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的地位
简单的概括无法说明奴隶们获得自由的种种途径。当奴隶主在北部军队到来之
前逃走时,成千上万的奴隶便成了“投奔北军的黑人”,逗留在后面的奴隶把“北
方佬”当作解放者去欢迎。其他奴隶得知穿蓝色军服的联邦部队就在附近,便离开
种植园奔向他们的阵地。1864年-1865 年当谢尔曼军经过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时,
几万奴隶尾随在队伍后面。有些奴隶帮助北部士兵劫掠村中首富;而另外一些奴隶
又帮助太太们埋藏银子。受信赖的家庭佣人和马夫往往最先把种植园丢给北部人;
而另外一些人则一直对老主人忠诚到底。许多逃亡出来的奴隶为联邦指挥官作向导
和侦探,但另外一些逃奴却假装一无所知或拒绝向入侵的北军提供情报。只有一个
结论是可靠的:大多数奴隶欢迎自由,不管这种自由到头来是含含糊糊的还是幻灭
的。到战争结束,在邦联的350 万奴隶中大概有150 万已经直接地受到北军入侵的
影响,而且其中50多万人是在联邦牢固控制地区之内。
联邦政府对这50万逃亡奴隶从来没有制定一项统一的坚定的和深思熟虑的战时
政策。军队、财政部( 该部控制没收充公的财产) 、各宗教团体以及北部为给自由
民提供救济和教育而组织的自由民协会各行其事,各自为政。占领军司令部的军官
掌握最大的权力。从他们最初企图应付逃亡的奴隶进入时起,就提出了某些似乎是
“政策”的东西。在最初阶段,这种准政策也掺杂许多混乱、困难和不公正。
这些逃亡奴隶拥挤在临时准备的营地里,曝露在日光和风雨中,加上疾病,夺
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北部士兵有时还“没收”黑人好不容易随身带来的粗陋财产。
士兵与黑人妇女之间的性接触造成了性病流行。为了改变这种混乱局面而建立秩序,
为了防止部队的风纪败坏和剥削逃亡奴隶,联邦的指挥官们建立了分散的自由民村,
指派部队军官作为自由民的管理人,特派一小队士兵保护村子以防范北部非法活动
者和邦联游击队( 这种村子起到组建黑人团的作用) ,给自由民提供口粮、衣服和
药品,号召北部的传教团体和志愿团体给予援助,和以尽可能快的行动去动员身体
强壮的黑人去当劳工,并最终去当兵。
在所有这一切当中,军队首先考虑的是军事效能。人道主义显然是第二位的。
军队并没有考虑自己是从事改革的团体。军队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些逃亡出来的黑奴
组织起来,以便把他们对军事行动的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他们对军事行动的
支援发挥最大的劳动效能。陆军和海军让这些逃亡黑人当赶大车的把式、装卸工人、
轻工兵( 建筑工人) 、医院的卫生员和护士、炊事员、洗烫衣服的女工、仆役、砍
柴工,等等。
奴隶做上述工作不同于他们为邦联军队做同类工种的唯一地方是他们作为联邦
劳工具有自由,并且得到工资。但有时在性质上也没有多少差别。邦联的官员们未
经本人同意强制黑人服兵役,而联邦的官员们也常常这样做。从理论上讲,为联邦
工作的黑人能够得到工资,但其中许多人几乎没见过一美元,因为他们的工资已经
从衣服、亲属的赡养、每日口粮或医疗费中扣除了。邦联的官员或监工可能一直是
苛刻的工头,而某些北军的宪兵司令、军需官和自由民的管理人在这一方面比起他
们也不相上下。许多投奔北军的黑人无法解释,他们的旧的地位与新的身份之间到
底有什么不同。
曾在联邦入侵者占领的种植园劳动过的许多自由民都能提出这同一个问题。那
类种植园的某些承租人就是见钱眼开的北部佬;另一些承租人是已经进行过效忠宣
誓的南部人。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下游地区,许多种植园主进行了效忠宣誓并带着从
