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被刺和战争结束
突然,电报机传来了重大的消息,人们的欢乐情绪接着化为悲痛——但是这消
息是可怕的,十分重大的——林肯遇刺了!4 月14日,早已积忧成疾的56岁的林肯
总统为了松弛一下,来到了福特剧院观看一场喜剧表演。戏演到一半时,约翰·威
尔克斯·布思走进了林肯的包厢,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然后布思跳上舞台( 他在
那儿跌断了腿) ,高喊着:“这就是暴君的下场!”一瘸一拐地溜出了后门,跳上
一匹事先准备好的马逃走了。剧院的人未能将他抓住。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是一
位著名演员的儿子,他哥哥也是一位著名演员。他本人二十六岁,是一位平庸的演
员。他是一位性情反复无常的利己主义者,渴望出名却未能如愿,因而心灰意冷。
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策划绑架林肯,用他作人质以迫使联邦政府向邦联让步。为
了实现这一疯狂的计划,他从华盛顿的下层社会的流浪汉、邦联的间谍、南军的逃
兵中征募了几个助手。里士满的陷落和李军的投降使绑架计划变得毫无意义,因此
布思改而决定暗杀林肯总统、副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由于派去刺杀约翰逊
的同伙惊慌害怕,而未能得逞。西沃德国务卿被刺成重伤,但保住了性命。4 月26
日,联邦军队终于在弗吉尼亚的一个燃烧着的仓库里找到了这位马里兰出生的布思,
并且将他击毙。军事法庭判定其他八名同伙共谋策划了这次暗杀。其中四名被判处
绞刑,另四名被判罚苦役。这其中有两个人的判决可能有失公正:玛丽·萨拉特,
布思策划绑架行动的那个旅馆的老板,她参加了开始的策划绑架活动,但是她大概
对改变后的暗杀计划一无所知。塞缪尔·马德医生,他为布思治过受伤的腿,充其
量不过是名事后从犯。萨拉特夫人被绞死了,马德被判终生监禁,但是1869年,他
同其他几名被监禁的同伙一起得到赦免。对他们的量刑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暗杀事件
发生后报仇雪恨的公愤和歇斯底里情绪的影响。布思还没有受到审判就被打死了,
这同一个世纪以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一样,这引起了大量的推测,究竟谁是这
次暗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许多北部人认为杰斐逊·戴维斯同布思同谋策划了这次
暗杀,另一些人则认为安德鲁·约翰逊由于某种原因介入了此事。一些同时代的人
或稍后的作家试图将布思同邦联在加拿大的特务联系起来。至少有一位历史学家认
为幕后策划人是陆军部反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拉斐特·贝克,因为他在组织和领导那
次追击中打死了布思。有一位作家则认为,布思已改信罗马天主教,他是为了耶稣
而刺杀林肯。大多数当代人推测,是陆军部长斯坦顿为了共和党激进派的利益策划
了这次暗杀,他们因为林肯的软弱的重建政策而要除掉他。还有一些作家认为在弗
吉尼亚被击毙的不是布思,而是一位和布思长得十分相像的人作了他的替罪羊。最
近的一部书和一部电影设法把所有这些观点汇合在一起,几乎把联邦和邦联的重要
人物都同林肯被刺的事件联系了起来,因为北部一些银行家在他们身上花了大量的
钱。( 见戴维·巴尔西杰和小查尔斯·塞里尔:《刺杀林肯的阴谋集团》,洛杉矶,
1977) 虽然关于暗杀事件是个众说纷纭,永远找不出答案的问题,但没有任何确凿
的证据能够证实这些假设。布思和他的一小撮同伙似乎是没有别人指使的。在弗吉
尼亚被击毙的那个人确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本人。关于林肯被刺事件的种种推
测见苏埃德·刘易斯的《林肯死后的种种猜测》( 纽约,1929年版) 第二部分和理
查德·柯伦特的《无人知道的林肯被刺之谜》( 纽约,1958年版) 第11章。
殉难的总统
1865年4 月15日,安德鲁·约翰逊在举国震惊与悲痛之中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人们在街上为林肯的殉难痛哭流涕。格兰特将军在4 月19日在白宫举行的葬礼上泪
