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威慑
关于“迅速制敌”的比较有意思的政治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这种施加“震
慑与畏惧”和影响敌人意志与看法的能力会造成新的或可供选择的威慑形式。我们
使用“新的”与“可供选择的”这两个词,是为了指出这种威慑——如果能够形成
的话——与核威慑在威慑的基本原理上存在的差别。核与热核威慑的革命性特性是,
不管发动战争者是谁,它都与人类社会遭受大规模毁灭的不可改变和无法避免的威
胁性存在必然的、固定不变的联系。这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个时期,潜在的战败国仍
有可能毁灭潜在的战胜国。实际上,战争没有赢者,只有输家。这一点以及可能做
出的核反应几近于即时,使这种形式的威慑显示出其独特性。
还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核威慑不能阻止所有层次上的所有冲突;不能阻止一
个超级大国寻求超过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优势,或者为此向其对手的盟国宣战和发动
进攻;也不能阻止小国和弱国甚至在核威慑与恫吓的阴影下利用超级大国。然而,
核威慑确实让双方三思并理智地行事,因为他们意识到,判断上出现错误就可能意
味着我们所熟悉的两个国家将不复存在。
“迅速制敌”并不意味着胜利者和战败者几乎同时给对方造成浩劫的能力。然
而,它的确意味着在整个政治范围采取一系列引起我们倍加关注的行动。我们假设,
美国将一支“迅速制敌”部队投入使用,而这支部队能够通过施加“震慑与畏惧”
来影响敌人的意志和看法。我们进一步假设,这支部队有可能对付的国家或行为者
普遍了解这种能力。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严密封锁我们具有“迅速
制敌”能力的消息,而是允许一般的有关信息透露给公众,尽管我们认识到,有必
要把这种能力的特殊性为需要而严格保守的秘密。如果美国愿意的话,潜在的敌人
或美国有可能与其发生利益冲突的当事者将会明白,凭借“迅速制敌”部队的能力,
美国可给其造成巨大的痛苦和施加巨大的压力。美国的敌人、不可知论者、美国的
朋友以及善意的批评者会如何看待这种“迅速制敌”能力?
利比亚、伊朗或伊拉克这样的无赖国家很可能会谨慎一点行事。我们对这些国
家每个都使用过武力,因此人们不能不认为,美国有可能实施报复或采取军事行动
这一点不容置疑。尽管我们在使用武力的同时还采取了其他政策和进行了制裁,但
我们尚未能给其意志或思想施加足够的影响,使其改变对美国政策的根本厌恶,或
说服它们改变把美国视作敌人的偏好。使这其中的每个国家瘫痪,给其造成更大的
损害、破坏和痛苦,这样的侵入式及具体的能力会产生作用并施加更多的约束吗?
抑或如此能力会被这些国家看做特别具有挑衅性,而且在美国这样一个靠不住的国
家手中,成为做出过度反应和采取危险升级行动的理由,从而妨碍“迅速制敌”的
使用吗?这些国家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进行表面上的自卫或作为对抗措施,
而美国会因此处境更有力,还是更不利?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实际事件发生之前可以争论,而且这些问题的存在增加了慎
重周密地考虑最后结果的必要性。但是,假如“迅速制敌”在施加其影响上不可抗
拒,并且没有什么有效的对抗措施,就像在冷战时期核攻击一旦发动就几乎没有什
么能够制止它的措施一样。那么,这种能力及其适用性就会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
过当前现有的部队。从“迅速制敌”确实可以影响意志与看法这个意义上讲,它也
肯定会影响那些国家的领导层的思维过程,很可能使其更小心谨慎地行事。小心谨
慎完全可能使敌人更加聪明狡猾,使其能够更容易地规避美国的威胁。不可能存在
一系列清楚或明确的事实,从而保证美国达到所偏好或预期的结果。我们必须确认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然后对其进行辩论,以便得出更接近正确答案的判断。虽然如
此,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能够取得“迅速制敌”的能力,那么有了这种能力,美国
国家的处境就会好得多。
善意的批评者对美国的态度和意图并不抱有充分的信心和信任。从这个意义上
讲,美国在把其意志强加于外部事件能力方面的增强,将不会使得人们普遍而放心
地去接受这种局面。美国常被他国看做一个傲慢自私的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在有些
情况下不可靠,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具有挑衅性的国家。显然,可加强美国影响的
任何能力,以及加强美国施加影响和自行其是能力的任何能力都将受到批评。因此,
我们需要做的是,以最大的耐心充分解释“迅速制敌”的理念,就像美国在长达40
