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代价(5)
在收到最初的失踪电报后一年内,邮递员将这些飞行员留下的能作为纪念的东
西带来了,但没有新的消息。飞行员们的战友、教官以及指挥官们的一封封来信,
记述了这些勇敢的孩子们当初可爱的一幕幕,但没有给这些焦急的家人们真正的希
望。每次当海军方面有信寄来时,母亲们的心就怦怦直跳,但每次信封里面都只是
一些陈词老调。每一位母亲都要签收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他们的孩子在最后一次起
飞前留在船上个人小橱柜里面的东西。马弗·梅尔尚留下来的东西包括《圣经》、
飞行日志、钥匙环、笔刀、通讯录、拖鞋、带鞘的军刀、运动裤和装着身份证、照
片及55.28 美元的一个钱包。当迪克·沃尔霍夫的随身物品被送来后,他的母亲并
没有立即打开包裹。“我想等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再打开,”劳拉·沃尔霍夫对她
的妹妹讲。
1946年2 月,也就是在他们的儿子死后一年,华伦·厄尔的家人收到的电报和
信件中仍旧在重复着堀江少佐的谎言。埃维收到的电报称华伦·厄尔已经:
死于1945年3 月15日针对父岛列岛大村的一场空袭。他在海军陆战队的档案中
被记录为在行动中牺牲。关于对其遗骸的处理,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可查。对此我们
表示衷心的同情,希望您能接受。
有些人相信了这些消息,有人则不信。在得知了华伦·厄尔牺牲的消息后不久,
他上高中时的朋友哈罗德·沃特斯就去看望了他的母亲。华伦是她惟一的孩子。
“她一直使他的房间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沃特斯对我说。“她没有动一件东
西。埃维不接受华伦死亡的现实,她说她知道他会回来的。”
在密苏里州锡代利亚的百老会长老制教堂,人们为弗洛伊德·霍尔举行了纪念
仪式。“我们将弗洛伊德的照片和鲜花一起放在了祭坛上,”他的妹妹玛吉告诉我。
“只看看照片,太让人难受了。”迪克·沃尔霍夫的姑妈鲁阿·斯特雷特说,“我
们在教堂为迪克举行了纪念仪式,但没有遗体,这太令人难过了。”
“1946年6 月,我在《生活》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父岛以及在
那里发生的酷刑等事情,”吉米的弟弟龙尼·戴伊告诉我。《生活》杂志中的这篇
文章提到立花将军及的场少佐处死了“在父岛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更可恶的是,
他们竟被日军吃掉了! ”有证据表明这些飞行员曾被暴打、被刀刺伤,然后被砍头,
他们的尸体遭到肢解,他们的肝脏被用来做日式火锅料理“寿司烧”,肉被切成一
条一条的用来调汤。
“我的母亲看了《生活》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后变得歇斯底里,”龙尼·戴伊说
道。“她整年地哭,从未从这件事的阴影中摆脱,从未恢复到以前那样,她的一生
不得不在医生的护理下度过。”因为文章并未提及任何美国人的名字,只是粗线条
的对传闻的细节进行了描述,因此使得亲人们的心理始终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的不确
定状态。戴伊先生后来写信给海军方面请他们不要再向他家寄信了,因为他妻子已
经为此精神失常。后来,吉米所在的海军部队记录处说,“以后信的地址应寄给‘
地方退伍军人服务办公室’,由他们和戴伊先生亲自联系,这样母亲就不会再像过
去那样遭受失去儿子的痛苦了”。
最后,在飞行员牺牲一年半以后,他们的家人在1946年秋收到了海军方面寄来
的有关他们死亡的信件,当然信中的内容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信中描述了孩子们被
击落的过程,但很少有细节描述。例如说吉米·戴伊被派遣到夜明山无线电台帮助
破解信息;迪克·沃尔霍夫在父岛存活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马弗·梅尔尚被火化
并被安葬在大村公墓,1946年1 月20日被挖出来运到父岛后同年11月14日被再次安
葬。而关于他们被砍头以及尸体遭到的凌辱则只字不提。
许多年以后,我得到了有关在父岛牺牲的飞行员们的军队服役记录。这些记录
至今仍禁止向其家人们透露。至于我得到消息的来源,我已经答应不公开了。他们
的服役档案清楚地表明谁曾遭到刺刀刺,谁被砍头甚至被日军吃掉。尽管母亲们不
顾一切地恳求,以期知晓他们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关细节从未向其家人们
公开。
一些家庭将痛苦藏在心底,那种巨大的痛苦是无法言表的。“对弗洛伊德的回
