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不垮的“陪都”(8)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国民政府迅速下令改组防空司令部, 由贺国光 任司令,人员一律专职,并由军政部调3 团兵力直属司令部,负责各种抢救工作; 设立防护总团,负责防护、消防、救护和工务等工作,重组各区镇防护分团和分队 ;建立有关空难救济机构。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锻炼,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防空司 令部为基本队伍,包括广大民众团体的防护体系。群众和民众团体自己动手、筹款, 修筑大量防空洞。仅1940年3 月,同时就有120 处动工修建…… 1940年,参加反空袭服务的人员已近2 万人。这些待遇菲薄的空袭服务人员, 表现出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1940年“八一九”大轰炸,日机190 架次先后侵入市 区投弹。30余处被炸起火,半个重庆烈焰冲天……广大防护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在火 海中救灾抢险,水电工人在日机轰炸下以惊人的速度修复被炸的水电工程。蒋介石 曾撰文赞誉救护人员:“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与前方武装将士无殊!” 由于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参加了救护工作,据统计:日机每颗炸弹的死伤者, 1939年平均5.5 人,1940年平均1 人,1942年平均0.3 人。外国友人称誉重庆是战 争期间全世界最安全的首都。 尤令人感动的是,连重庆罗汉寺、长安寺、华岩寺的青壮僧人也响应太虚大法 师“愿全世界佛教徒速起共灭此恶魔”之呼吁,组成“僧伽救护队”。他们脱下袈 裟,身着短衣,每当大轰炸来时拿起担架就跑。《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曾写下 《轰炸诗》,讴歌佛门弟子: “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日月暗无光。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今 世更无清净地,九天飞锡护真光。” 防空当局1940年颁布了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疏散的政策,统一运输工具价格。 对无家可归的难民,除给予车船费外,到达郊外疏散地后还发给救济费。防空当局 还鼓励商家在郊外重组市场,繁荣经济…… 政府在社会救济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效工作。最初主要是抚慰难胞,送发干粮, 发放救济款……1940年后逐步把目标扩大到全社会。为保护劳工生命安全,市政府 颁布的《空袭时间内工厂停工办法》,因空袭耽误工作的,工资照发。对被炸难胞, 也由原来单纯发放救济款,过渡到小本贷款扶持其自救。在空袭防护方面,1941年 “大隧道窒息案”发生后,当局迅速惩处相关人员、改组机构,改善洞、隧设施, 并要求市民监督。 重庆的反空袭斗争由于一些官吏腐败、玩忽职守、防空设施简陋等种种原因, 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中枢工作正常,陪都各行业持续发展,市民生活基本正 常……任日寇狂轰滥炸,重庆仍巍然屹立! 政府各级防空机构领导反空袭斗争,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积极支持,轰炸 愈烈而抗日斗志愈坚。八年中,日军先后出动飞机6800余架次,炸死炸伤市民2.1 万余人,敌机袭渝架次占对全国袭击总架次的27.3% ,而死亡数仅占3%左右。 1941年,埃德加·斯诺发表《为亚洲而战》,书中谈到日机对中国内地特别是 重庆的轰炸,斯诺说: “日机几年来的轰炸,不仅没有毁灭首都的民气,反而激起了反侵略的浪潮。 轰炸所造成的死亡,激起了劫后余生者深深的狂怒和厌恶。他们对侵略者有一种特 别切身的憎恨!你如果没有钻过地洞,没有伏在田野上躲过直插下来的轰炸机,没 有见过母亲找寻她儿子的尸体和破碎头颅的悲哀,没有闻过被烧死的学童的气味, 你决不能完全了解这种憎恨!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 建中国的决心!” 抗战时期四川各城市、乡镇的街头巷尾、茶馆酒店,艺人们纷纷唱道: “兴邦抗战此中心,重庆威名天下闻。太平洋上风云紧,巴山蜀水倍精神…… 敌机肆虐,激起义愤。愈炸愈强,绝不灰心。一见红球,切齿把敌恨。通过炮声怒 吼,打散敌机群。救护队忠勇服务尽责任,赴汤蹈火,何惧那烈日如焚,那倭寇屡 施狂暴何足论。众市民随炸随修,楼房日日新。市容美观, 街宽房俊,更显出坚决 抗战大无畏精神。自助者天助,古有明训。国际地位,举世同钦。小倭寇枉费了心 机,赔账舍本,气坏了日本鬼,就乐坏了重庆人!” 大后方反空袭斗争,成为抗日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正如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所说:重庆“象征中国不屈不挠之意志与决心!”“成为联 盟国家所为振奋之精神象征!”“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 《世界日报》1947年10月10日载文,对重庆给予很高评价:“重庆市为战时首 都,在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 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 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 在重庆生活过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 重庆各界上至元戎、下遍黎庶,居无宁日,行无坦途;但同仇敌忾,相濡以沫,誓 死与暴日抗争……“使重庆成为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伟大社会 的,是大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