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农业的新体制
重建时期的黑人教育在取得了飞跃发展之后,停滞在种族隔离和不平等的格局
上。19世纪70年代,白人学校中每个学生的费用似乎比黑人学校中每个学生的费用
高30% 到40% ,这个差别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继续存在。20世纪初,这个差别非但没
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与此相同,自由人的经济状况开始时得到迅速改善,后来却
陷入了受剥削与贫穷的境况中。
对奴隶解放后的经济状况的研究表明,在战后最初几年里,获得自由的奴隶的
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大幅度的提高。其原因很简单。南北战争结束后,棉花以高
价格出售持续了几年。同时,战后的混乱状况造成了劳动力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
自由人有条件讨价还价,以抬高劳动力的价格。如果种植园主不愿意付出使人满意
的价钱,那么他的工人就可以去其它地方谋生。劳动力的流动是获得自由的奴隶在
经济上获益的主要因素。南部白人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使用了反诱惑法、流浪汉法、
暴力和其他手段,但都没能完全改变这一经济现实。1865年,种植园主向自由工人
提供生活用品和住房,以及5 至6 美元的月薪或收成的十分之一。到1867年,自由
民的平均月薪已经提高到一个整劳力( 成年男子)10 美元,或者是收成的三分之一。
得克萨斯州的一份报告很有代表性:“保守的种植园主们在几个星期以前赶走了他
们的黑奴,现在又出大价钱相诱,尽力留住黑奴们为他们干活。种植园主宁愿拿出
一部分收成给黑人——最先是四分之一,后来是三分之一,现在是二分之一——也
不愿意让他们的种植园无人耕种。”
一些经济史学家已经在试图计算黑人在获得自由之后的最初十年中的收入。在
分析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对利润分配的估算。利润来自投入棉花种植中的三部分资
金:资本( 土地、种子、工具等) ,劳动力和管理。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们只得到
利润的22% ——以食物、衣服和房屋的形式支付。赢得自由后,黑人们的分配一跃
而成为56% 。然而,这一增长并不表明黑人的所得有明显的增加。原因有二:第一,
南部人均产量与战前相比普遍下降。黑人得到了一份较大的份额,但是这个份额实
际上是个小份额。第二,自由民不愿意再像奴隶一样被驱使从事繁重的劳动。一些
黑人孩子们不再去做工了,而是去上学,一些母亲不再去棉花地里干活,而是留在
家里看养孩子;男人们的工作时间也缩短了。自由让他们作出了这些选择,这是奴
隶解放的功劳之一。这样还造成劳动力的短缺,从而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但是,
总的劳动产品的下降也同时降低了每户潜在的收入。
经济学家罗杰·兰塞姆和理查德·萨奇在计算中考虑了所有这些变量。他们估
计,从1857年至1879年,棉花种植州的黑人人均农业收入增长了46% ,其中主要是
在获得自由后的头几年里取得的。与此同时,棉花种植州的白人人均农业收入下降
了35% 。换句话说,黑人的人均收入从奴隶制时期占白人收入的23% 增长到70年代
占白人收入的52% 。虽然自由黑人享受着只有南部白人一半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
的收入自奴隶制以来有了相对增长,这是美国历史上按最大比例的收入再分配。表
31.1说明了人均收入的变化情况。
表31.1 七个棉花种植州中人均农业收入
-- 1857年 1879年
黑人 28.95 美元 42.22 美元
白人 124.79美元 80.57 美元
平均 74.28 美元 60.13 美元
重新分配收入对从前的奴隶主是一大损失,他们再也不能把属于劳动者的那部
分收入占为已有。战后的种植园主们大声抱怨这种使人窘迫的困境。“黑鬼们在偷
懒,棉花价格在下跌,我变成一个失败者,就是说,我交出挣得的所有钱后,还要
欠债,”一位佐治亚州的种植园主在1868年1 月这样写道,“我比我所雇佣的任何
一个黑鬼都干得多,得到的却很少。他们把粮食和衣服带给他们的家人,我却毫无
所得。”这个种植园主在同年晚些时候承认:“不能不说这种状况令人忧虑、令人
沮丧。……我们感到低人一等,感到灰心丧气,精疲力竭。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
穷。有为黑鬼们说话的立法人、陪审员和执行官的存在,我们只会陷进更深的深渊
之中。……如果我能够卖掉我的土地或是筹到一笔钱,足够我买一张火车票的话,
我一个星期也不愿意在这里再呆下去了。”
佃农制的演变
自由民的讨价还价加上其它经济因素,促使种植园主对劳动力进行重新组织。
过去,奴隶们一般是在一个奴隶主、工头或监工的看管之下集体干活。内战结束后,
种植园主们试图恢复这一制度,不过唯一出现的新特点乃是付给工资。但是这点尝
