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战(2)
华伦没带手铐,没被捆绑,与电台的人打成一片。华伦和岩竹在靠着墙的一排
无线电设备旁收听信号。海员住的上下铺靠着对面的墙,外面是一间做厨房用的简
易小房、一间浴室和一个散兵坑做厕所,附近山里还有一个大防空洞,美国飞机经
过时就躲进洞里。包括华伦在内,所有人干活、吃饭、睡觉都挤在电台的那个大房
间里。
“我们监控时,有一盒硬硬的饼干,”岩竹说,“饿了的时候分着吃,因为不
时要遭到轰炸,我们没法种植任何东西。我们吃的东西主要是罐头、鱼、牛肉、豆
子、米饭之类,我们也用一些晒干的东西用来做饭,比如干菜、干豆子、干豆腐。”
这一切对华伦肯定就像梦一样。在距东京600 英里的小岛的夜明山顶上,他四
周是敌人,他一定觉得他离家乡得克萨斯太遥远了。他头上带着耳机,听美国家乡
的消息,几个月以来他从来没有如此的关注来自家乡的消息。他脚打着拍子,唱着
安德鲁斯姊妹的流行歌曲《别把我围住》,听着“希望鲍勃”的笑话,也密切关注
伦敦广播电台沃尔特·克龙卡特播放的关于欧洲战事的新闻。
“我们收听战舰之间的无线电联络,”岩竹回忆说,“我们听海军上将哈利讲
他炮轰日本的故事,我们听东京玫瑰电台播放的美妙音乐和美国之音新闻。”有一
次,吉井大尉碰到玉村在听一个喜剧时放声大笑,“吉井让我翻译出来,”玉村说,
“喜剧翻译的效果不是很好。”
“我记得有一次收听平·克劳斯贝的节目,”岩竹告诉我,“弗兰克·西纳特
拉和平的两孩子在做节目,这两个孩子对西纳特拉说他们不喜欢西纳特拉,因为‘
父亲说你拿走了我们的面包和黄油’。”
华伦收听了许多信息,但却不愿讲出实质性的情报。岩竹和玉村掩护他。“我
常对吉井说,华伦工作很努力,因为不愿他被处死,”玉村说。
但是每个带耳机的人都能听到有关附近硫黄岛上的屠杀报道。日军情报明确显
示美军正在歼灭日军,美军方面的消息谈到截获的土地和日本人的伤亡,美军向硫
黄岛的进攻意味着华伦和俘虏他们的人的死期就要到来了。
“我们听到来自硫黄岛许多令人疯狂的情报,”岩竹说,“有一次我听到轮船
上的叫喊声,‘紧急情况,我们已被神风队击中!情况紧急!’我们还常听到一些
奇怪的声音,像是一种电码,但不是用英语发出的,直到战后我才知道这是用纳瓦
霍人的代码发的。”
小伙子天天忍受着夜明山顶电台遭受的空袭。“到处是弹坑,”岩竹对我说,
“伴随着轰炸有一种无望的感觉。我们随时准备着跑出去找庇护所。”
有一次,一枚炸弹就在电台的窗外爆炸,“我们去摸了一下阎王鼻子,”岩竹
说,“华伦跑出去挥着拳头朝美机叫骂,你们这些婊子养的。”
华伦留给他的俘获者的印象是满脸勇气。
“我从未听他说过对自己的安危担心,但他却常牵挂他的伙伴(弗洛伊德·霍
尔)。”岩竹说,“他会问:‘真想知道他情况怎么样了?’”
岩竹又说:“我感到他惟一的痛苦,就是在谈到他女友的时候。他说‘等完成
这次任务,我就和她结婚。’只是在那时,他才流露出焦虑不安的样子。”
“他是我真正的朋友,”岩竹告诉我,“一天晚上我们摸黑进浴室,我近视,
摔到一个深六英尺的弹坑里,华伦把我拽了出来,不停地问:‘你没事吧?受伤了
吗?’他就像是营救他的亲密朋友一样,对我这个伙伴表现出真诚的关心,后来我
们用热水浸泡到脖子,‘感觉好极了,’华伦说。”
一天晚上,三个神风队飞行员登上山顶,正好碰见这个海军飞行员,他们听说
华伦驾驶过一架“海盗号”飞机。
“我当翻译,”岩竹回忆说,“神风队队员问,‘如果我击中你的机尾,你怎
么办?’华伦站起来,他的身材比这些日本人都高大,他用手比划着如何将飞机翻
滚着离开他们的飞机,他很急切地传授他的飞行技巧,他们谈话就像是飞行员同行
而不像敌人,看得出来他们很尊敬华伦。”
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捕的美国战俘飞行员中,华伦和弗洛伊德·霍尔得到了最仁
慈的待遇,他们那些被关押在日本的弟兄们,境况可就大不相同了。
比尔·康奈尔这位“最后一个活着离开父岛的人”和查理·布朗这位在2 月16
日空袭东京时被击落的飞行员,关押在横滨外的大船战俘营里,大船关押了大约80
名战俘,这是一个不甚牢固的三层木制结构楼房,每个单间是八英尺长、六英尺宽
的小牢房。
“我们关在牢里时,只能坐在地上,”比尔说,“我们铺盖卷里的那几条棉毯
子破烂不堪,根本不能取暖,整个冬天我们都在挨冻。”
每天早晨所有战俘必须由卫兵领着做健身运动,他们首先面向日本皇宫站好,
向天皇鞠躬。
“第一次我没有和别人一起鞠躬,”查理回忆说,“这时身后有人对我说,‘
傻瓜,边鞠躬边吐唾沫!’我鞠躬了,看到其他战俘也个个边鞠躬边啐唾沫。卫兵
没有看见,因为他们也在鞠躬。”
日本人粗暴地对待所有关押的战俘,但飞行员所受的待遇又是粗暴中最粗暴的。
在大船,战俘飞行员得到的食物只是分配给普通战俘的三分之二,“日本人的食品