年的时间里解释“威慑”所做的那样,并且想方设法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一理论构
建会如何有利于和平与稳定,将如何能够保护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朋友也不会完全称赞这种新能力。随着促使北约得以组建的威胁以及自
由世界与共产主义的对抗的消失,美国把自己的政策与偏好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的
广泛灵活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失去了把不同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或其
他跨国因素,贸易、竞争、国内政治与社会压力等自然离心力,以及其他因素就会
削弱联盟的权威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所具有的影响,从而形成一个更加独立的国家
体系。这一趋势下文还将做进一步的讨论。
与此同时,国内对“迅速制敌”所构想出来的能力的反应这一问题也赫然耸现。
上文提到的关于如何应对或延缓承担“非战争军事行动”职责的纷争在这里也有其
相关性。我们回顾一下冷战期间的有关情况,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启发。那时,有些
美国人担心美国政府易于出错几近于他们担心苏联易于出错。因此,美国要求自我
克制,并争论美国可容忍拥有多少武器,容忍美国的何种武器尤其可能破坏稳定。
围绕MX与“民兵Ⅲ”等“打击军事力量”的导弹以及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规模、
或其数量上的不足而发生的争论,反映了这些政治观点与看法上的分歧,而且常常
造成政治分化。“迅速制敌”理念也具有导致政治分化的可能性。人们关注的将很
可能不仅包括军事问题,也包括宪法问题。
“迅速制敌”的侵入能力和瘫痪社会的能力会引起人们这样的担心,即这些系
统可能被用来针对美国公民。但是,所担心的不是使用武力。例如,神志正常的美
国人没有人会认为或相信总统可能针对美国发射核武器。然而,政府中出现过对个
人权利和隐私的侵犯性行为,有的是以消遣为目的,如国内收入署的人员浏览纳税
申报单,也有联邦调查局以及联邦与地方检察官为起诉和定罪目的而伪造案件与证
据的少数事例。鉴于此,政府是否能够始终合法并合乎道德地运用“迅速制敌”,
这一点将受到质疑。有些可用于对付外部威胁的“迅速制敌”的能力同样可能被得
到或未得到授权的人或机构用于对付美国公民。
档案、交易和银行账户等各种形式的个人及敏感信息都可得到并加以篡改。假
如目的不是导致敌人的银行系统瘫痪,而是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把美国人的私人账户
或储蓄银行作为目标,结果将会怎么样? 款项可以被删除、转走或施以其他形式的
处理。不管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臆想的,这些行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构成了严峻
的威胁。考虑到许多美国人从根本上对政府怀有一种近似于不信任的不安感,“迅
速制敌”的侵入手段与方法所具有的国内干预能力可能被人们视为一种危险,因此
可能成为公众反对实践这种理论与构想的理由。
然而,我们可以举出有力的先例和明确的历史实例,来回答国内可能对“迅速
制敌”及其可为政府提供的能力的关注、担心和批评。最有用的例子是核战略的50
年历史以及授予总统并且其宪法指定的总司令职位明确含有的紧急核发射权。我们
能够权且接受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个美国人毫不夸张地拥有下令摧毁世界广大地区
的权力。我们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差错,美国得到苏联发动核攻击的
某些迹象,结果是虚惊一场。此外,也出现过危急局势,如1973年10月的阿以战争、
达到高潮的“水门事件”以及已宣布的美国戒备状态交织在一起,那时总统的身体
与精神状况受到公开的质疑,人们流露出对核发射程序的严重担心。但是,事实是
美国坚持住了,这种把巨大责任授予一人的空前做法也经历了冷战的结束而保持了
下来。
有三权的分立和彼此的严格监督,就不会出现“迅速制敌”能力或将被用于不
符合国家安全目的以外的情况。如果“迅速制敌”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威慑和劝阻形
式,使潜在敌人不敢对美国发动侵略和采取敌对行动,那么我们不开展缜密、客观
的工作来评估和确定其优势与可能的滥用,然后决定针对这些潜在问题可采取何种
补救、保证和预防措施,就轻率地抛弃这种机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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