试不久就告吹,因战后南部长期缺乏现金,致使许多种植园主无法支付或难以支付
货币工资。这样出现了用一部分收成作为支付工资的现象。这对种植园主来说是有
利的,它可以使工人知道工作的好坏与自己的利益直接挂钩。在自由民看来,它包
含了一种所有权的意义。他们开始要求,改变集体工作和用一部分收成或现金支付
工资的旧的劳动方式,允许他们独立经营一块土地,交纳一部分收成作为租金。在
这种新的劳动方式下,自由民实际上成为农场的经营者,而不再是农场的劳动力了。
他们至少可以享受某些方面的独立,而不再遭受白人日复一日的监督。
分成制佃农没有得到普及,事实上,到1870年代已经出现了各种令人困惑的土
地和劳动力制度,并一直存在了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1880年,南部农业中有四
分之一的雇佣黑人( 连同一些白人) 领取工资干活。被人口调查者称为“农场经营
者”的其他人中间,三分之二的白人和五分之一的黑人拥有其耕种的全部或部分土
地。十分之一的白人和四分之一的黑人经营者支付一定数量的租金。四分之一的白
人和二分之一多一点的黑人租种土地,分享一部分收成。支付固定租金有两种方式,
支付现金,或支付一定磅数或蒲式耳数的收成( 标准租金) 。分成制佃农也采用两
种方式( 这一点非专门研究人员有时分辨不清) :租金分成和谷物分成。前者是土
地所有者,只提供土地和住房;租佃农提供牲畜、种子、工具和他的劳动力,并且
支付四分之一的收成作为租金。在谷物分成中,分成农只提供自己的劳动力,并且
获得一半的收成作为支付他的报酬。谷物分成比租金分成更为普遍,因为大多数分
成佃农缺少购置牲畜、种子和机器的资本。
土地所有制
各种各样的土地占有形式组成了一个从低到高的阶梯,谷物分成在最低一层,
土地占有在最高一层。在重建时期,白人与黑人农场主的相对比例发生了变化。内
战前夕,多于五分之四的白人农场主和种植园主拥有自己的土地。到了1880年,在
种植棉花的南部,这个比例下降为三分之二,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内地的白
人农民离开了贫瘠的土地,移居到需要劳动力的肥沃的低地地区去。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以租佃农或分成农的身分,用拥有的薄瘠土地所有权与可望获得高收入的土地
交换。使一些白人土地所有者失去土地的第二个原因是缺少资金,这使他们负债累
累,许多人最终只得把自己的土地让与债权人。第三个原因是重建时期的税收加重。
这也迫使一些白人农民沦为佃农。与此同时,许多刚刚摆脱奴隶制的、一无所有的
黑人靠苦干、节俭和运气购买了自己的土地。至1880年,约有五分之一的黑人农场
经营者拥有了自己的土地。黑人平均占有土地的英亩数不及白人平均占有数的一半,
而且黑人占有的土地每公顷的价格低于白人土地每公顷的价格。然而,对一个在1865
年还两手空空,到1880年已经干得很好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成就,而
且是非常惊人的成就,因为此时许多白人农民正在失去他们的土地。黑人得到土地,
白人丧失土地,这个现象有助于解释在重建时期为什么发生了白人迫害黑人的暴力
行为。
尽管政府在1865年作出承诺,但它在帮助自由民获得土地方面没做什么工作。
不过,有三个值得一提的机构确实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它们是:援助自由民协会、
“自由民银行”和“南卡罗来纳州土地委员会”。
几个援助自由民协会或是在南部购买土地,分成小块后卖给自由民,或是充当
北方慈善家的代理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在鼓励黑人积累资金方面,“自由民储存
与信用公司”做得最为雄心勃勃。它是由反奴隶制的白人在1865年建立的,通常被
称为“自由民银行”。银行在南部建立了分公司,吸引获释奴隶存款。在银行存在
的九年里,有10万多人在这个银行里存款,总数达5,700 万美元。几千名自由民使
用这笔存款购买房屋,农场和企业。然而,“自由民银行”的结局却很不幸。银行
的分支机构采取卑劣的手段侵吞公款,银行在华盛顿房地产上进行冒险投资,以及
对银行内部人员进行风险很高的贷款,所有这些都减少了银行的储备。1873年发生
的金融大恐慌结束了这一切。1874年该银行倒闭了。剩下的61,000个存户每户平均
损失了20美元。
南卡罗来纳州土地委员会也有一部成就与欺诈交织在一起的记录。这个委员会
是1869年由州议会通过成立的。它有资本50万美元,有权购买土地。委员会把购买
到的土地分成从25至100 英亩大小不等的地块,然后以优惠的信贷条件转卖出去。
虽然贪污舞弊的行政官员们吮吸了一些资金,但是委员会确实将土地设法卖给了大
约14,000人,其中大部分人是黑人。民主党人在1877年重新控制南卡罗来纳州后,保
留了土地委员会,但是改变了它的宗旨。共和党实行的关于不履行抵押便取消赎取
权的惯例结束了。南卡罗来纳州就这样重新夺回了黑人占有的大部分土地,然后把
大块的土地再卖给白人。到1890年该委员会解体为止,它已将68,000英亩土地转卖
给了白人,把44,000英亩土地转卖给了黑人。
谷物留置权制度
无论黑人农民和白人农民是否已获得了自己的土地,或者依然是租佃农或分成
农,他们都发现自己受到了信贷制度的剥削压榨。这个制度使他们当中许多人变穷,