前的奴隶继续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其唯一不同的是付给奴隶工资。但是说到在军队
中的黑人劳工,他们的工资似乎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一个北部白人工人要确认这
个制度就是自由劳动制度可能会有困难。在已经占领下的路易斯安那,纳撒尼尔·
班克斯发布了规章条例,而且在路易斯安那北部密西西比河流域,军官们都仿效这
些规章条例( 在这两个地区,三分之二的自由民在联邦有组织的控制之下生活) 。
根据这些规章条例,劳动被确定为“公共义务”,懒惰和流浪被视为“犯罪”。所
有尚未被雇佣的强壮的自由民都需要到公营工厂去劳动。一个逃奔出来的奴隶可以
选择自己的雇主,但是一旦签订了合同,他就必须为这个雇主干活直到合同满期。
规章条例上规定了最低的工资,还有口粮和住房。但是考虑到衣物、医疗费和病假
等等这么多的折扣,实际上大多数种植园的雇工都在为吃住而紧张地劳动。宪兵司
令接到命令要在工人中推行“持续的忠实干活,品行端正,遵纪守法和完全服从”。
废奴主义者的指责这些规章条例是对自由劳动的歪曲。由于揭发了许多白人承租者
的恶劣行径,以及他们与某些宪兵司令之间的互相勾结,而这些宪兵司令所起的作
用与旧的奴隶警察所做的几乎一样。这一切使废奴主义者们的愤怒变得更为强烈。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对自由民的福利事业,有些部队军官还是同情和关心的。
格兰特委派一位随军牧师约翰·伊赖上校任密西西比河流域自由民的行政官,他和
南卡罗来纳及佐治亚沿海岛屿的军事行政官鲁弗斯·萨克斯顿将军对自由民的福利
事业特别关心。在已占领的地区,许多自由民,特别是那些有手艺的自由民,得到
优厚的工资。军队往往插手保护工人免遭农场主虐待,以便使农场主遵守对待工人
的例规。种植园的承租人并不都是西蒙·勒格里西蒙·勒格里是斯陀夫人著的《汤
姆叔叔的小屋》中的残酷的奴隶主,他把汤姆打死了。。签订合同与工资的概念其
本身在南方种植园里就是新鲜的。它是从半封建朝着现代自由劳动社会迈出的重要
一步。
并非所有没收的种植园都租给了私人。许多仍然在政府手中。这些种植园里的
自由民都是在管理人的指挥下劳动着,这些管理人都是由北部自由民援助团体派去
的。这种模式在南卡罗来纳的近海岛屿以及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占领地区,
都是共同的。这些管理人不同于承租人或农场主,他们对帮助那些逃亡奴隶转变为
自由民比起在农作物种植上获利往往更有兴趣。但获利的动机也是存在的。赞成蓄
奴制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蓄奴制对于南部主要的农作物经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北
部反蓄奴制的人渴望证明自由黑人劳动的有益性。虽然战争的混乱和破坏使农作物
的产量低于战前水平,但是战时棉花价格的飞涨,使大多数种植者都获了利——因
此反对蓄奴制的人们都断言自由劳动的尝试是成功的。
诚然,无论是那些仁慈的“管理人”还是拼命追求利润的承租户,在白种人的
监督下组织种植园工人的做法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家长式统治。但是,当军官和文官
们面对大量被赶出家园、衣衫褴褛和正在患病的奴隶时,他们都认为他们面对的是
一种客观条件,而不是一种理论。在军队把大部分健壮的成年男性逃奴抽出来充当
劳工和士兵之后,自由民管理人手下只剩下妇女、儿童和年老体弱者了。在这种环
境里,难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家长式作风。可能出现的情况或是玩忽职守,或是发
生可怕的死亡率,后者比诸家长式作风受到的指责更加严重,可能成为罪责的原因。
但事实上,在战争期间,逃奴营地里的死亡率可能高达25% 。虽然这个数字看