本来就极度匮乏,”查理说,“战俘给得少,我们更少”。在大船最初几天,查理
喝到一碗带一条大青虫子的汤,他气得把汤泼到走廊里,“结果两个美国兵为了抢
那条虫子撞了个正着,”查理告诉我,“他们待在那儿的时间比我长。那是我扔掉
的最后一条虫子。”
“我们每天都聊吃的,”康奈尔回忆说,“当你每时每刻都觉得饥饿难忍时,
就得靠聊吃的来打发时间。”
比尔和查理描绘他们在大船的饭食“几乎全是热水”,还有其他能弄到的大量
的配料,比如黄瓜、土豆、鱼眼、大麦。“有一回,我弄到一个鸡翅,”查理回忆
说,“我慢慢地嚼了好几天,这是惟一还能嚼一下的东西,我盼望着能够增加点体
力的食物。我体重减少了43磅,出来时只有97磅。”
飞行员们在那六个月里从没机会洗衣服,一月洗一回澡,也只是一小碗水和一
片小肥皂。在审讯中,飞行员还经常挨揍。
“他们还让我们评出哪个是好警官哪个是坏警官,”比尔告诉我,“如果我们
说卫兵是坏家伙,审讯员是好人,审讯员会给我们一支香烟。如果我们不给他一个
答案,卫兵就打得我们死去活来,”查理回忆说,“审讯紧张恐怖,我听说战争初
期更糟糕。他们都很清楚,他们就要输掉这场战争了。也许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审讯
不像当初那样残暴的原因了,但也够狠的啦。”
审讯者们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些人还在美国留学工作过。飞行员奥斯卡·郎
就是在大船战俘集中营体重由160 磅减到118 磅的小伙子,日本人让他说出以一所
名牌大学命名的美军航空母舰的名称。审讯员提示他这所大学在新泽西。“我仍然
记不得那名字,”奥斯卡·朗说,“审讯员极为恼怒,问我是否知道美国是否有一
所叫普林斯顿的大学,然后他同我吹嘘他就是那儿毕业的。”
“并非所有卫兵都那么糟糕,”比尔·康奈尔告诉我,“我敢说大约60% 的人
不得不那么做,但并不高兴那样做,剩下的40% 则以尽可能折磨我们为乐趣,他们
都是精力充沛的孩子,年龄在16至18岁。别看他们年龄小,但都很残忍。他们想尽
一切办法使我们感到痛苦与恐惧,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刺刀刺我们,虽不会
致命,但也难以忍受。”
有一次,一个日本兵看到了比尔的姓名、编号以及进入大船战俘营的日期,比
尔后来回忆起那次惩罚,“这名士兵让我分开腿站在那儿,接连五次把我打翻在地,
然后却说‘对不起’,又给我一支香烟。”
战俘“犯了规定”便记录在案,随后就进行每周一次的特别惩罚。查理告诉我
:“他们命令我们举手靠着栏杆,用比垒球棒长的东西打我们的屁股和后腿。打到
第三下,肌肉都拧成疙瘩,出现痉挛,打完后我们只能爬回牢房,那痛苦得要延续
数小时才消失。”
舰载飞机轰炸的地方离大船战俘集中营如此的近,以至于查理都“能闻到火药
燃烧的味道”,战俘和士兵知道美军逼近他们了,但这只能使飞行员的状况更危险。
比尔回忆说:“日本兵不停地说,如果他们打了败仗,我们这些战犯也要被砍
头,我们相信他们能做得出来。”“我想活不成了,”查理告诉我,“我想随着美
军进攻,他们会处死我。”
折磨比尔和查理的大船卫兵也许认为他们自己相对仁慈。他们认为如果是美军
俘虏了他们,对他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美军对我们的待遇我很震惊,”原田中
岛是被美军在硫黄岛上俘获的战俘,他对我说:“美军对我们的待遇令我大为震惊,
他们对我们很人道,日美之间的差别如此巨大。”另外一个硫黄岛上的战俘名字叫
小泽正治,对我说他原以为如果他向美军投降,他会被砍头的。不但没有砍头,美
军还给他治伤,给他喝可乐。“我们完全是军国主义教育,”小泽正治说,“我们
都要求为天皇效忠,我们本来微不足道,像被踩在脚底的小虫子。我们以为美国人
也会像我们的军队那样像虫子样对待我们,但美军救了我的命。”
当华伦在“无人岛”收听广播度日时,弗洛伊德·霍尔在堀江少佐的办公室教
堀江英语。很快日本兵称弗洛伊德是“堀江的宠物”。堀江问吉井,华伦什么时候
会回到他那儿,“再过几天,”吉井大尉总是这样承诺。
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继续骚扰父岛上的日军,驻扎在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大
型飞机亦开始出现,“那B —29型飞机就要轰炸我们了,就要扔炸弹了,”岩竹说,
“但是他们只是向下扔空的油箱同我们打招呼。B —29轰炸机,你永远忘不了,它
们简直是庞然大物。”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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