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规模地区战争
“迅速制敌”理念的背景是包含和平、危机和冲突的整个连续体或谱系。随着
局势趋向紧张,危机不断发展,或许还要爆发冲突;显然,“迅速制敌”部队要在
其中的每个阶段都能发挥作用,虽然这种能力不一定实际使用。这一要求或意图进
一步意味着,“迅速制敌”部队必须具备在该连续体每一点上施加一定的威慑、胁
迫与影响力。如下文所要讨论的,在危机前的条件下以及在劝阻有关方面不要进而
采取下一步更高级的暴力等行动时,“迅速制敌”部队的胁迫和威慑能力对我们来
说或许被最终证明具有最大的作用。我们所要进行初步比较的出发点是在下面的情
况发生之后:前文提到的危机前与冲突前抑制措施未能取得成功,或者没有投入使
用,大规模地区战争随后爆发。
就大规模地区应急行动而言,制订兵力计划的一般指导原则是,进行并赢得一
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将需要大约50万人的美国部队,而且这样一场冲突将需要3 至5
个月的时间才能胜利结束。这些是估算的计划标准。在重新确定对伊拉克与朝鲜所
具有能力的威胁判断之后,《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实际上可能降低所需要的应对兵
力与部署时间。完成相同的任务,“迅速制敌”部队可能需要不超过25万人的兵力,
而且在下达作战命令之后30-40 分钟之内即可开始采取行动,不管部队是否靠近发
生冲突的地区都是如此。在目前阶段,由于尚未充分界定该部队的全套能力,也没
有界定有助于达成“震慑与畏惧”效果的全套“图纸上”系统的能力,这种估计只
是基于判断与直觉,而非精心的模拟、兵棋推演和作战试验。这些正是以后必须要
采取的措施。
在非线式或所谓的非对称大规模地区战争中,敌人可能以出乎我们意料的方式
作战或者真正利用美国的弱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制敌”部队可得到令人
更加感兴趣的运用。我们来假设几种非对称应急行动,借以比较不同的部队结构与
作战理论。
其一,存在全面使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可能性。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
使人想到这种情况。如发生这种冲突,美国可能要扮演棘手的角色,作为外部力量
去设法隔离冲突双方并防止核战争的爆发或蔓延。
其二,敌人有可能采取非对称的行动措施,摧毁或干扰美国的精密指挥、控制、
通信与情报和信息系统。预计最常见的战术是,采取包括计算机黑客行动在内的进
攻性信息战。而且,这种冲突的结局可能不取决于潜在敌人的数量。卓越才能和创
造性并非总是由大国所专有。
其三,敌人可能选择通过游击战术和城市战进行大规模的地区战争。这可能发
生在美国被迫进行干预( 如当波斯尼亚的局势演变为真正的热战) 以及不稳定与混
乱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的巨变局势下。
其四,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大规模地区战争,在这种冲突中,美国面对的对手拥
有中国或印度那样的巨大人力资源,美国在先进系统和战术上拥有的优势仅仅因为
敌人的庞大数量而被平衡或抵消掉。甚至对美国极为有利的消耗比例也不会给这种
敌人造成多大的削弱,反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方哪怕微小的损失最后也会产
生令人觉得难以接受之巨大的效果。
在发生使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大规模地区战争时,核武器可对所有的部队都
构成了潜在威胁,使其变得脆弱不堪。对部队进行广泛的战术疏散可降低核武器的
效果;然而,哪怕只使用一件核武器对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实施打击,也可能越过某
个心理或道义界限,从而在随后可能引起的行动或报复方面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如果美国对美国将遭到核攻击颇为肯定,美国会不会实施报复或先发制人的打击?