起来是触目惊心的,但是如果对比一下南部邦联士兵以及联邦军队中的黑人士兵接
近20% 的疾病死亡率,那么这个数目就不算很高了,因为在黑人队伍中没有老人或
儿童。由于战争而被迫背井离乡的白人难民的死亡率也很可怕。在联邦军队和慈善
团体对那些逃亡出来的黑人进行组织、训练和救济之前,在这些逃奴中就出现了最
严重的疾病和死亡的灾难。他们决定把所有健壮的黑人都安排去工作的一个原因就
是要把他们从有害健康的宿营地疏散开,因为营地里人员拥挤和肮脏,而且传染病
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自由民的土地问题
对白人管理人或承租人家长式统治的一个明显的可供选择的作法就是把没收来
的土地,要么直接出租给自由民,要么直接出售给自由民。这是北部激进分子所极
力主张的,而且在占领的南部,日益推广执行。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在联邦控制之
下的农田几近20% 是由黑人单独耕种的。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出现在杰斐逊·戴维
斯和他的兄弟约瑟夫在维克斯堡南部戴维斯- 本德的种植园里。在1864和1865年黑
人农民在戴维斯- 本德租借了数千英亩土地并且成功地种植了棉花和粮食作物,他
们中许多人都是这位邦联总统从前的奴隶。在1865年的棉花收获中,他们净获利159,000
美元。这些自由民形成了一个自治区,有他们自己选出的黑人行政司法长官和治安
推事。在南部其它地区,特别是近海岛屿,自由民在战争期间可以购买土地。
这样的机会给黑人朝自耕农的地位提供初步的开端,这种地位已经成为他们的
主要愿望。大多数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党人也都预见到未来的南部是属于拥有
土地的黑人农民。但是,这种美景却遇到了强大的干扰。例如,1863年-1864 年,
在近海岛屿上的自由民购买了5,000 英亩土地,但北部的投资者却买了20,000英亩
土地( 其中一些土地后来被转卖给黑人) 。这些北部买主中有许多像其它地方的北
部承租人一样,表现出南部种植园主战后所持的态度,他们愿意要无土地的黑人劳
动力而不愿要拥有小块农田的黑人自耕农。
宪法看来禁止在南部进行真正的土地改革。1862年7 月,林肯曾扬言要否决第
二个没收法案,因为按照他的观点,没收邦联成员拥有的不动产违反了宪法上关于
剥夺财产法的禁令。这个议案规定只没收犯人生活范围之外的财产。宪法第三章第
3条规定:“国会有宣告惩治叛国罪之权,但剥夺叛国罪犯的公民权时,除剥夺公民
权终身者外,不得涉及剥夺继承权,亦不得没收其财产。”第二没收法曾规定没收
邦联成员的财产,作为惩办他们反对合众国的叛乱。但由于这条规定会妨碍那些受
到这种惩罚的人的子女继承这份财产( “丧失继承权”) ,林肯曾扬言说,如果国
会不修改这项法令以防止上述情况,他就要否决这个议案。由于作为宪法这一条款
的根据的英国法律,只应用于不动产,林肯认为奴隶作为财产,应该豁免丧失继承
权的律令——换句话说,奴隶能被合法地没收,而土地却不能。由于总统的坚持,
国会通过了一项说明性决议,禁止剥夺邦联继承人财产的任何企图。当然,这样就
使没收法作为一个土地再分配的手段失去了它的价值,根据1861年直接税收法,近
海岛屿的土地已被出售而不支付税款,这个税收法为重新分配南部土地提供了另一
种可能性;但是在那里也同样隐隐出现了难以应付的法律和行政两方面问题。
激进分子们对于他们所认为的宪法上模棱两可的说法,已无法忍耐。一位废奴
主义者说:“根据文明国家所有法律和习惯法,反政府的叛乱者应被没收其财产。”
自由民如果没有土地,才仅仅得到一半的自由。“为了安全、和平和持久”,激进
分子们坚持认为,“必须主要在经济和工业上进行重建;必须着手在南部安置一部
分忠诚的居民,这些居民不仅是作为耕种者,而且是作为合法的真正的土地拥有者。