流满面。当载着林肯遗体的九节列车从1,000 英里以外的华盛顿开向林肯的家乡、
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时,千百万人默默地站在铁路边目送列车远去。在这个
笃信宗教的国度里,总统在耶稣受难日这天被害绝非巧合。特别是对于黑人来说,
林肯恰恰在取缔蓄奴制的斗争刚刚取得胜利之际,阖然受难,与世长辞,这就赋予
他以基督形象。这一事件使朱丽亚·沃德·豪的《合众国的战歌》的最后一句,赋
予了新的意义:“他为了人类的圣洁而牺牲,我们要为人的自由而献身。”
在林肯被刺以后的一周里,整个北部充满了悲愤情绪。悲惨的复仇的呼声不仅
指向刺杀总统的凶手,而且指向了所有邦联的领袖们。人们认为他们不仅要对林肯
的死负责,而且也要对在战争中丧生的360,000 联邦军将士的死难负责。但是这种
复仇的呼声不仅与林肯现在可以与之相比的基督的教义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不符合
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动人的结束语所体现的精神。他说:“对任何人都不要怀
有恶意,用基督的宽容精神对待一切人。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了正义。
让我们为医治好国家的创伤、[ 并为取得] 正义和持久的和平而奋斗。”
这段话中“博爱”与“坚定”之间的紧张关系既反映了林肯被刺后几个月中北
部人对南部的态度,也恰恰反映出林肯战时领导的基本特点。林肯作为总统的伟大
之处,就在于他用这种态度去解决这种或那种紧张关系的能力。他在北部人多次发
生猜疑、分裂或失去信心的时刻,都能使他们保持战斗意志。
林肯在情绪沮丧的时候( 他称之为“忧郁”) ,知道怎样去战胜个人生活中的
绝望情绪,就像他领导美国战胜了民族的绝望情绪一样。林肯常常通过讲一些轶事
趣闻,不仅像寓言一样把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形象地表达出来,并且能在谈笑中使
烦恼化为乌有。林肯非常喜欢同他的两个小儿子嬉戏。一个是11岁的威利,一个是
8岁的特德。在1862 年,两个孩子都生病了,大概是得了伤寒,特德痊愈了,而威
利却于2 月20日病死了。( 无独有偶。这一悲剧在两年后重演。邦联总统杰斐逊的
5岁的儿子约瑟夫·戴维斯在里士满总统官邸的阳台上摔了下去,因颅骨破裂而死亡
)阿伯拉罕和玛丽·林肯几乎因威利的死而悲痛欲绝。阿伯拉罕很快便振作起来,勇
敢地面对奴隶解放问题、政治上的反对和军事上的挫折,并努力去克服它们;而玛
丽却从此一蹶不振,她的精神崩溃了,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心理上的平衡。林肯任总
统的四年零六个月时间里,在白宫中经历的极度痛苦,正是那一时期美国所经历的
苦难历程的一个缩影。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总统在任职期间承受了那么大的
个人不幸,也没有哪一位总统曾经面临过那么巨大的民族危机。正是由于林肯的仁
爱和他的伟大使他能够成功地渡过了这两方面的危机。
内战的结束
在林肯遇刺以后的几周里,约翰逊总统在努力适应他的新职务,而邦联的几支
军队仍在作战。陆军部长斯坦顿是美国政府最强有力的人物。粗鲁的和感情容易冲
动的斯坦顿担心暗杀是叛乱分子颠覆政府阴谋的一部分,他下令逮捕了数百名邦联
的同情者。这些受牵连的人受到了严厉的对待,他们的法定权利全被置之不顾。
在这期间,结束了谢尔曼和约翰斯顿签定投降协议的消息。这个协议的签定引
起了斯坦顿的种种猜疑。谢尔曼作为打硬仗的鼓吹者,经常希望一旦叛军被彻底打
败,就签定一个条件宽大的和约。他反对武装黑人,不赞成黑人与白人地位平等,
反对激进派的重建纲领。按照他对林肯的政策的精神的理解,他与约翰斯顿签的定
的和平条约与格兰特和李所签定的投降协定相差甚远。条约规定:一旦现存的南部
各州政府的官员宣誓效忠联邦,联邦就给予承认。条约准许被遣散的南军部队将他
们的武器存入州武器库,并且保证给南部人以“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政治权利以及人
身权利和财产权”。
一向在复杂的政治事务中机灵和谨慎的谢尔曼这一次却犯了个绝大的错误。他
不仅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而且他没有看到这个协议可以被解释为对叛乱的各州政府
