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奴隶法
逃亡奴隶问题可追溯到宪法的条款内容。宪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在一个州
里从事家仆或田间劳役”而逃往他州的人,“在享有这种家仆或田间劳役的一方提
出要求时,应予遣返之”。用通俗的话说,它的意思是:逃到自由州的奴隶仍将是
奴隶并要被送回原地去继续受奴役。1793年,国会制定了“逃亡奴隶法”,规定奴
隶主可以跨州追捕奴隶,并在州或联邦法院确定其所有权之前就把逃奴带回去。此
法案曾一度起到很大作用。但随着1830年代战斗的废奴运动的兴起,逃亡奴隶问题
引起了一场严重的争论。
对北方人而言,逃亡的奴隶把蓄奴制从抽象变为有血有肉的现实。反对蓄奴主
义的报刊发表了一些关于奴隶勇敢逃亡,机智躲过侦探,沿着北极星所指方向奔向
自由的故事。废奴主义者发现,逃亡奴隶是最生动的反奴隶制的演说家。逃奴的自
传文学( 有些是别人代写的) 已成为非常有影响的反奴隶制的文学作品。一个被称
为“地下铁道”的组织,向逃亡者提供路途中的援助,这就为反蓄奴制的新英格兰
人提供了做一些实际的反蓄奴制工作的机会。尽管“地下铁道”实际上并非像传闻
的那样广泛,但那些夸大其词的谣传仍激起了南方人的愤怒,从而加剧了南、北方
的紧张关系。逃到北方的奴隶人数虽然仅仅是奴隶总数中的极小部分( 约千分之几
),但他们所显示的重要意义已超出了他们的数字比率。
在南方人看来,问题更严重的是一些北方州制定的“人身自由法”。这些法规
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绑架和转卖自由黑人使之沦为奴隶。一些州的人身自由法还禁止
州政府官员参与追捕逃奴,并确保逃奴拥有人身保护令和陪审团审讯的权利。
这些法规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州案”(1842 年) 作出
裁决前是合法的。在此案中,一个马里兰州的奴隶主因用暴力将其逃跑的奴隶绑架
回马里兰,而被宾夕法尼亚州法院宣判犯有绑架罪。对此,联邦最高法院作了相反
判决,不仅推翻原判,而且宣告宾夕法尼亚州反绑架的法令是违宪的。不过,最高
法院同时也指出,执行宪法有关逃奴追缉条款完全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因此,宾夕
法尼亚州禁止其州政府官员执行1793年的联邦法规是正确的。这项复杂的判决在1840
年代又重新掀起了一次制定人身自由法的高潮,当时七个州禁止他们的官员参与追
缉逃亡奴隶的行动或禁止使用州和地方的监狱去监禁那些就遣返有待作出判决的逃
奴。这些州的法规激起南方人要求制定新的联邦法,以强制执行逃亡奴隶法的条款。
1850年的“逃亡奴隶法”正符合南方人的这种要求,它事实上是由国会制定的
最强硬的国家法律之一。该法包括下列条款,(1) 设置联邦专员负责发放允许逮捕
和领回逃奴的证明;(2) 追索奴隶者的一纸宣誓书即可被认作所有权的证据,而逃
亡奴隶却被剥夺为他或她自己辩护的权利;(3) 专员每次如果做出有利于追索者的
裁决,可获得十美元的报酬,但如果他释放一个逃奴就只能得到五美元;(4) 专员
有权要求任何公民作为武装人员去协助执法,拒绝执法者或妨碍执法者将受到严厉
的罚款或坐牢。国会中的北方议员要求组织审理逃亡奴隶问题的陪审团的努力失败
了。
此法规是“1850年妥协方案”最重要的产物。南部人坚持认为,它的实施是南
北统一绝对必要的条件。反奴隶制的北方人则谴责这项法规。用拉尔夫·沃尔多·
埃默森的话说,它是“一项龌龊的法律”,没有人能去执行,“除非他失去了自尊”。
该法规的拥护者声称,还应再写明如果专员送回一个逃奴,那么他拿到双倍的酬金
