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