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粮包战争
7 月8 日 星期四
“古斯高地”是斯坦利港一家很不起眼的旅馆,比起“洲际”、“海军准将”、
“希尔顿”和“莱德拉宫殿”这些二十多年来已经成为新闻界和报界斗士们光顾的
豪华旅馆来,有着天壤之别。我想我这样讲是不会受到旅馆主人德斯蒙德·金先生
及其夫人和家人们怪罪的。但是,自从阿根廷人6 月14日投降以后,这个名不见经
传的小小旅馆,一夜之间竟成了奔波的雇佣文人之家。这里除了信鸽以外,电传、
电视、电话和所有其它通信设备一无所有,直到三天之后,才有了热水、时断时续
的电力和可口的家庭饭莱。就其风格、建筑和热情好客而言,使我不由得想起我长
大成人的西部地区的舒适旅店,但这种风格对于大部分城里长大的记者来说,味道
就象北京鸭一样陌生。
尽管这次的事件已经纯粹英国化了,英国部队和水兵为了一块英国的殖民地而
作战,进行报道的也都是英国报界,但大部分记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总觉得福克
兰群岛的冬季战役中蕴藏着一种完全是异国情调的东西。这就是那场干粮包战争。
我这里并不是说记者们的举止行为象一群啮齿动物干粮包在英文中简称为rat-pack,
又可做老鼠群解释。,远远不是这样。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常常一个人跟随一支
部队,连续数日,乃至数周互不相见。我所说的“干粮包”是借用了军队中使用的
“干粮包”这个词,我们在野外数日,乃至数周完全赖其维生。在饮食方面,人们
可以做一番小小的选择。第一步,你可以选择食用“北极干粮”或“一般勤务干粮”。
然后,又可在“A ”菜单和“B ”菜单中选择精美菜馔或咖喱脱水鸡。据精于吃道
的人们讲,“北极干粮”虽然味美,但是需要的水很多,这在白雪覆盖的北极是不
成问题的,但在福克兰群岛就大不一样。这里的许多溪流中隐藏着肝病的危险。
不管是谁,只要你想和穆尔将军的部队一道开进斯坦利港,就得首先学会烹饪
和野外挖战壕,构筑宿营掩体。除了要学会一整套新的技能和语言以外,还得学会
穿戴伪装衣裤、北极袜和衬衣,以及学会使用那种粘得象福克兰群岛的稀泥炭一样
的麦克斯费克特公司生产的伪装油。当我第一次套上罩衣和裤子,打上裹腿,登上
靴子时,第二伞兵营的一位军士菲尔·阿特金森对我进行了一番“赞扬”,“在我
一生中遇到的人当中,你是最乏军人气派的一个。我那8 岁的女儿都比你强。”领
取了干粮和衣服之后,我们进行了战地救护和野外求生等各种应急训练,并且学会
了一套新的词汇。在这个天地里,“yomping ”和“tabbing ”表示行走,“proffing”
表示用非法手段获取,“rassing ”与原意相似,但在这里特指海上的皇家陆军后
勤海军补给站,“hacking it”表示目的,而“oppos ”则表示你的同伴。前特别
空勤部队求生专家彭宁顿军士发出过这样的指令,“假若你认为自己被冻伤了,就
把脚趾伸进你同伴的大腿根部,那是他全身最温暖的地方。这是你最好的得救机会。”
这种游戏的名字是为了表明你能达到目的。渐渐地隔阂变成了信任,并最终成为一
种奇怪的友谊。在圣卡洛斯登陆一周之后,第二伞兵营的团队军士长马尔科姆·辛
普森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他的新掩体,这是一个用石块筑成的胸墙和战壕,用雨披做
屋顶,并带有蕨本伪装网的建筑,是一个精心做成的珍品,可以够得上三星标准,
值得在下一次理想住宅展览会的报道中提上一笔。
遗憾的是他没有用上它,那天晚上他就乘车向古斯格林进发了。当我第二次见
到团军士长辛普森时,我们一起在通往达尔文港的路上遭到敌人大炮和迫击炮的猛
轰。我还是头一次遇到如此猛烈的袭击,我看他也和我一样。整整一天,我们扑在
同一个掩体里,并以平等的身份讨论他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处理俘虏,照看伤员,
运送弹药,包裹死者等等。这种瞬时结下的友谊将留下永久的印记。
尽管人们可以百般描述战争的恐怖,但真正恐惧的时刻却是比较短暂的。坏天
气造成的那种难受的日子也是如此。圣卡洛斯的空袭来得虽说突然,但持续不了几
分钟。在达尔文和古斯格林,迫击炮、大炮和机枪火力逐步达到高峰,每次也只是
持续大约半个小时。迫击炮和大炮的弹片在距头顶不到几英尺的地方嘎嘎作响,随
着天色渐渐破晓,白色的磷光炮弹象巨大的焰火一样在泥炭中爆炸。有时会发生一