……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发生的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任何国家,在那些国家,一切
土地归一个阶级所有,而耕种却归另一个阶级。”
1863年12月,林肯发表大赦宣言,将财产( 除奴隶外) 归还给已进行过忠诚宣
誓的邦联分子,这就进一步破坏了土地改革的良机。虽然数千名南部人排除在这种
大赦之外,但林肯公开表示以后有可能把他们包括进大赦之列。一位愤怒的废奴主
义者说:“假如总统把土地的所有权都归还给这些叛国分子,那么没收法就是一场
闹剧,而且这场战争将是一次巨大的失败。”
1864年初,激进的国会议员乔治·朱利安提出了一项法案,把1862年的宅地法
扩充到南部那些被丢弃和被没收的土地。朱利安的这一法案提出,对于每一个自由
家庭的每个人,南部联邦主义者以及联邦军队的退役军人,授与40或80英亩的土地。
虽然这个提案与林肯的政策似乎有矛盾;但朱利安声称,已经获得总统的同意,将
签署废除1862年关于限制没收犯人的生活资料的决议案。无论这个说法是否真实,
众议院和参议院都以不同的方式分别通过了废除1862年的决议案。但是出于宪法上
的顾忌及某些共和党的保守思想,他们甚至对削弱叛国者的财产权表示犹豫,所以
阻止了废除议案或者说阻止了朱利安土地再分配议案的最后通过。国会所通过的与
此最接近的立法是1865年3 月关于成立自由民管理局自由民管理局(Freedmen's Bureau,
1865-1872),又译作“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的一项法律条款。这个条款规定
每个南部自由民或联邦主义者可以租用40英亩被遗弃或被没收的土地,他们在三年
之后,凭“合众国转让这种土地财产所有权”就有选择购买土地的权利。
在国会通过这项法案时,一个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方案已经在进行之中。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创始这项计划的人——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对激进分子和
自由民来说,已经毫无用处。当谢尔曼的军队通过佐治亚并在1864年12月到达萨凡
纳时,数千名衣衫褴褛的自由民正七零八落地跟在队伍的后面。谢尔曼同20名黑人
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他们告诉谢尔曼:“我们能够最好地照顾自己的办法,便是拥
有土地。”会议之后,谢尔曼在1 月16日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规定从查尔斯顿到
杰克逊维尔海岸线和30英里的内陆河岸作为自由民重新定居区,而且给每个家庭40
英亩土地。这些土地自由民们在国会“将来规定土地财产所有权”之前将获得“土
地占有权”。到1865年6 月底,军队已经在这个地区安置了四万多名自由民。未来
将由国会决定是否能把这种“土地占有权”转变成为真正的所有权。
自由民的教育
土地所有权是未来基本美好前景的一个支柱,另一个则是教育。对教育的追求
比起对土地的追求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北部在南部创办学校的改革运动是一项在从
前邦联地区实地进行的现代化的革新。
1863年,在占领下的路易斯安那,一位北部传教士写道,他的周围都是:
穿军服的黑人,穿着破烂衣服的黑人,住在木屋里的黑人,生活在帐篷里的黑
人,生活在用树枝覆盖在几根横杆下的黑人,生活在没有横木的大堆树枝堆下的黑
人,露宿野外以青天作被窝的黑人;他们都满怀着希望……,每个人都在祈求接受
教育,为了学习而愿意去做任何工作。他们永不离开我们的房间,他们高呼要“书!
书!”还问:“何时开学?”
