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东亚结构 1941年12月8 日,日本天皇对英美的宣战诏书宣告:日本的目的是确保东亚的 和平与安定,保卫这一地区不受英美的剥削。这就成为日本人在国内和在他们占领 的国家的人民中进行宣传的一个主题。的确,12月8 日这一天,在日本占领区是作 为“天皇诏书纪念日”来庆祝的。每逢周年纪念日,日本控制的报纸和电台都要大 谈日本发动战争的崇高目的。这个战争被称为“大东亚圣战”。它的目的是建立 “大东亚共荣圈”。它具有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含义。日本发言人说,日本不仅 是在努力把自己建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而且是在努力建85立一种新的道德秩 序。因此,例如青木一男(大东亚相)在1942年11月26日宣布:大东亚将以道德原 则为基础,目的不仅是创造新的经济秩序,而且要给予这个地区的每一个种族在世 界上应有的地位。他声称,这与西方强国的殖民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几天以后,东 条自己在庆祝1941年12月11日德一意一日协定(在协定中三国保证共同作战,不单 独媾和)一周年纪念日讲话时,把日本在亚洲的目的和它的伙伴们在欧洲的目的联 系起来,说都是为了建设世界新秩序。他说:“当前的战争,不仅是为了占有自然 资源而发生的冲突,而且是为了建设新秩序的道德精神而进行的圣战。在这种新秩 序下,所有民族将获得他们有权利获得的一切,世界持久和平也将得到保证。”怀 疑论者也许会认为这种话完全是虚伪的,不值一顾;认为这种话不过是一些政府惯 于用来掩盖其自私目的的骗人的面纱而已。但是,这种否定的看法不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日本军队对战争的看法确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日军认为,它在亚洲正如在本 国一样,承担着一种使命:根除它所认为的西方对于东方社会的实利主义的和破坏 性的影响。此外,成功地建设大东亚,对日本来说,不仅意味着达到它所渴望的经 济上自给白足的目的,而且也意味着满足它内心的宿愿,即承认日本为亚洲的伦理 上和文化上的领袖——实际上就是承认日本为“亚洲的曙光”。从本质上来说,不 管日本人对此是否意识到,他们渴望在亚洲起中国人在中华天朝全盛时期曾起过的 那种作用,那时候,北京的天子“统治天下”,中国被它的邻邦看作是文明的发源 地。 这种把亚洲从与西方接触的有害影响下解放出来的神圣使命的想法,影响了日 本人对于他们占领区的土著居民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应该与日本合作,来 建立共荣圈。任何对日本的反抗就是对亚洲的背叛,因此,用大屠杀来惩罚是合理 的。例如,日本人对菲律宾人说:他们起初支持美国反抗日本入侵,日本人就有权 把他们杀掉;但是出于亲善友好,日本人并没有这样做,而且这种宽厚态度将继续 下去,如果菲律宾人“明白日军的真正目的,并在建设新秩序中与日本合作”。反 之,他们就会86倒霉。同样,他们也对新加坡人说:“所有那些沉迷于抗日运动的 人都理应处死。然而,他们得到了日本的神圣的怜悯。只有那些扰刮治安的人受到 了惩处。这是从大东亚共荣圈的高尚理想中产生的一种怜悯之心。” 既然日本认为这场战争是为所有亚洲民族的利益而进行的,那么,在它看来, 它就有权利要求他们为这一共同事业作出牺牲。在进行战争时,日本自己为建设大 东亚共荣圈而作的贡献“大大超过了它应该承担的份额”。所以,其他民族应该忍 受战争所必然会引起的经济困难,不应该因此而抱怨,他们也应该高兴地为共同事 业提供劳役和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那些不愿接受这一原则、对日本自愿承担 的任务不表示感恩的人,就受到日本人的暴行的答复。例如,日本人对马来亚人说, “完全是由于日本人的开明和仁慈,他们才不至于拴着锁链干活,才不至于象牛马 一样被赶进拘留营,他们的女眷才不至于被其新统治者及其士兵拿去玩乐。” 日本人特别强调他们在东亚的文化使命。他们认为这一文化使命是保存那些成 为共荣圈组成部分的国家的传统的社会和宗教影响,并消除外来的西方影响。日本 人到处谋求加强亚洲社会的独裁主义思想、家长权力至上的观念、血亲观念、集体 负责的原则和妇女卑贱观念。 