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制受挫原因 近卫新党新体制运动非但未能建立像德意那样的一国一党,竟然落到新体制的 主要载体大政翼赞会只不过是协助政府强化国民统制的行政辅助机构,仅仅是类似 卫生组织那样的“公共结社”的地步。其受挫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当年的权力结构决 不允许,也没有必要建立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一国一党或类似政治组织。 如果说在德国是以纳粹极权体制去取代魏玛民主共和体制,那么在日本建立法 西斯国防国家体制时,体制变动不是采取另起炉灶的方式,而是对近代天皇制机构 作部分改组,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主要是消除近代天皇制两重性中一定立宪、民 主的一面,同时加强扩大其专制高压的一面,使之演变为法西斯极权统治。原有的 统治体制由于存在若干不适应新局势的难点和矛盾,因而引起新党新体制运动的出 现。但体制本身在向极权体制的演变、改组中,其基本方面还是协调、适应的。 体制改组、演变中的协调、适应,是指天皇制专制权力,如天皇至高无上的权 威,军部享有独断专行的特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天皇制官僚机构,不仅可以演变为 法西斯极权统治权力,而且是法西斯国防国家体制所不可或缺的依靠和支柱。因而 并非一定要照搬德意的一国一党。所谓难点与矛盾,主要是指国防国家体制要求消 除天皇制的多头分权,形成权力的极端集中。然而,天皇制的多头分权往往又是同 专制权力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除非从根本上改变天皇制的性质,否则,这种联 结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而一国一党绝对行不通。 首先,天皇制多头分权本身就是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鉴于历史上幕府专权的 教训,不允许任何个人或机构拥有足以损害、威胁天皇地位的权力。建立一国一党 或类似政治组织将与维护天皇地位和权威相抵触。观念右翼人数不多而能量很大, 其能量就是来自天皇权威的不可侵犯性和维护天皇权威的必要性。 其次,有权 对各分权机构进行统辖的唯有天皇。但为了保 持天皇的神圣性,天皇虽总揽统治权,通常是统而不治,一般不具体干预各官 僚机构的行政活动。因而造成了各官僚机构严重的宗派主义和排他倾向,拒不接受 来自其他机构或个人的干预。 甚至连内阁总理大臣对于各省也没有统辖权力。因此,大政翼赞会企图作为独 立的政治组织发挥自己的统率作用,当然是官僚们所不能容许的,遭到官僚的反对 是不可避免的。 新党新体制运动步步后退,自然也同近卫本人有关。 近卫出于现实局势的 考虑,接受了一国一党的构想。但是,他的贵族身份,同皇室的特殊关系,从小所 受的教育,使他决不能去做任何冒犯天皇的事情。他在内心深处与观念右翼—脉相 通。他不止一次地向报界承认,一国一党违反国体,有幕府化的危险,甚至说,对 于新体制与国体的关系,应该“慎重又慎重”,“务必从彻底的臣道观出发,否则 我担心新体制就会变为幕府那样,就会变为赤化运动。” 近卫有着贵族、公卿所特有的孤傲而怯懦的性格弱点。他总是在上层的小圈子 内活动,不善于与不同的人打交道,缺乏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近卫身边的人,同 近卫接触稍多的人,都觉察到近卫似乎容易接近,实际上对谁都不信任。后藤隆之 助说他是“很会听意见的人”,又是“听不进意见”的人,“不善协调”的人。富 田健治评论说,“他似乎缺乏勇气,但另一方面又有近乎冷酷无情的行动欲望。他 缺乏积极行动的顽强性,可是又有像牛那样倔强的消极性”。 对于近卫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而实际的情况需要考虑,即他究竟能否控制一 个全国政党或中核体,能否抑制军部。新党新体制运动的主要力量,一是亲军的右 翼团体,党派,他们与军部相结合,能量不小;二是政友会各派和民政党主流派, 他们仍然拥有经营多年的群众基础。近卫虽然掌握领导权,但没有属于自己的有组 织的力量,也就没有保证各方听命于他的政治实力。近卫曾向米内内阁提出,希望 内阁与他协作,在内阁下建立由近卫任总裁的新体制委员会,开展国民组织运动, 企图在正式建立新体制以前,先把属于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但遭到米内内阁的严 词拒绝。由于没有强大的政治实力作后盾,近卫对于能否控制新党或中核体缺乏信 心,要想抑制军部更属妄想。近卫在第二次组阁之前,不止一次地对元老西园寺的 秘书原田熊雄说,他是在既成局势下出于不得已,实在为难之极,说很担心军部还 是把自己当傀儡使。原田说他“半是身不由己地做到哪里算哪里的心情”。正是因 为近卫早已怀着这种心情,他的一再动摇、后退是不足为奇的。 (本节撰稿人:孙仁宗)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