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战争军事行动”
由于缺乏实际存在的威胁,缺乏我们可以据此其计划、衡量和评估美国所需能
力的明确而具体的威胁,我们在为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进行的准备变得非常困难;
而“非战争军事行动”使美国面临正好与此相反的困境。有许多具体的事例有助于
界定“非战争军事行动”,包括索马里与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西奈半岛的维持和
平、伊拉克北部与南部“禁飞区”的强制执行和平行动、反毒品行动,诸如1996年
与中国在台湾海峡发生轻微摩擦期间等场合进行的危机部署、反恐与打击犯罪行动
等等。实际上,与“和平”搭配的词语,如“缔造”、“维持”、“强加”和“强
制执行”等,描述了一系列军队可能难以有效地执行的棘手的军事行动。美国当前
也许是正确地认为,在一定限度内,为进行战争而训练的军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
中也能够发挥作用。然而,备战依然是最优先考虑的事项。而且,当第1 装甲师被
派往波斯尼亚时,它已经接受的广泛训练依然是着眼于它很可能在国内遇到的任务
类型。这种训练迄今证明非常具有价值,但是其代价与成本相当高。
“非战争军事行动”使美国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困境。一方面,由于克林顿政府
对“参与和扩展”政策的偏好以及前苏联卫星国与欠发达国家( 重新) 出现的明显
不稳定,国内有相当数量的人支持人道主义干预,并为此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
存在实用主义的观点,认为美国缺乏进行普遍干预、消除或减轻人道主义危机或政
治不稳定的资源。军队在这种纷争之中进退维谷,既要忠诚和服从于政治领导,又
要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不利方面——特别是那些可能削弱其战斗力和战备水平
的方面——以及政治追求超出军事能力范围的风险忧心忡忡。
对此,我们提出两组看法。首先,美国考虑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另行组建部
队的时机或许正在来临。我们据以提出,这种部队结构建议的根据是作战与“非战
争军事行动”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以及这两项职责的不同要求。我们很清楚对
这种结构所提出的批评。没有准备好作战的部队可能缺乏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
任务的可信度。如果“非战争军事行动”演变成全面的冲突,那么这些部队可能很
快大量伤亡或成为俘虏。最后,这种结构可能造成一个“A ”队和一个“B ”队,
亦即一个主力队和一个替补队,因此实际上对整个部队的总体士气和战斗力造成损
害。
另一方面,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不断削减预算的压力会大幅度削弱当前
的军事能力。我们也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与平时支援性部署的增加会逐
渐侵害进行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能力。无论是已经计划好的部队,还是“迅速制敌”
部队投入使用,都必须考虑把“非战争军事行动”及相关的“和平”任务分离出来。
在许多方面,如果有可能进行专为“非战争军事行动”设计和组建部队的试验,
那么缓和前文提到的批评的方法是使其适合“迅速制敌”部队的设计。整个部队将
接受“迅速制敌”的训练。美国将始终保持一支能够赢得大规模地区战争、训练有
素的待机“拳头”部队。“非战争军事行动”部队将轮流调入和调出该“拳头”部
队,而且将利用在其中受到的训练以及大量“迅速制敌”系统履行其职责。其设想
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部队与“迅速制敌”部队之间以及其各自内部调换人员,
以保持重新结合成一种整体能力并确保待机或“拳头”部队的合理战备水平。因为
“迅速制敌”部队属轻型部队,这支“疯子旅”部队将装备有一次性传感器、“作
战与情报行动战场整合器”、战斗管理系统和无人驾驶航空器或无人驾驶地面车辆,
并且其作战原则聚焦于“迅速制敌”的四个特性,“疯子旅”似乎非常适合这些任
务。
其次,我们认为,“迅速制敌”部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比已经计划好的
部队拥有优势能力。“非战争军事行动”若要成功,或许首先要求对相关环境和行
为者有充分和全面的了解。认知至关重要。“迅速制敌”部队可比已经计划好的部
队拥有更强的认知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作战与情报一体化整合是确保该认知能
力得到充分利用的手段。
认知能力有助于满足反复提出的影响意志与看法的需要。“非战争军事行动”
可能不要求纯粹意义上的“震慑”,它要求的很可能是“畏惧”,这种畏惧通过激
发或引起对我方行动的感激和真正理解,或者通过引来顺从与接受的恫吓或恐惧才
确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当地人”及环境的了解就变得非常重要。“迅速制敌”
部队能够始终适应这些要求,因此理应比已经计划好的部队拥有优势。
如果任务普通平凡,“迅速性”与卓越能力也有所帮助,但未必至关重要。如
同在大规模地区战争中一样,这两个标准可提供某种形式的保障并在出现问题的情
况下发挥缓解错误之严重性的作用。然而,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具有特别用途的似
乎应属环境控制。控制与特征管理在自我防护中至关重要。如果得到日常使用,其
结果可降低美国部队被作为目标受到攻击的脆弱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另一个优势是为执行特定任务而广播选定信息和管制环境的能力。通过这种控制来
施加压力和实施制裁的威胁或能力,以及这种控制对当地基础设施的影响,能够起
到重要作用。即使在一个看起来像索马里那样原始的地区,这种形式的环境控制也
会发挥作用。
当然,就目前而言,“迅速制敌”部队与已经计划好的部队之间的这种比较带
有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基于“迅速制敌”的四个特性可实用于有效的军事
行动这一假定之上的。目前,这种一般层面上的比较目前阶段无疑还是公平的。随
着试验继续进行以及因“迅速制敌”之需而不断利用支持性技术,人们有可能进行
量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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