在满洲国和中国,他们谋求复兴儒教,特别是王道观念——日本的孝道主要来 源于王道。在暹罗和缅甸,他们以佛教支持者的面目出现,谋求加强退罗和日本的 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他们同样宣称尊重伊斯兰教;在 菲律宾,宣称尊重天主教。天主教虽然是西方传来的,但起码也是独裁主义的;他 们谋求同梵蒂冈建立友好关系。的确,他们经常告诫菲律宾人要记住自己是亚洲人, 但是,反西方宣传是针对美国的影响,而不是针对西班牙和罗马的传统。政治上的 权宜之计往往使日本人陷于宗教上的矛盾——如在把四个北部87马来邦重新割让给 暹罗这件事上就是如此。当时暹罗政府着手委派军人作为这些邦的行政官,而且歧 视穆斯林,禁止他们的一夫多妻制和对不能读写暹罗文的马来人额外征税。在东印 度群岛,日本人对明确的穆斯林宗教政治组织的支持,同印尼民族主义者那种更为 世俗的、包罗一切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日本人是始终一贯的——要努力给予他们所统治的各族人 民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把日本看作是亚洲文明和文化的领袖。据说,日本的力量 主要来自日本的道德和精神理想——特别是忠孝的理想,它的亚洲伙伴仿效这些理 想是有好处的。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在他们的占领地区到处竭力要使日语成为居 民的第二语言。从日本派来大批教师,不仅讲授日本语言,而且讲授日本的伦理学 和历史。日本的国定假日,如“纪元节”(日本帝国国庆日)和“天皇节”(天皇 诞辰),成了整个大东亚庆祝的正式节日。日本人也强调他们同暹罗人、菲律宾人 和马来人的(真的或者是假想的)种族亲缘关系。根据这一切,可以推断,如果日 本能够保持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的话,它将最终努力使这些地区日本化,就象它企图 使朝鲜日本化那样。 计划中的大东亚政治结构是从“八纮一字”的观念中得来的。“八纮一字”原 指在天皇护佑下日本本土各岛的政治统一;而现在将它扩大到包括整个东亚。日本 将成为“领导国”,领导它的一些卫星国;这些卫星国在政治上隶属于日本的程度 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基本义务就是共荣圈成员的义务。日本投降后,盟国的 调查人员发现了日本打算最后处置征服地区的证据,如果它能够保持控制这些地区 的话。这一证据是外务省的一份草稿,日期是1941年12月14日。当时的外务相东乡 茂德向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电述,他没有参与制订这个计划,甚至从未看到过,也从 未听到88过这个计划。他认为这一定是某一下级官员拟定的计划草稿,没有任何约 束权力。这个计划规定新加坡岛、海峡殖民地、英属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应成为日本 领土,由驻在新加坡的日本总督治理。除了四个北部马来邦以外,马来亚的其他部 分应在驻新加坡总督的宗主权之下成为日本的保护领地。驻新加坡的总督对文莱行 使同样的权力。荷属东印度群岛应合成为一个印度尼西亚联邦,但其外围地区如荷 属新儿内亚、荷属婆罗洲和帝汶岛的荷属部分则挂着联邦“自治领”的招牌继续保 持在日本的控制之下。菲律宾应予独立,但是它的独立地位应服从于日本在该地的 军事和经济特权。香港也应成为日本的领土,虽然在恢复和平——即重庆垮台—— 后可以考虑把香港归还中国。 也许,这一拟定的草案最后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但是其中有好多是符合 他们在1942至1943年间的言论甚至行动的。例如,东条在1942年1 月22日对国会说, 为了保证大东亚的持久和平,“我们准备把那些为保卫大东亚所绝对不可缺少的地 区置于我们的权力之下,而对其他地区,则根据各个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未对待。” 他指出,香港和马来亚属于前一类地区。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证实了他的话。