的承认,对奴隶作为私人财产的保证,并且撇开总统和国会擅自决定重建问题。格
兰特向谢尔曼转达了内阁对这项协议的一致反对态度。谢尔曼毫不踌躇地在4 月26
日按照格兰特- 李协定的模式与约翰斯顿重新签定一份投降协定。如果不是斯坦顿
怀疑谢尔曼的动机,在报纸上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歪曲事实的言论,使谢尔曼处于
不利地位的话,事情本来就会平息的( 民主党开始为他唱赞歌) 。斯坦顿的担心是
毫无理由的。他的行为虽然是真诚的,但却是不公正的。谢尔曼永远不会宽恕这位
陆军部长。斯坦顿的动机和人品往往难倒了许多历史学家的分析力。他的效率高,
为人廉洁,勤劳努力,热情地献身于联邦事业,是一位完美的陆军部长;但同时,
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又不那么坦率,对事敏感粗暴,有时还搞小动作,而且往往
不考虑别人的感情。
在林肯被刺的几周内,华盛顿所有的人,特别是斯坦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虽
然李已经投降,但杰斐逊·戴维斯和他的内阁还在逍遥法外。他们乘火车沿着破烂
不堪的铁路线迅速地向南逃窜。戴维斯沿途每经过一站,都要停下来鼓励他的人民
继续战斗。“到敌人的后方作战”,敌军交通线的延长“必然使我们得到胜利”。
甚至在约翰斯顿投降以后,戴维斯还谈到将政府迁到外密西西比诸州继续作战。对
于联邦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南部要变成另一个爱尔兰,游击战争要长期打下去。但
大多数南部人对这些已经厌倦了,罗伯特·李的榜样比戴维斯的动员口号更有说服
力。5 月4 日,在密西西比以东的亚拉巴马,理查德·泰勒将军率南军残部投降。
5月10 日,联邦骑兵在佐治亚俘获了戴维斯和他的随从。5 月26日,埃德蒙·柯比·
史密斯准将率外密西西比军队投降。5 月份发生的这些事件使华盛顿的上空充满灿
烂的阳光。尽管和平问题仍摆在前面,但战争的结束已是无可怀疑的了。
联邦复员军队
战争的两个令人担忧的后果没有成为事实:(1) 没有发生血腥的复仇。邦联分
子没有试图谋反。杰斐逊·戴维斯未遭审判被监禁了两年,然后被释放了。他过着
平静的生活,写着他的回忆录。这种对反叛者不加惩处的情况在叛乱史上也是绝无
仅有的,特别是规模如此巨大的叛乱。(2) 军队在美国生活中并没有变成一种权势。
实际上一直到1904年,每一位当选总统( 格罗夫·克利夫兰除外) 都曾在联邦军队
中打过仗,并且以其战争期间的功绩而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但是他们中谁也没有(
包括格兰特在内) 成为一名“军人总统”。除格兰特以外,他们都是平民,在1861
年的紧急关头毅然从戎。到1865年,他们又很快回归他们的平民生活。
在他们返回家园之前,波托马克军团和谢尔曼的军队于5 月23日-24 日在华盛
顿举行了一次大阅兵。整整两天,合众国的武装力量在成千上万欢呼的观众面前列
队通过宾夕法尼亚大街。当谢尔曼的大踏步行进的西部人于第二天活跃地通过的时
候,看台上的一些观众唱起了《约翰·布朗之歌》。士兵们听到了歌声,立刻,在
这座一度到处是黑奴的城市上空,响彻了雄壮的联邦军队进行曲的歌声。没有什么
比这件事更雄辩地证明这场战争所引起的变革。
大阅兵以后,赢得战争胜利的联邦军队平静复员并返回自己家园。联邦军队的
复员工作进行得异常迅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有641,000 人退伍。海军到1865
年底已把530 艘战舰压缩到117 艘。到1866年11月,只有65,000人留在军队里,而
18个月以前还有100 多万人。大多数士兵似乎很快适应了平民生活,而且显然没有
社会和心理上的问题而使这场战争的如此众多的退伍军人受到困扰。一位伊利诺伊
州的退伍军人写道:“我回到家后,发现父亲正忙着收割玉米。因此,9 月29日我
到家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脱下陆军中尉军装,换上父亲的旧衣服,向尚未收割的玉
米地发起了进攻。我干这种农活的时候,我的感觉十分奇妙。有时候似乎感觉我只
离开家一两天,现在又接着干我走时撂下的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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