在那一刻真正来临之前,我们对这个问题给不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尽管如此,如果
美国完全抛弃核报复与先发制人打击的威慑作用,那美国将是十分愚蠢的。
在这方面,“迅速制敌”部队较之当前的能力确实具有若干优势。凭借其达成
“震慑与畏惧”效果以影响敌人意志与看法的四个特性,有一些开放的步骤没有必
要与现有的理论相一致。运用“侵入式信息战”以及非杀伤性“全球炮”技术和能
力很重要。在敌人攻击火力远远达不到的距离上采取行动以及部队广泛疏散部署的
能力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优势。然而,如同在所有作战条件下一样,“迅速制敌”部
队也将存在着其他任何部队都不能免受攻击的情况。但是,“迅速制敌”部队确实
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打非对称的大规模地区战争是对手最感兴趣的事情,或许也是最难以控制的。
聪明的对手可能手中握有一整套针对美国“先进”能力的对抗措施,静候时机发动
突然袭击。任何电子系统都存在着受到干扰或对抗的潜在脆弱性。无论是国防部计
划中的部队还是“迅速制敌”部队,如果其“综合信息系统”(C4ISR) 的中枢神经
系统和网络遭到破坏或其运行中断,任何部队都会受到损害。在说明美国的潜在脆
弱性时,全球定位系统被终止正常运行或遭到干扰,是频频引用的例证。可以想象,
这种脆弱性会削弱美国进行精确确定目标的能力和对我方与敌方部队实施即时准确
定位的能力。公开争辩或间接暗示,计划中的部队和“迅速制敌”部队都可塑造成
不受这些对抗技术影响的部队,这是毫无意义和不负责任的推测,是一个有害的假
定。
我们相信,“迅速制敌”有望使部队具备能力,以更好地对付这些对抗措施。
“迅速制敌”部队在认知与卓越才能上对我们有所要求和期待,这两个特性有助于
降低美国在“综合信息系统”(C4ISR) 方面存在的脆弱性。作战与情报的一体化可
以进一步减少美国所受到的于扰,因为这种一体可以使美国对遭到干扰的可能性保
持警觉,并促使美国尽早提前考虑美国自己的对抗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负责战斗
管理的单个计划人员也可抵消这种干扰。此外,一次性“芯片”传感器同样能够发
挥一定的作用。“迅速制敌”理论与技术系统的结合,可构成应对敌人的这种非对
称对抗措施最有效的保护措施,尤其是在配以广泛的训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另外一种棘手的情况是。敌人将游击战术或城市战用作进行大规模地区战争的
基本手段。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越南战争中使用一支“迅速制敌”部队,情况会
如何? 我们认识到,使用越南战争作类比最大的问题在于政治界限,而未必在于部
队的功用。我们研究小组的共识是,如果“打赢”意味着迫使北越放弃入侵南越的
企图,美国有能力在越南“打赢”,只要我们愿意对南越承担义务,并部署相当规
模的兵力来履行这种义务。
扩大对北方的空袭、把红河河堤作为目标并淹没大片的可耕地、早一点布雷封
锁港口,甚至在北方发动进攻以将该国一分为二并永久性地关闭“胡志明小道”,
这些战术都因政治制约而非实际军事潜力的内在限制而被认为不能使用。
但是,“迅速制敌”在越南能行得通吗?公平地说,在取得或强力取得公正的
和平方面,美国现有能力不是远比“迅速制敌”部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吗?例如,
通过在夜间使用隐形飞机,我们的空袭相对来说就不会受到敌人雷达指引的火力攻
击的威胁。巡航导弹可大幅度降低美国的损失和提高我们空袭的杀伤力与效果。
“全球炮”难说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美国深陷战争之中,也因为美国现有能力几
乎可以取得与“迅速制敌”能力相同的目标。
然而,就地面战而言,尽管美国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如在C4I 方面,
在夜间作战的能力方面以及在更迅速使用精确火力的能力上。但不清楚的是,仅仅
依靠在军事能力上取得的这些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进步,不管其威力有多大,能否
扭转乾坤。如果同样的政治制约与交战规定仍然起作用,我们得给在南方作战的敌
正规与非正规地面部队造成大得多的伤亡才能迫使河内停止和放弃。
“迅速制敌”理念的独特之处使其成为在越南可选取的具有优势的作战理论,
那就是它把重点放在通过运用“震慑与畏惧”来影响敌人的意志与看法上。这一理
论可能要求美国汇集美国的最优作战与概念资源,来确定这一目标是否能够达到以
及如何达到。美国在1972年-1973 年的圣诞节轰炸中几乎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尽管
假借了不同的名义。这一事实表明,将注意力聚焦于意志和“震慑与畏惧”,是会
获得其功效与发挥作用的。
在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战争中,第四种是在许多方面最棘手的一种,是与人
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地区大国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所持有的那种美
国永远也不要在亚洲卷入地面战的看法,依然属于金口玉言。如果一个人接受毛泽
东式观点,认为“几枚原子弹就够了”,中国有耐心等待多年再对外来侵略进行报
复,那么与中国或印度打一场地面战就没有什么军事或战略意义了。
即使美国能够决定性地而且同时打败这样一个国家的陆军和空军主力,如何结
束战争,是否需要占领或保持某种其他形式的有形存在,甚至是否能够开始执行这
些任务,以及是否会让美国陷入另外一场以游击战术进行的人民战争,所有这些问
题都是慑止因素。当然,如果“迅速制敌”部队可以比已经计划好的部队提高2 倍、
3倍、甚至4倍的战斗力,但这足以应对等待美国的数百万军队和10亿或更多的人口
吗?
如我们在《震慑与畏惧》一书中所慎重强调的那样,没有可以避免愚蠢或错误
行为的“银弹”或预防措施。我们需要慎之又慎,避免在以下情况投入兵力:我的
没有适当或指导性政策与战略;美国的政治目标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希望达到;以及
美国缺乏盟友与政治支持。在亚洲或南亚进行地面战意味着美国卷入一场十分不明
智的冲突。这样一场冲突是否会导致热核或核武器的使用,这一相关问题关系重大,
而且使我们又回到在特定情况下如何看待威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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