也是合理的,而反对者认为这些酬金是无耻的贿赂。正如一位自由土壤党人所指出
的,该法不啻指定一个奴隶的价值是一千美元,而一个新英格兰人的灵魂却仅值五
美元。许多北方人公开认为禁止由陪审团审理逃亡奴隶问题乃是否定了一个正常的
法律程序。最糟糕的是条款授予联邦专员握有指派任何公民充当逃奴追捕者的权力。
许多新英格兰人扬言誓不服从。国会议员乔舒亚·吉丁斯预言:甚至军队也不会执
行这种法规,可以“让总统……使我们自由的土地浸透鲜血;但他永远不能使我们
服从那项法规”。
更使新英格兰人愤怒的是,在该法规实施的第一年中,积极捕获逃亡奴隶的事
件急剧增加。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以专门捕捉逃奴为业的一种人。显然,南方奴
隶主的某些代理人还不如那些绑架者,那些持有伪宣誓书的绑架者看准赚大钱的时
机已到,就捕捉自由黑人卖往南方。1851年2 月,印第安纳州麦迪逊市的一个自由
黑人,在他妻子和儿女的面前被人绑架,并被送还给一个奴隶主。这个奴隶主声称
这黑人就是他19年前逃跑的奴隶。在纽约,卫理公会一位勤勉的黑人教徒被捕捉逃
奴的人抓住,在他的妻子儿女还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之前,就被迅速而神秘地带到
了巴尔的摩市。一个在波基普西居住多年的黑人裁缝被绑架送往南卡罗来纳。在那
里他的售价是1750美元。一位说自己一直住在费城的黑人妇女被一个马里兰人认领,
那马里兰人坚决认为她是他22年前逃走的奴隶,并强烈要求取得她的6 个出生在费
城的子女的所有权。在此案中,专员否决了认领者的要求。在纽约卫理公会教徒和
波基普西裁缝的案件中,当地黑人和白人筹款赎回了他们的自由。但是,谁也拿不
出那么多的钱,用以赎回1850年-1851 年从北方被捉回重新沦为奴隶的另外81名黑
人——他们都是有案可查的,且不说那些没有记录的未知数目中的绝大部分。
10年中最悲惨的逃亡奴隶案件是玛格丽特·加纳案。该案的结局是不幸的。1856
年1 月,玛格丽特·加纳带着她的4 个孩子与其他3 名逃亡奴隶一起横渡俄亥俄河
到辛辛那提。奴隶主跟踪他们,并买到了追捕证明。当这些逃奴即将被联邦法院的
武装追捕队抓住的时候,玛格丽特·加纳试图杀死她的孩子们,以免他们重新沦为
奴隶。她设法割断了女儿的喉咙,但当她又以同样手段去杀她的儿子们的时候被阻
止了。俄亥俄法院以谋杀罪拘禁了她。但联邦专员解除了州法院对她的拘禁,并命
令把她及其孩子们送回在肯塔基州的主人那里。这位奴隶主则立即把他们卖到了俄
亥俄河的下游。她最小的儿子在轮船的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而加纳和她幸免于难
的两个孩子则最终被送到新奥尔良的奴隶市场上拍卖。
“逃亡奴隶法”是对北方黑人社会的沉重打击。许多“自由”黑人实际上都是
逃跑奴隶,即使不是,他们也无法针对南方法院提供的宣誓书为自己申辩。成千上
万的北方黑人逃到了加拿大。这项法律在北方给黑人的民族主义增添了新的生命力,
因为它似乎提供了新的证明,就是黑人在美国永远也无法得到安全。于是,在19世
纪50年代,黑人纷纷向海地、中美洲、非洲迁徙,形成一股势头。
但是,逃离美国并非对“逃亡奴隶法”的唯一反应。黑人和白人在一些北方城
市组织了治安维持会,以隐藏和保护逃奴免遭追捕,如果他们被逮捕便在法律上给
他们以援助。这些组织聚集了各种持反奴隶制观点的人,就连一些从未表露过类似
思想的人也加入组织。治安维持会竭力主张非暴力行动。但他们很多人从未在暴力
面前后退一步。黑人领袖、原逃亡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要使“逃亡奴隶
