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2) 1940年,敌机全年9 次轰炸成都,是轰炸最频繁的一年,尤以10月份轰炸最为 强烈。 10月4 日,日机第5 次大规模轰炸成都。日重型轰炸机27架,以26架驱逐机为 掩护,上午9 时许侵入成都市上空,从成都较场的“中央军校”一直炸到新东门城 墙(时为高射炮阵地),投弹近百枚,多处房屋起火、硝烟满天。城边西蜀小学被 炸毁,躲避在城墙屋角的学生因燃烧缺氧,全部窒息而死。这次轰炸损毁房屋160 余间,炸死百余人,伤220 多人…… 10月5 日,日机36架,12日29架,多次轰炸成都,每次在市区投弹近百枚。平 安桥街天主堂、马道街法国圣修医院均被炸毁。炸死47人,伤50多人…… 1940年10月27日的大轰炸,成都损失尤惨。日机分两批先后侵入,第一批21架, 第二批15架,在少城公园及附近老皇城一带,投炸弹百余枚,炸毁民房400 余间, 死亡32人,伤26人。少城公园内民众教育馆、甫澄纪念医院及王铭章上将铜像基石 被炸毁……死者血肉横飞、脑浆四溅、尸横遍地。 1941年敌机8 次袭蓉。以7 月27日空袭更猛烈,日机出动飞机108 架,投弹358 枚,成都主要街道均被炸。市民惊慌奔逃,不少人成了敌机俯冲扫射的活靶子,锦 江岸边血流成河,死亡575 人,受伤632 人,房屋损毁3587间……请看当时《新新 新闻》登载记者报道轰炸后的惨状: 沿途桥头、沟边、林盘、荒地、田坝都散乱摆着残缺不全的尸体,有头、手、 脚和破碎皮肉被炸飞挂在树枝上、墙壁上,有的孕妇被炸破肚皮,淌流出血淋淋的 胎儿和血浆泥土混在一起成黑糊糊一团。有的妇女在敞胸哺乳,幼儿还衔着奶头, 母子浑身血污死去。有的农舍被炸弹揭开屋顶,全家老小躺在血泊中……城内皇城 林盘还在冒烟,苦瓜架上涂满了带血的脑浆,粪坑边铺着血迹斑斑的人肠,树枝上 挂着片片的血衣。在少城公园光明电影院坝子里,摆放着四肢不全的尸体100 多具。 在新东门外猛追湾、乱坟坝一带,也到处是炸死炸伤的平民……事后经省会警察局 统计:敌机投弹446 枚,民众死亡575 人,轻重伤1368人,炸毁房屋3585间。 日军轰炸成都历时5 年,先后共24次,其中以1939年“6 ·11”、1940年“10· 27”、1941年“7 ·27”三次最为残酷……日机先后出动飞机550 余架次,投掷燃 烧弹、炸弹约1500余枚,市民被烧死炸死1270人,受轻重伤者达3500余人,摧毁房 屋无数,近100 余条街变成废墟,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敌机空袭时,除空勤、地勤、军警人员高度紧张外,“防护团”尤令人感动: 这些属义务性质的民兵,不计较报酬,不顾生命危险,救死扶伤、救灾救火,真所 谓赴汤蹈火!还有以昌园法师为首的四川佛教会,本慈悲救世宗旨,自动组织“僧 伽救护训练班”,在古刹文殊院集训后,参加防护团行列。天主教徒救护中队长耿 履中,也多次率队员参与救护……这充分体现出军民团结、共赴国难的爱国热情。 “跑警报”使成都城区大为拓宽。如西郊茶店子,在成都出城到灌县、阿坝方 向约六七里处,清乾隆年后有一个姓黄的老头在驿路竹林边搭起茅草房子卖茶水, 久之成了“幺店子”(小场镇),被称为“茶店子”。这里是成都西郊大疏散地, “跑警报”使可怜巴巴的幺店子一下子“繁荣”起来……街巷增多、商铺林立,成 都警备区也一度移驻此地。东门外三瓦窑、琉璃乡、沙河堡,南门外红牌楼,北门 外五块石、天回镇等,情况也类似茶店子。 重庆火锅凭借大众化、简易化而在抗战时期兴旺发达。成都许多原是“跑警报” 时充饥吊命的小饮食,后来也发展为“名小吃”。日寇飞机频繁轰炸,“跑警报” 的民众潮水般向荒郊野外逃难,卖饮食的小摊贩有了用武之地,在路旁、坟头、沟 边歪歪扭扭搭起黄泥巴竹席棚,“战时小吃店”处处开张、生意兴隆。馒头、包子、 锅魁、凉面、凉粉、酸辣粉、茶叶蛋、煮玉米……品种繁多,价钱当然也偏高。本 书作者的老姑爷本是很节俭的人,“跑警报”时却对家里人说:“钱嘛,身外之物。 被狗日的日本鬼子炸死了,钱还有个球用?吃炸弹不如吃醪糟蛋——吃!” 据李豫川先生说:“洞子口凉粉”老板赵金山,那时在老南门大桥边开“洞子 口赵凉粉”,大受疏散市民欢迎。武侯祠一带,松柏森森,也是“跑警报”之地。 当地农民一听警报声,就忙着煮饭炒菜,等候来客。饭用刀划成块,俗称“牙牙饭” ……南大街口有家“章锅魁”,生意做得更妙:空袭前他先将锅魁做好,再买回皇 城坝的凉拌肺片或大头菜丝。警报响后,全家四口齐出动,在武侯祠柏木林一带叫 卖,他这样既躲了空袭,又做了买卖。当时还有家在草堂寺、龙爪堰一带卖“警报” 麻饼的,皮薄酥香,后来发展为有名的“苏坡桥酥皮麻饼”。刘湘墓园旁的郭家林 子,有一位逃难入川的下江人在这里搭间席棚卖“警报”伙食。他技艺高超,拉的 面细如发丝,下锅一烫即熟,再浇上头天晚上炒制的三鲜、肉丝、炸酱、虾羹等臊 子,“跑警报”者能吃上这面条,真该念阿弥陀佛了!后来这位老板推出锅魁夹小 笼牛肉、鸡丝凉面和卤肉三丝,由此名噪一时。李豫川先生说:“就这样,在日军 空袭的隆隆声中,成都涌现出一批制作‘抗战快餐’的烹饪能手,逐渐形成自己的 风味特色,最终成为地方名小吃。” 1982年,抗战期间曾任成都《新民报》副刊编辑的作家萧军来到成都,一下飞 机就到“洞子口凉粉”店,边吃边向陪同的人讲述抗战躲空袭时的事。他感慨万端 地说:“唉,那时‘跑警报’饿慌了能有碗适口的甜水面吃,就算很不错了 !” “抗战快餐”体现了后方民众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中坚忍不拔的生存精神, 也无疑成为 构成丰富的“抗战文化”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