种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投降的前一天,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早晨,我坐在山
中可以俯视埃斯坦西亚的旅司令部里,一边读着兄弟写来的家书,一边等着乘坐直
升飞机。突然,我们遭到了“天鹰”式飞机的袭击。我两次看见小小的炸弹挂在白
色降落伞上飘然落下,在距我仅有30-40 码的地方,一阵闪光过后,便是泥炭土喷
洒而下,在这次袭击中,只有一名飞行员表面负伤,并被击穿了鼓膜。现在,穿越
东福克兰岛的马拉松行军中,让我们备尝苦头的泥炭沼泽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松软
的地面把炸弹、枪弹和迫击炮弹的冲击力都给削弱了。
只有在偶尔的时候,严寒才是一种威胁。这主要是指包裹和鸭绒北极睡袋还没
有被送上来的那段时间。达尔文以北的战斗结束以后,多亏三个伞兵慷慨地让我和
他们一起蜷缩在雨披和防水布里,这样我才算保住了我的脚趾。你要和陆战队、伞
兵一起行军和生活,不但要做好与他们一道牺牲的准备,而且还要有一起得战壕足
病,挨饿和睡眠不足的准备。于是,我很快就掌握了一套最基本的技能,例如学会保
持一双干燥的袜子,以及如何把湿袜子塞进裤子里或在夜晚用大腿根部把袜子烘干,
以便第二天早上再穿。
但是,使人颇感惊讶的是,一位同仁竟在“今日”节目中装腔作势地大谈奢谈
野外生活和夜间穿湿袜子的必要性,殊不知这是得战壕足病的诱因之一。
在关于冬季战役的报道中,没有开出任何新式新闻的奇葩。这也许是因为我们
都受到越南电视报道的马拉松电视节目和《读者文摘》过去常常称道的“第一人称
方式”的腐蚀,而这种腐蚀又被一些后起的电视和报刊记者在从塞浦路斯到萨尔瓦
多的许多小型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对一个象灰姑娘一样久被歧视的传播媒介——在
广播电台已经工作了几乎15年的人来说,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能看到一筹莫展的电
视记者怀着初恋的痛苦和激情转而对这次远征进行广播报道。尤其对独立电视新闻
公司的记者们来说,玛端萨特电话威了那喀索斯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语中因爱恋自己
在水中的影子而憔悴至死的美少年。孤芳自赏的水塘。
其他的人对这项任务持一种较为富有朝气的观点。为《旗帜》、《快报》和《
观众》撰稿并应邀在电台露面的马科斯·黑斯廷斯先生,力图仿效库珀勋爵和《头
条新闻》中的《每日野兽》为此类报道定下的框框,象一架老式香肠机一样根据轻
重缓急依次炮制社论、评论和报道。他比任何人都善于抓消息,并且知道决战在什
么地方进行。但是这些并没有帮助他从别人那里赢得好感。可是《星期日快报》却
吹嘘说“只有两个名字主宰了福克兰群岛战争,这就是加尔铁里和黑斯廷斯。”所
有这些,除了表现出政治上的狭隘以外,没有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记者增添任何光
彩。更为不解的是,《每日快报》这时竟然足尖立起,翩翩起舞了。该报喜形于色
地报道了战斗之后,似乎着意追求某种出色的、老派的“讨伐檄文”。只有星期日
大报明白调查的本质所在,他们一开始就带着通常专为巴特利警察腐败案保留的激
情,一头钻入各种人员内哄和混乱的恶作剧之中。
在福克兰群岛战役中,由于环境的闭塞,我们非得与他们地面部队打成一片不
可。在激烈的战斗中,这是心理上求生的唯一途径。但是,由于这次战役是在一个
十分遥远的地方进行,而且它又具有一种几乎宗法式的美国特性,我猜想在将来一
段时间内,报界和电视台可能从“给我们的小伙子撑腰的报纸”羞羞答答地转变成
“使孩子们衣衫褴褛的破布。”因为福克兰群岛的部队有三次在夜间不幸地互相射
击,他们就开始煽风点火,我看这种做法实在荒唐。谁人不知,这类事情在越南、
北爱尔兰、朝鲜曾不知发生过多少起。为了弄清事情的真象,我向《快报》的记者
打听5 月22日至23日那个周末在圣卡洛斯第一次发生的这种战斗。那人自命不凡地
说:“这种事在我们这里是不屑谈及的。”但我后来发现,他在6 月2 日星期五的
《快报》头一版上对此事做了“独家”披露。
当报纸发到舰队和地面部队时,里面的许多内容使人读来大为光火。显然,报
界的任务不是充当军方的对外联络员。当然,从随军的国防部对外联络官的表现来
看,透点消息也未尝不可。只是为世界广播部工作,有时会落入一种难堪尴尬地步。
在某处的一座通信帐篷里,有人昼夜不停地收听节目和公告。每每评论起英国政府
的报道来,气氛就有些异样。总起来说,我发现人们异常敏感,并能仔细区分它是
