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4) 三日本帝国主义的“谋略” 如果说日本的威胁, 恫吓,粗暴干涉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硬方式的话,拉拢引诱, 阴谋煽动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软方式。在东北易帜过程中,日本也采取了这种软方 式的对策。 挑拨离间是日本帝国主义惯用的阴谋伎俩之一。在奉系军阀中历来有陆大派与 士官派之争,其代表人物就是张学良和杨宇霆。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 张、杨之间矛盾愈加激烈。于是,日本企图利用这一矛盾造成奉系内部混乱,为日 本控制东北创造机会。据卢广绩先生回忆,林权助在完成“吊丧使命”,回到日本 后,曾对记者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 似。”德川家康原是丰臣秀吉的重臣,秀吉死时将其子秀赖托孤于德川等重臣。后 来德川杀秀赖取而代之。林之所言,暗示杨宇霆为德川家康,将张学良视为秀赖卢 广绩:《张学良将军一夕话》,方正等编《张学良和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果然,张学良对林的讲话“确很注意”,并感觉到杨“俨然同我分庭抗礼”, 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成为后来杨常事件的诱因之一。从当时的情形看,林权助的 讲话确实是别有用心,那就是希望张杨为争权而火并,造成东北动乱,以便日本有 可乘之机。 另一扰乱事件是,当时日本人在奉天办的《满洲报》,居心叵测地搞了一次东 北民意测验,在报上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数十人列出一 表,下面印有选票让读者投票评选。据高纪毅回忆,杨宇霆每日大量购报,在选票 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寄回报馆,以显示他是民意所归之人。张学良知道后自然十分不 满高纪毅:《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文史资料选辑》〈52〉。。这件事的作用 就是要造成东北军政要人之间的互相猜疑,破坏东北的稳定局势,可谓杀人不见血 的软刀子。 在日本龌龊卑劣的表演中,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张学良 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 记者采访时愤然地说:“态度最坏的就是土肥原。”日本NHK 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刘立善译《日本昭和 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第28~47页。此人表面上总 是一副温和的面孔,大谈什么“中日亲善”,但骨子里却十分阴险狡诈。众所周知, “九·一八”事变时,土肥原曾施阴谋诡计,诱骗、挟持溥仪充当傀儡皇帝。其实 早在东北易帜过程中,他就施展过这种阴谋,曾假施善意地写了一份叫“王道论” 的长篇文章,其主旨是让张学良当“满洲皇帝”。张学良非常气愤地质问道:“你 这不是要用这一套叫我叛国吗?”后来张学良干脆对土肥原一概不见,可见对其憎 恨之深。 与此同时,被称为“日本法西斯实干家”的大川周明也造访过张学良。此人以 鼓吹“皇道精神”而闻名。这时他粉墨登场,为军部法西斯助威,对张学良侃侃而 谈什么“王道政治”。他说:“中国与真正日本之根本原理,毕竟不外乎王道,故 吾等须为共同之理想而战。” 日本NHK 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 角川书店,1991,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 社,1993, 第28~47页。其意在规劝张学良与日本合作,同行“王道”。实际是要 把张学良拉入日本法西斯主义轨道之上。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施尽千般诡计,万般阴谋,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 是不可阻挡的。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民心,顺应历史潮流,毅然于1928年 12月29日实行东北易帜,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从当时时代发展的历史情形看,东 北易帜是一次民族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张学良初掌政权, 就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正义精神和非凡的外交斗争艺术。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 有理、有利、有节,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首先,坚持民族要独立、国家要统一的根 本原则。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在涉及民族生存、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上据理力争 绝不让步。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凛然正气和永不屈服的高尚精神。其次,审 时度势,维护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权利,并利用人民的力量,使自己站在斗争的有 利地位。如对路权保护运动的支持即是明证。再次,不急不躁,忍辱克制。在敌人 凶狠时不鲁莽对抗、巧妙周旋,既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又使其无可奈何。张学良不 愧为民族英雄。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东北易帜”也可以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和阴谋 伎俩。在日本的应对中,既有军部的武力威胁论,也有内阁的强硬外交论。既有公 开的压服“劝告”,也有暗中的挑拨离间、“亲善论道”。可谓软硬兼施,手段何 其多也。 在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推行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和霸道主义。在他 们眼里,弱小和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只有服从于他们的意志,而绝不允许其独立、统 一、平等。东北易帜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以史为鉴,在今天人们企盼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明确“落后就要挨打”是处理国际关系的硬道理。只有自立 自强才能不被人欺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