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会议争论激 遵义市老城子尹路(现红旗路)80 号,是黔军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 邸。高墙重门内一幢青砖砌成的两层楼房,是30 年代遵义城首屈一指的建筑。 主楼坐北朝南,为中西合壁建筑,堂房保留了中国古代建筑“砌上明造”的结 构风格。红军进驻遵义后,军委总司令部就驻于此楼内。这里也就成了遵义会议的 会址。 1935 年1 月15 日至17 日,中共中央在这座主楼二楼的客厅内,举行了政 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秦邦宪)、洛 甫(张闻天);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指挥员刘 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 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博古主持。中心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作出的以黔北为中心建立 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讨在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按照事先的安排,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主报告。 他虽然对军事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只是一笔带过,而着重强调的却是客 观原因。他说,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国 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 的领导不够有力,瓦解白军的工作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紧密等等。在他 看来,在客观上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根本不能粉碎的,主观上也没法粉碎。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叠毛边纸,不时地记着什么,一会便 记了好几页。显然,他对博古的报告很不满意。其他与会者,脸上也流露出不满的 情绪。 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由于周恩来当时 的地位和职权,他的报告和他的态度将对会议具有决定性影响,因而与会者都十分 认真听讲。周恩来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和离开中央苏区的原因。他与博古不同的是,重点指出了主观上的错误,对博古、 李德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更可贵的是,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勇敢地诚恳地进 行了自我批评。最后,他平和、坦然他说: “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听了周恩来四五十分钟的报告, 与会者油然生出一种敬意,情绪为之一振。而李德听后却很不舒服。他已经感觉到, 周的报告把错误原因放在主观上,并且明显地与博古和他划清了界限。无疑,他和 博古将成为与会者主要的攻击对象,因而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排解不满。博古和凯 丰听后也眉头紧皱,很不是滋味。 主、副报告作完之后,就是大家发言,讨论这两个报告。洛甫先站了起来,从 衣袋里拿出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先讨论过的发言提纲,严肃他说:“针对刚才博古 同志的报告,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接着,他从第 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分析单纯防御路线与“短促突击”理论使红军从运动战 转变到阵地战,造成了作战的不利,讲到突围中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 讲到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讲到博古应负的主要责任等。洛甫摆事实讲道理, 像剥笋一样层层阐述博古报告的错误,并且上纲上线,认为博古的报告是一个机会 主义的报告。洛甫的发言足足一个多小时,火药味很浓,把平时指战员们积压多日 的对博古、李德的不满,一下子统统端了出来,引起了与会者的震惊,同时又感到 非常解渴。因此,大家认为,洛甫的报告,是一份很好的针对博古的反报告,无疑 是一颗打击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的重磅炮弹。 三个报告作完之后,夜已经很深了。第二天白天,军委领导们还要处理战事和 日常事务,会议便暂时告一段落。大家回去休息、思考和酝酿,第二天夜里再继续 开会。 第二天晚饭后不久,会议便开始了。过去开会不像现在正规和隆重,既不排名 次,也不固定座位,各人随便找把椅子便坐下来,基本围绕会场中心的一张长条桌, 距离有远有近。只有李德,由于心情不佳,坐在门口靠近走廊的地方。这样,伍修 权也只好坐在他边上,以便翻译。 会议刚开始,毛泽东便一改以往“后发制人”的常态,头一个站起来发言。他 首先说明,当前解决军事问题最为重要,因而他只谈军事。他接着洛甫昨天发言的 后劲,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消极防御战略,列举了它的表现,就是进攻时的 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把这些形象地比喻为“叫化 子打狗,边打边走”。他指出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是错误的,尖锐批评李德 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只知道纸上谈兵。 毛泽东特别强调,左倾领导者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 堡垒主义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失去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敌人的机会;三是在军事上不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利用十九路军事变粉 碎“围剿”的大好时机;在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又惊慌失措,这么重大的行动既未在 政治局认真讨论,又未在全军进行政治动员,变成了仓促的逃跑,搞“大搬家”… … 毛泽东发言,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他手上拿的只有几页纸的提纲,但讲出来 的却非常详细。他的发言既言辞尖刻,又有事实根据,既不留情面,又颇具幽默, 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发言时,博古注意力高度集中,还认真地做了笔记。李德却没有这样沉 稳,曾两次站起来企图辩解,并指责毛泽东是报复,被毛泽东冷嘲热讽地顶了回去。 大多数与会者是赞赏和拥护毛泽东发言的。会场气氛也活跃起来,有的人的谈 话心平气和,有的发言火花四迸,随着声调的提高,出现了争执和辩驳。有时警卫 员进来倒开水,甚至看到个别领导人面红耳赤的场面。 头一个表态的是王稼祥,他说:“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归咎于客 观,客观原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 应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让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这是他在会前,建议召 开遵义会议的主要目的:把李德“轰”下台。 洛甫又再次表态: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顺理成章。因而建议让毛泽东出来领 导。 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中央“三人团”成 员的周恩来,这时正如李德所说“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他的表态字字千钧:昨 天博古同志的报告,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由于党中央在指挥上的错误,使 得我们接连失败,这是事实。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 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 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我请求中央撤换我 的职务,泽东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他最后强调:“只有改变错误 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与会者对周恩来的发言,反应十分强烈, 认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真正的革命家,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对他的错误反而感 到能够原谅了。 随后,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李卓然、林彪等军事指挥员, 都表明了鲜明的态度,希望迅速改变军事领导。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也明确表示, 支持毛泽东,拥护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 会议上只有3 个人持反对态度。一个是博古本人,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 错误;一个是李德,一点也不作自我批评,认为错误是中国人自己的;另一个就是 凯丰,反对毛泽东的讲话,坚决不同意对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的批判,也反对毛 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但不管怎样,与会者的态度都非常明朗了。正确与错误,绝大多数与少数,要 作出评判,已经径渭分明了。 第三天晚上,会议进入后期,转入审查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 据地的决议,讨论以后的行动方向问题,以及对这次会议做出相应的决议。 中共中央对红军长征的行动方向的认识和确定是有个演变过程的,是随着形势 和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长征开始时,中央决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再打回中央根据地。湘江惨败后,通道开始转兵,实际上并未改向,黎平会议作出 了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猴场会议提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然后向川南发展, 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 现在遵义会议重新审查红军行动方向。聂荣臻和刘伯承认为,贵州人烟稀少, 少数民族多,在贵州建立根据地相当困难。而四川是西南首富,交通方便,物产丰 富,军阀林立,长期排外,蒋介石向四川调兵不利,又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 据地可以接应,有利于建立新的根据地。聂、刘两人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 去建立根据地。 聂、刘两人的建议,朱德首先支持。大家对此进行了讨论,比较了优劣得失, 与会者大多数赞同这一建议。于是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 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