法”变成一张废纸的最好办法就是“干掉一打或更多的绑架者”。
10年中,治安维持会参与了一些著名的逃奴营救活动。1850年10月,波士顿治
安维持会在前来认领逃奴的佐治亚监狱看守的鼻子底下,抢救出两位著名的逃亡奴
隶——威廉·克拉夫特和埃伦·克拉夫特。4 个月后,黑人侍者弗雷德·威尔金斯
在波士顿被当作逃奴逮捕。他的朋友都把他叫做“沙德腊”。当他被拘留在联邦法
院时,一群黑人破门而入,目瞪口呆的代理执行官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威尔
金斯已被劫走。1851年4 月,政府设法挫败了另一起在波士顿营救逃奴托马斯·西
姆斯的企图。它用300 名士兵对西姆斯严加看守,并在凌晨4 点钟把他押上了一艘
开往南方的货船。1851年9 月,在宾夕法尼亚的克里斯蒂安娜,一群教友会黑人与
一个带着一些助手前来追捕两名逃奴的马里兰州奴隶主交起火来。结果,在这次枪
战中,三名黑人和这个奴隶主被打死,奴隶主的儿子受了重伤。10月,一伙黑人及
白人废奴主义者闯入锡拉丘兹警察局,成功地劫走了在押的逃奴杰里·麦克亨利,
并渡过安大略湖把他送往加拿大。
制定“1850年妥协方案”的米勒德·菲尔莫尔政府决心惩办违反“逃亡奴隶法”
的人,对几十个同沙德腊、克里斯蒂安娜和麦克亨利营救事件有牵连的人起诉,但
除一人在杰里·麦克亨利案件中被判有罪外,所有被告均因陪审团内部意见不一而
被宣告无罪或释放。正如南方陪审团不再审判违反中立法的人一样,北方陪审团也
不再审判“逃亡奴隶法”的违犯者。
也许是因为大多数逃奴已经隐藏起来或逃往加拿大,1851年以后被逮捕、送还
以及被营救的逃奴数字减少了。1852年,逃奴问题引起的骚动逐渐平息下来。北部
和南部的温和主义者对“逃亡奴隶法”在内的“1850年妥协方案”表示支持,似乎
才使局势得到了稳定。
但是,在表面的平静下,北方的不满仍似火山在隆隆作响。哈里特·比彻·斯
托令人震惊而又脍炙人口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影响日增,并大大加深了北方
人对在自己土地上追捕逃亡奴隶的反感和内疚。对现代读者来说,尽管这部书的主
要情节和次要情节都是虚构的,而且文字多少有些伤感,但《汤姆叔叔的小屋》始
终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畅销书。斯托夫人出于对“逃亡奴隶法”的义愤创作了这
部小说。此书故事从1851年春季起在一家反奴运动的报纸上连载了近一年;1852年
春成书出版,数月之内便成为一部空前的畅销书。它在北部感人泪下,而在南部却
遭到愤怒的反驳。十年后,当斯托夫人受到亚伯拉罕·林肯接见时,据传总统曾说
:“原来你就是促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1854年春的两起事件重新激起了北部对“逃亡奴隶法”的违抗。第一起事件是
“堪萨斯- 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废止了“密苏里妥协案”关于禁止在
北纬36°30′以北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土地上实行蓄奴制的规定。《堪萨斯- 内布拉
斯加法案》起了那些曾经竭力主张遵守“逃亡奴隶法”的温和主义者的愤慨。他们
感到,既然一个关键的妥协条款已被南部否决,那末也就不再有遵守其它条款的义
务了。这一年发生的另一起引起震动的事件就是安东尼·伯恩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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