哪个组织,它所需要报道的是什么,以及是谁在战场上代表英国广播公司。当然是
我本人和布雷恩·汉拉恩了。古斯格林投降之后,大约午夜时分,我正在享用从阿
杰克斯湾医院搞来的茶。伤员们大多是阿根廷人,正在被源源不断地送来,他们受
的是严重的外伤和烧伤。皇家空军炸弹处理队队长,飞行中尉斯旺对英国广播公司
广播的一则新闻或报刊评论感到惴惴不安。这篇报道提到了由于引信低劣和投放高
度过低而未能爆炸的阿根廷炸弹数目。他说,他们可能从此要使用法制延时炸弹了。
当炸弹在阿杰克斯爆炸时,有10人在医院后面被炸死。与此同时,圣卡洛斯的蓝色
登陆地段也被轰炸。“不要责怪这个人了,伙计。”身材高大,蓄着胡须的医院外
科主治医生里克·乔利中校说,“他一直在参加古斯格林大战,可能又是那些文官
中的某个人向防务记者们透露了这一消息。纯粹是为了炫耀他们对一切了如指掌,
他们真是胆大包天。”看来飞行中尉接受了他的分析。
有时信任达到了颇为异乎寻常的程度。许多记者逐渐扮演了中世纪流动小贩的
角色,始终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局外人,偶尔受到垂青也是因为他们兜售了来自外界
的零碎消息。有时也会导致互相尊重和信任。我由于被编入第二伞兵营,才逐渐结
识了当时的指挥官H.琼斯中校,那已是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星期。他是一个鲁莽、宽
宏和自疑的人。他向我和我的同行《每日邮报》的记者戴维斯·诺里斯倾吐了个人
的心事,但不要求我们承担任何义务。我记得当时我正站在渡船“诺兰德”号的舰
桥上,船正驶过范宁岬,缓缓地进入圣卡洛斯湾,准备登陆。我们用夜视望远镜观
察前沿是否有敌人的灯光。“你觉得小伙子们能经受这场考验吗?”我们问道。
“我不知道他们将如何面对在野外受到空中扫射和轰炸的命运。”他希望我们能分
担他心底深处的忧愁,但不指望我们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建议。登陆之后,他变得
和往日一样急躁不耐烦。“我们得马上开拔采取行动。我怎么才能和和玛琪玛琪即
玛格利特·撒切尔首相。取得联系?我们应当给唐宁街挂个电话,告诉她抓牢她的
灯笼裤。”后来,在进攻达尔文和古斯格林的前一天,也就是他在卡米拉小溪旅馆
等候的时候,他的参谋告诉他,世界广播部提到了他的营所在位置,这使他的脑子
象一个飞旋的陀螺一样运转起来,幽默和嘲讽又一次混合在一起:“我要见约翰·
诺特、国防部、首相,如果有人被打死的话。告诉萨拉,她必须这样做。罗伯特,
你看这是不是借刀杀人?”他这样大轰大闹了一个小时左右。有一次他把英国广播
公司列入了他的诉讼当事人名单。对我来说不幸的是,两天后我向《星期日泰唔士
报》叙述了这一故事,这份报纸最近送到古斯格林了。琼斯后来决定给《泰晤士报
》写信,他认为这是最好的途径。当晚日落时分,他在卡米拉旅馆的紫竹篱后面对
他的军官讲话时,他的命令小组觉得他头脑冷静,用词准确,话语流利而兴奋。最
后,他转向我说:“你想去哪里,罗伯特?跟我们一起上还是和大炮留在这里。”
我说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因此想参加主要战斗。他回答说:“我也从来未参加
过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将会怎样。”
我同意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观点,即战争的诗意孕藏于其悲壮之中。不管用什
么标准来衡量,古斯格林战斗都是英勇的,因为赢得胜利的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
只是人们的勇敢。我记得最深的是他们的友情、扶助伤员、清理死者和设法集合俘
虏。我不能妄称这些人是天使。紧张的战斗结束之后,英军在斯坦利港偷窃的数量
是可观的,有些是可以理解的,有些则不然。例如从一个刚刚在最后的炮击中失去
妻子的年轻兽医那里偷窃他收藏的金币。他们的行为和大部分平时和战时的士兵一
样。我知道,那种强加的,但值得欢迎的战场友情,那种行军穿越泥炭沼泽时的严
寒和漫长的路程,那种不时发生的炮击和轰炸,以及那种向8000海里外的听众转诉
这场“干粮包”战争时遇到的重重困难,这一切都使我这个记者的观察力受到极大
的限制。
( 罗伯特·福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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