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西斯的暴行(5)
1941年7 月，“读书会”成员王国贤以“贪污”罪被捕《日军暴行录：辽宁分
卷》第222 页。。敌人通过这一线索、掌握了一些读书会的情况，遂派遣特务和叛
徒伪装成中共负责人，打入读书会，进一步了解到读书会的活动十分广泛，有青年
知识分子，军校学生，感到读书会等对日伪统治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决定采取集中
检举的方式，将读书会等组织一网打尽。
12月30日，特务朱冠军等人，假称由“中共中央代表”作报告，将“读书会”
主要成员从各地骗来开会，全部逮捕。以此为开端，日伪当局在东北进行了空前的
大逮捕和大镇压，在哈尔滨抓捕了“读书会”主要成员马成龙、常吉、崔立福、徐
连汉等人，在伪都新京逮捕了“读书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恢复会”的领导人和
《大同报》副刊主编李季风，以及建国大学学生柴纯然等。还在奉天和锦州等地进
行了大肆抓捕。
日寇对被逮捕者实行残酷刑讯，灌凉水、上大挂、电刑、跪铁索、夹手指等，
可谓五刑俱全。最惨无人道的是烧女人乳头、阴户、将男性生殖器拴住牵行。受刑
者之一周化贞控诉说：“特务对我实行严刑拷问，最初是打嘴巴，以后将我所有衣
服完全脱掉，周身用火烧，用火烧阴毛，用竹签刺阴户……给我过电，烧得遍体鳞
伤，衣服与皮肉黏在一起……”《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40 页。
除酷刑摧残外，日寇还采取“非人囚笼”、“思想禁锢”、敲诈勒索等手段，
对被捕者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马成龙被关在“非人囚笼”中，折磨得
身心失调、双目失明、惨死在狱中，孙海峰被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但他仍宁
死不屈，愤然从三楼跳下，血溅街头。《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23 页。崔立
福有时被连续两昼夜不停刑讯，多次昏死过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读书会”
成员有五人死于酷刑。
其他被判刑的“政治犯”在监狱中受到非人虐待，每顿吃的高粮米粥，也被克
扣得尽是些稀米汤，菜有时是烂白菜等。有病根本得不到医治，伪建大学生柴纯然
得了伤寒，不给医治，很快就死了。《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44 页。张辅三、
王觉等人都因生活受虐待，病死于狱中。日本看守还动辄行凶毒打，从1942年到1945
年光复，仅长春监狱就有10多人被日寇残害致死。
7 “巴木东”事件
“巴木东”系指伪滨江省巴彦、木兰、东兴等县，这一地区是抗联第3 路军的
主要活动地区，并带动群众和抗日救国团体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对日伪统治给予了
极大打击。为镇压抗日斗争，关东军在伪滨江省设立了“治安工作委员会”，并组
织特别搜查班，监视和侦察抗联及反日团体活动。还利用叛徒打入抗日救国团体内，
诱捕抗日人员。1932年8 月，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敌人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巴木东”和齐齐哈尔地区中共及抗日会的地下组织名单。
《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0 ～221 页。根据这一线索及此前后的侦察，敌
人掌握了“巴木东”地区抗联和抗日救国会大量情报。从1942年底开始，日寇连接
召开会议，决定对“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进行镇压，并相应设立了行动组织，
从抓捕到看守，每县都设有5 个班。至1943年春，一场有计划的大逮捕行动准备就
绪。
3 月15日，在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的指挥下，日伪当局调集哈尔滨宪兵队，
以及巴木东地区附近各市县伪警察和特务，计500 余人，出动汽车几十辆，组成
“巴木东肃正工作指挥本部”，一起实行大逮捕。第一次就抓捕抗联人员和反日群
众540 余名。5 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抓捕150 余人。共计逮捕抗联和抗日秘
密组织人员以及爱国群众近千人，使“巴木东”三县14个抗日救国会、13支青年义
务队和农民武装受到破坏。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酷刑审讯，逼迫承认与抗联有联系或同情抗日活动。火刑，
电刑，灌凉水，把人装在麻袋里摔打。酷刑之下，每天都有死者。据原哈尔滨宪兵
队本部保安局派遣宪兵高见忠夫战后供认，因酷刑和虐杀，死者就达60多人。《档
案资料选编》(8) ，第576 页。据幸存者赵清林回忆：与他同监的毕文祥由于上大
桂，坐老虎凳等酷刑，被活活打死在狱中；李树文被敌人用火刑，吊刑等折磨，也
惨死在狱中。《黑龙江文史资料》(9) ，第243 页。
经过酷刑审讯之后，日寇将550 余名被捕者上送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对其中
403 人进行了起诉。后将阎继哲等66人，判处死刑。被判无期徒刑者60名，被判有
期徒刑5 ～15年的227 名。《档案资料选编》(8) ，第571 ～595 页。这一事件主
要集中在“巴木东”三县，但敌抓捕的行动规模相当大，被捕受害者数量也是很大
的。这在东北沦陷期间，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惨案。
８“三省党部”事件
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无论何党派何阶层，只要是爱国者都会奋起抗
击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这其中，国民党也在东北建立了地下组织，开展秘密反日
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在东北设立的秘密组织主要有东北协会，东
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务专员三个系统。但在1941年底至1942年春，遭到日伪的严
重破坏，被捕人数达700 多人，20多人被判死刑。《苦难与斗争》( 下) ，第53页。
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更改组织系统，分设三省党部，派李光忱、石坚、肖达三分任
辽吉黑三省党部主任委员，重新开展地下反日工作。
1944年2 月，国民党驻哈尔滨市联络站负责人王友忱，由于疏忽，其活动被伪
哈尔滨警察厅特务查知，王即被捕。之后，日伪利用这一线索，开始大规模镇压国
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为此，伪满各省专门成立了特别工作班，称这项工作为
“桃园工作”。3 月12日，日伪实行集中抓捕。国民党在东北的主要成员均被逮捕。
在伪滨江省，由特务科的山寺任工作班长，在特高科股长那须高义等的指挥下，逮
捕了黑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肖达三，党部委员兼蒙旗党务特派员书记李宗周等100
余人。在伪新京地区，由伪首都警察厅副总监三田正夫等指挥，出动宪警特60余人，
逮捕了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等国民党员10多人及普通百姓。在伪奉天省，由伪
地方保安局长三宅秀也指挥，逮捕了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等350 多人。《日
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34 ～238 页。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不久，大逮捕又扩大到京津地区，又有10多人被逮捕。至10月，国民党东北三省党
部主要负责人除罗大愚、关大成等少数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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