并且延缓了南部农业的发展。
战后,种植园主和代理商们试图重建战前的市场经济结构。凭这个市场,代理
商购买原料,组织信贷,通过南部各城市的商行把谷物投放到市场上。然而,由于
谷物分成制和佃农制的发展,农场经营者的数字成倍增加。代理商们发现,为成千
上万的小自耕农和佃农服务已是不可能了。小城镇中的银行也不能像它们在中西部
那样向农民发放贷款。战争毁掉了南部的银行,而银行在开始成立时资金就不很充
足。即使银行有现成的贷款,南部也没有几个农民拥有足够的财产作为附属担保物。
然而他们仍迫切需要贷款去购买种子、肥料和供他们能够生活到收获和出售谷物时
的生活资料。走进这个信贷真空的是乡村中的街头商人。他们的商店预先将物资贷
给农民,而以农民的收成作为抵押。
一种复杂的关系在土地所有者、乡村商人和佃农中发展着。在老的种植园地区,
土地所有者有时开设自己的商店;成功的商人往往通过购买土地或者扣押佃农的财
产来抵偿债务,使自己也成为土地所有者。这样,一个黑人佃农可能欠同一个人两
笔债务。这个人也许是他从前的主人:他享有收成的一部分作为租金。他还享有收
成中剩下的那部分中的一部分或全部作为赊账卖出的食物和生活用品的租金。如果
佃农的收成不错,并且卖了好的价钱,在偿还了商店的债务后,他还会有些剩余。
但是如果棉花价格下跌,或者是干旱、洪水,粘虫以及其它十几种可能出现的灾难
影响了产量,到了年底他很可能比年初负债更重。即使拥有土地的农民也会遇到这
一连串的负债。随着时间的推移,南部的负债现象愈来愈严重。
商人通过赊帐从城市的批发商那里获得商品。批发商大概也是得到一个北方银
行或是贸易商行的财政支持。这条长链中的每一个中间人都从中获取利润或提取利
息。乡村商人在出售赊账商品中,赚取了高于同类商品现金价格的50% 到60% 的额
外费用。实际上,这个信用加价就成为他的货款利率。一些商人利欲熏心,通过篡
改帐目来欺骗债务人。大部分的黑人分成农不识字,无法躲避这种剥削。他们也不
能逛几家商店,选择最便宜的价格,因为在汽车时代以前,乡村中平均每70平方英
里才有一家商店。法律和规定也站在了种植园主和商人的一边,尤其是在重建结束、
共和党被赶走以后,黑人农民日益成为种族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受害者。到了1880年,
黑人向上进取的大门被关死了。
另一方面,谷物留置权制度造成了南方农业的恶性循环。许多农民为了偿还贷
款,不得不把在市场上最有销路的经济作物——棉花种到了家门口。这样造成了棉
花价格的下跌,强化了南方单一作物的经济,并且耗尽了地力。棉花价格越低,农
民为了偿还债务就必须种更多的棉花。这只会使棉花价格进一步降低。同时,种植
粮食作物的土地也减少了。那些原来可以生产自己的玉米粉和咸肉的农民变得愈益
依赖于商人的供应。战争以前,棉花种植州几乎粮食自给。但是在战后的数十年里,
它们不得不买进近一半的粮食,价格比南部农民自己种的粮食高50% 。
从大学里的农学家到最底层的分成农,每一个人都明白,只有种植多种作物才
能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但是,谷物留置权制度阻止了南部农民这样做。“我们应当
少种些( 棉花和烟草) ,多种些粮食和青草。”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民在1887年
说:“但是,我们怎样去做呢。那个以50% 的利率供应我们口粮的人不允许我们这
样做。他只允许我们种植经济作物。……这就是棉花!棉花!棉花!购买一切东西
都用棉花来偿还。”结果,棉花的产量在1869年到1889年间增长了两倍多,但是棉
花的价格降低了一半,而供给农民的必需品的价格只下降了五分之一。
南部农业的贫困
棉花价格的跌落是造成战后南部收入总下降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奴隶解
放,它使黑人劳动的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一。第三个原因是战争破坏了南部的财富。
第四个原因是1870年以后,由于其它地方更具有吸引力,南部以外的人在南部农业
上的投资不多。南部农业依然是劳力最密集和资金奇缺的,依然是美国经济中发展
最慢的一个部门。在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南部的人均产量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
南方人均收入在1860年是北方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二,到1880年下降到只有五分之二,
并一直保持到上个世纪末。黑人的平均收入在1857年到1879年间从占南方白人平均
收入的四分之一猛增到二分之一,但是以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直到二十世纪中
叶,和白人的收入相比,黑人的收入才开始重新增长。实现经济解放的诺言,与重
建时期的政治诺言一样,对经历了这些革命事件的那一代人来说只是实现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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