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西斯的暴行(2) 3 “三·一五”事件 “七·七”事变后,抗联和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在三江地区十分活跃,给日伪 以沉重打击。于是日伪将“思想对策”的重点由滨江地区转向以佳木斯、汤原、依 兰为中心的三江地区。对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领导下的反日组织及抗日救 国会,进行了一次大检举、大逮捕。 1937年7 月,佳木斯日本宪兵队组成的“特务工作班”和伪满警特别搜查班, 在汤原县侦察、逮捕了中共汤原县委宣传部长尹洪明,了解到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及 其领导的反日救国会组织的情况。接着在汤原日本宪兵分队队长藤原广之进的指挥 下,日伪宪警逮捕了汤原、勃利等县的中共干部,并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佳木斯日本 宪兵队。于是日伪决定对三江地区的中共及抗日组织进行大逮捕。 1938年3 月,在佳木斯日本宪兵队本部召开了日伪宪警各有关人员的联席会议, 研究制定了实施大逮捕的计划。据佳木斯宪兵队《关于“三·一五”大逮捕的报告 》中说, “对于本管区内的(中共)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的领导机关、党员及其外 围团体,预定以3 月15日为期,进行全面逮捕”。《黑龙江党史资料》(9) ,第155 页。 3 月15日凌晨,以佳木斯宪兵队所属各宪兵分队为主,并纠集军警特等千余人, 采用各种手段实施大逮捕。或对重点地区和目标包围搜查,或利用叛徒辨认逮捕, 或伺机密捕。仅三天时间就逮捕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救国会成员315 人。至7 月上 旬又逮捕了下江特委组织部长赵明九等13人,以及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董海云(董 仙桥)等党员和抗日群众60余人。日伪在这次行动中,共逮捕了党员、干部、群众 387 人,其中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救国会成员330 多人,抗联人员50多人。伪满史 料丛书《日伪暴行》,第346 页。 这次大逮捕,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所属的汤原、依兰、桦川、勃利、 富锦、佳木斯五县一市的中共地下组织和爱国群众组织均遭破坏。汤原县委因县委 书记高雨春、组织部长周兴武、宣传部长尹洪明的被捕,致使其他干部全部被捕、 下属各区委及抗日救国会分会均遭破坏。依兰县委书记刘洪泰、桦川县委书记赵明 九、富锦县委书记刘善一等被捕,其所属基层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日伪统治者对被捕的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进行了极其残酷的精神上和肉体上 的折磨。被害人葛延宗控诉:“殴打是最普遍的,另外还有灌凉水、老虎( 凳) 、 跪砖头、举大棍、过电等等。”日伪对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董仙桥实行“疲倦轰炸”, 昼夜不停审讯3 天,不给水喝、不让睡觉,并施以酷刑,使其几次昏厥,又用冷水 喷醒,继续审讯。对于年仅18岁的桦川中学生李树昌,敌人采取诱供不灵之后,便 采用灌辣椒水、上大挂、坐电椅……最后用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脊背上《日军暴行 录:黑龙江卷》第183 页。, 但是敌人灭绝人性的兽行并没使共产党人屈服。 在进行酷刑审讯之后,对抓捕的300 多人中的112 名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进 行了所谓审判,将高雨春等18人判处死刑,其中2 人在刑讯中被折磨致死,其余分 别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 “三·一五”大逮捕,堪称是日本关东宪兵队有史以来对中共实行镇压的规模 最大和最凶残的一次,据宪兵队的一份报告,“中共东北党(匪)于游击区之抗日 共产运动,以昭和13年(1938)‘三·一五大逮捕’时处于顶点。由于实施思想对 策,其下属地方组织大都被逮捕消灭”。《东北抗日运动概况》,第77页。 4 “安东事件”惨案 1936年11月至1937年1 月,日伪统治者以“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东北民众抗日 救国会为借口,在这一地区疯狂抓捕爱国知识分子,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东教育 大惨案”。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界民众纷纷组成抗日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其中之一。该会详情参见王驹、邵宇春《东北民 众抗日救国会》。救国会是由各阶级各党派爱国人士自发组织的有爱国统一战线性 质的抗日救亡团体。1932年救国会成员,原安东林科中学校长李献庭,曾秘密潜返 安东开展救国会活动。 1935年12月,伪安东省教育厅在安东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借此机会由伪安东省 教育厅长孙斗南(孙文琢)召集参加会议者中主张抗日救国的各县代表李云霖、左 秀海等13人,“名义上是研讨教育工作,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抗日救国会”。会议一 致同意以安东省教育会为主,成立安东救国会。孙斗南、秦有德(林科学校校长) 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之后,在伪安东省庄河、凤城、桓仁、岫岩、宽甸等县,成立 了救国会分会。各救国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影响到工商界及民众 之中,这种情况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恐惧和注意,派出特务密探,寻找线索,罗织罪 名。 1936年由于汉奸的出卖,桓仁救国会的活动被敌查知,实行了两次大逮捕,抓 捕了工商界和教育界等百余人,进而又查出救国会与安东教育局有关系。于是大逮 捕从桓仁波及到安东。11月12日夜,安东日伪当局出动宪兵、警察几十人,在安东 市和安东县大肆抓捕抗日爱国者,先后抓捕了伪安东县教育局长邓士仁,教育局学 务股长刘国安、礼教股长宋安东,以及各学校长及骨干张镇藩、于学礼、秦有德、 李庆善等三四十人,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斗南、伪安东总商会会长孙荣明也遭到逮 捕。不久,大逮捕从教育界株连到工商界,“荣庆常”经理雪志山,“合兴义”经 理焦馨一等20多人被逮捕,至12月,在安东省城就有近百人被逮捕。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在安东各县,出动大批宪兵、警察,大肆抓捕各县爱国人 士。在岫岩,敌抓捕了县教育局长江敦友,教育会长关桂生,农务会长于瑞庭,内 务局长夏治生等14人。在凤城,日伪抓捕了县教育局长何泮林,中学校长李云霖, 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凤城女中教务主任袁中怡,以及小学校长、教务主任关子荣、 姜振昌、赵际清、马庆贵、李绍岩等19人。在宽甸,日本宪兵队在汉奸的指引下, 逮捕了万字会长王冠五,亚新医院院长王锡忱,伪宽甸县教育会长、县师中学校长 丛树春、职业中学教师李秀等。后又抓捕了县财务局长栾继先、职业中学校长吴凤 宸,县女中校长邹绍南、县内务局长杨春华,农务会长吕武臣,商务会长李铭三等 21人。 此外,在通化、庄河、辑安等又相继抓捕了很多爱国知识分子。据伪中央警务 统制委员会编的《在安东省内破获秘密结社组织反满抗日救国会的情况》统计,这 一事件被捕者达311 人,其中安东97人,桓仁115 人,通化26人,宽甸21人、凤城 19人、岫岩14人、庄河14人、辑安3 人,临江、长白各1 人。《日军暴行录:辽宁 分卷》第88~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