废奴主义者率先在北部各地建立自由民援助协会。一位废奴主义者写道:“废
奴主义者对于受他们保护的自由民的责任将不会随着法律上废除蓄奴制而中止。”
这个运动的下一步就是自由民的教育。“我们的责任是帮助黑人渡过难关。”战争
期间,自由民救济协会至少派出了一千名教师,他们在占领区创办了学校。这些教
师成为战后最初几年来到南部的2,000 多名教师的先行者。有一位第一批到达南卡
罗来纳波弗特的北部教师在1862年写道:“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反蓄奴制的工作,而
且我们认为它是一件崇高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十分高尚。”大约三十年过后,黑
人领袖杜波依斯写道,这些教会的教师中四分之三是妇女;他们都是在内战时期没
有得到歌颂的男女英雄人物,“他们在19世纪进行了一场最精采的和平战斗。……
[他们]的到来不是使黑人在原来的地方保持不动,而是使他们跳出蓄奴制曾吞噬他
们的龌龊污浊的地方……。这就是新英格兰给自由黑人的礼物。”
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是白人。1861年9 月,在弗吉尼亚州的门罗要塞建立的第
一所自由民学校就是由一名自由黑人妇女执教的。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在自由民
学校的4,000 名教师中大概有20% 是黑人。南部的黑人们用自己的财力创办和资助
了其中许多所学校。
然而,如同杜波依斯所提示的那样,自由民的教育主要是一项新英格兰事业。
五分之三的白人教师出生在新英格兰。最大的自由民团体是美国传教士协会( 公理
会) ,它得到的大部分赞助都来自新英格兰。最有势力的非宗教团体是新英格兰自
由民援助协会。有位教师写道,他设想其使命是在亚拉巴马建立“一种真正的新英
格兰文明”。另一位教师则希望新英格兰学校女教师的改革运动将提供足够的教师
“使整个南部成为一个新英格兰”。
北部教师们在教育的这一方面上所想到的比作为初等教育基础的读写算要广泛
得多。他们希望在南部灌输新教的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和自由劳动的思想意识。这些
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劳动的必要性和高尚性的观念。北部的传教士们指责某些联邦的
指挥官在占领下的南方实行强制劳动的管理条令。他们认为劳动的道德观必须通过
教育才会成为个人品德的一部分,不能由外界强加于人。最好的纪律就是严于律己。
有位废奴主义传教士写道:自由民“需要接受清教徒关于劳动光荣的教义”。蓄奴
制由于把劳动同奴役联系在一起,就把劳动的崇高性贬低了。为了帮助自由民“抛
弃蓄奴制的教义”,学校对学生“授以勤奋、家政安排以及节俭方面的课程”。他
们教育学生,“勤劳对自由来说是值得赞美和必需的,而懒惰既不道德又可耻”。
传教士认为,获得自由的奴隶们需要接受“新英格兰的教堂和学校……培育秩序、
节制饮酒、纯洁净化和诚实”并教育他们成为“像北部人那样勤奋、崇尚经济和节
约。”
在战争期间,自由民学校中的黑人估计达到了二十万。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之
后,已发展起来的自由民教育计划已取得巨大的进展。这些学校发动了一场扫盲突
击运动,这场扫盲运动后来由按照北部教会学校创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部新的公
立学校体制继续进行下去。
自由民管理局是私人援助团体的一个重要伙伴。这个局从1865年至1870年在学
校方面花费了其预算的三分之一。该局全称是“难民、自由民及荒废土地管理局”。
建立自由民管理局提案最初提出是在1863年,但由于众议院和参议院就该局应隶属
于陆军部还是财政部发生争执,一直拖到1865年3 月3 日才成立。国会最后决定把
它隶属于陆军部。这个局的工作在占领下的南部成为军队战时经验的楷模。这个局
由于安置了白人和黑人难民,因而起着一个救济机构的作用,它在农场主与自由民
之间草拟劳动合同并加以实施;它与志愿会社合作开办自由民学校。
政府和自由民
联邦政府对自由民工作的纪录交错着成功与失败、人道主义与剥削,慈善与残
酷等的事例。政府的政策往往看上去是混乱的和目光短浅的;而政府则面临着一种
前所未有的形势。解放四百万奴隶和重建因内战而瓦解了的一个奴隶社会完全都是
新的经验。没有什么现成模式去指导人们处理这些问题。政府没有做过要负责处理
庞大的难民人口问题,没有设立官方机构去实施一项巨大的福利与就业计划。联邦
军队和政府都在黑暗中摸索。他们开创了先例。历史上没有第二个社会在如此短的
时间内解放了如此众多的奴隶;没有第二支军队曾经完成过这样一场社会革命。没
有第二个国家曾建立过自由民管理局去处理已获得解放的奴隶的问题;没有第二个
社会把如此巨大的努力和金钱倾注在对以前的奴隶的教育上。尽管这些努力可能是
微小的,但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些努力都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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