忆就是沉默,”他的弟弟詹姆斯后来告诉我。“那时没有心理咨询,我们都把它埋
在心底。1955年,我的父母去看了他的坟墓,关于这他们没说太多。”
其他的家庭则选择宣泄内心痛苦的方式。马弗的死使得他的家庭走向分裂。没
有尸首,几乎没有消息也没有任何专家咨询,使得他们没有发泄的途径。马弗的父
母老霍伊特、克拉赖娜以及他的哥哥小霍伊特本来就酗酒,现在更是整日借酒消愁。
作为幸存者,小霍伊特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内疚感,当初就是他说服弟弟参军的。一
天晚上在喝过几杯酒后,克拉赖娜的话使得小霍伊特感到更加痛苦,“我真希望当
初是你死了。”
老霍伊特和克拉赖娜放弃了都市生活,他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教堂峡谷, 住
在沙漠边上的一个车库里。他们在电炉上做饭,睡简易床,借酒消愁。一位亲戚告
诉我,“克拉赖娜有一次曾在沙漠里游荡了几周,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
像许多父亲一样,老霍伊特把苦痛藏在了内心深处,从不外露。1951年他死于
心脏病,享年59岁。克拉赖娜于1955年去世,也是59岁。在她的死亡证明上,死因
一栏为“肝硬化”。在病情时间状况一栏只有一个词:“好多年。”
小霍伊特后悔劝说弟弟参加海军,他从未从这种内疚中摆脱出来。1958年他去
世了,年仅38岁。他的死亡证明上写着他已患肝硬化三年多了,并且还有十年多的
酒精中毒史。
小霍伊特将他的父母葬在了马弗墓附近的圣菲国家公墓。为了表示他的内疚,
他没把自己和家人们葬在一起,而是选择了加利福尼亚洲的英格尔伍德纪念公园。
许多年以后,我和小霍伊特的三个女儿进行了一番交谈。现在她们都已经50多
岁了,尽管她们对父亲对叔叔的遭遇的感受有些模糊的认识,但关于马弗是怎么死
的,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她们一直以为叔叔是死于飞机坠毁。
我告诉苏珊·梅尔尚,她们的父亲知道叔叔并非死于飞机坠毁,叔叔在落到父
岛列岛的时候还活着,然后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苏珊说:“这就是为什么小时候,
总是看到父亲一个人晚上坐在房间里,在黑暗中吸烟、喝酒、抹眼泪。”
和其他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庭不一样,约克一家并未保持沉默,而是常常议论起
格雷迪。“母亲总是哭,并且常常讲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格雷迪的妹妹珀尔·
迪芬德弗告诉我。“我记得她说了好多次格雷迪是如何的与众不同。他是一个虔诚
的基督教徒,从不出去喝酒,相信上帝而且为国家作了贡献。”
格雷迪的母亲为失去的儿子开辟了一处圣所。就像珀尔后来对我说的,“母亲
把格雷迪的东西都放在了一个雪松木箱子里,并把箱子放在了离她卧室较近的一个
休息厅内。她在箱子上放了一块围巾,然后在上边放了一本圣经。她总是跪下来,
轻轻地翻着他的东西。好多次我看到她跪在那儿,读着格雷迪当年寄回来的信和照
片。”
劳拉·沃尔霍夫对迪克一直保持着清楚的记忆。“临死的那一天,她还展示了
儿子在部队的照片,”鲁阿·斯特雷特跟我讲。“在她起居室里的一张桌子上,有
迪克一幅巨大的身着海军制服的照片。”
华伦·厄尔的母亲,埃维艰难地度完了她的余生。在一封写给华伦·厄尔的一
位飞行员战友的信中,她写道:“我永远不会从失去孩子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她
竭力用宗教上的一些理念来安慰自己:“我过着清白的基督教徒生活,当我在这个
邪恶世界上的工作完成后,我知道我会和我亲爱的孩子相会,因为我确信他是个基
督教徒。他已经回到了他永恒的归宿,我必须努力这样想:这只不过是短暂的分离,
然后我就会再次见到他。”
但据她的侄子拉尔夫·塞兹对我讲,“在华伦·厄尔死后,埃维就不再正常了。”
埃塞赖恩·古德纳说:“她性格变了,变得非常低落,寡言少语,她还做过一段理
疗。”比利·温德尔回忆说:“那么多年中,埃维总是企图自杀。她的第二个丈夫
也和她离了婚。”拉尔夫·塞兹还说:“她的精神有些崩溃了。她一时心血来潮就
嫁给了第三个丈夫,可她甚至都不认识那家伙,婚姻只持续了一个月。”后来的大
部分时间埃维都是在小型医院里度过,并于1991年死在医院,享年87岁。哥伦布·
卢埃林是在她出殡时给她护棺的人之一,在她的最后几年,哥伦布常去看望她。
“她从未跟我提及过她的儿子被杀害的细节,”哥伦布告诉我。但她说在儿子死后,
她已经不在乎她是活着或是死了。在她临死的那天,心情不错,但事实上她已是肝
肠寸断。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