香 港被置于日本的军事长官管辖之下,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这样治理的。此外,日 本经常提及马来亚是日本的领土;它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的愿望起初是加以阻 挠的,1943年5 月31日御前会议上才作出关于东印度群岛问题的决定,这些,前文 都已提到过了。 因而,如果日本能保持对这些地区的占领的话,这些地区可能会在政治上形成 三类:第一类,直接并吞的地区,那些保证保持日本海军和军事优势的战略要地, 即香港、新加坡、婆罗洲、新几内亚和前荷属帝汶岛;第二类,虽然起初由日本直 接统治但最后可能给予有限自治的地区,即马来各邦、苏门答腊、爪哇和马都拉, 也许还有西里伯斯;第三类,“联盟国”,即满洲国、中国、菲律宾、印度支89那 (也许名义上仍属法国的主权)、暹罗和缅甸。毫无疑问,日本将在所谓“联盟” 国家的一些战略要地驻军,而所有的联盟国要受条约的约束成为日本政治上和军事 上的帮手。 在经济上,大东亚圈将成为一个共荣和自给自足的地区。在这里,对日本人在 能够永久建立共荣圈的情况下可能会做的事情和他们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实际做过 的事情加以区别,那是公正的。日本人大声疾呼地谴责他们发现在东南亚地区经营 着的种植园经济,坚决声明他们完全不打算使这种制度永远保持下去。他们指责英 国和美国有意忽视其殖民地工业的发展,以便永久维持一种“殖民经济”。他们说, 这种情况与日本在朝鲜和福摩萨所做的不同,在那里,大量的资本和劳力用于发展 水力资源和制造工业。日本在东南亚的目标,如同在整个共荣圈一样,是使“每个 地区生产最适合于它生产的东西,并从其他地区获得它所缺乏的东西”。 在这种言论和类似的关于西方国家的罪行和日本的善意的言论中,除去大量的 宣传成分后,我们会从中发现其真实的成分。日本会发现,要以由占领区供给它原 料而由它供给占领区成品的方式来组织全部占领区,是不可能的。日本不可能吸收 它们可供输出的全部产品,如锡、橡胶、糖,甚至大米。在将来以自给自足原则为 基础的战后经济集团的世界中,日本把这些商品重新输出的能力,可能也是很有限 的。日本希望同欧洲的轴心国伙伴发展特殊的贸易关系,事实上,它为了这一目的 同它们缔结了一些条约。1943年1 月,日、德、意在柏林谈判一项关于战后经济合 作原则的全面协定。这个协定包括一项秘密议定书:各签字国同意给其他签字国以 比他们希望建立的经济集团中的其他国家较为优惠的待遇。不久以后,在东京签订 了一些更详细的贸易协定,当然,所有这些协定最终都成了泡影。 日本人似乎在设想一项长期的经济政策,根据这项90政策,日本本国、朝鲜、 满洲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华北,都将成为钢铁、化学产品、机械和机床的生 产地区。在东南亚,重点将放在原料生产方面,但纺织品、轻金属品和橡胶制品的 生产将受到鼓励。在农业区,为了种植粮食作物供当地消费,单一经营至少要有所 缩小。 但是日本的需要将始终高于一切,经济发展主要将由日本人控制。日元集团将 扩展到整个共荣圈内,同时,日本银行、商行和航运公司将控制大部分金融和商业 活动。在各“同盟”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暹罗和菲律宾,为了吸引国内资本,安 抚民族情绪,可能通过经营外表上是以平等地位组织起来的控股公司,合伙提供资 金,发展国内经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1942年以后日本在中国实行的“新经济政 策”,是日本将在各地推行的政策的一个样板。但是制定广泛的经济计划,将是日 本大东亚省的特权,并在很大程度上视日本提供必要资金和设备的能力而定。 战争期间被征服地区的经济政策,受到日本军队的需要和战争过程中给日本带 来的日益不利的情况所支配。各处的情况都差不多,在东南亚尤其如此。从1943年 起,当潜艇和空中袭击使日本的商船航运遭到灾难性的损失时,日本的海外贸易瘫 痪了,随之而来的是遍及各个方面的艰难和贫困,如占领军对食物和劳动力的需求, 通货膨胀,消费品的普遍稀少,以及城市和其他一贯依靠国外进口食物的人口稠密 地区的食物严重短缺等,都强烈地显示了这一点。在长期有战斗的地区,无论是最 初日本的占领,或是后来盟国的反攻期间,苦难尤为严重。到了1945年,被占领国 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和混乱不堪的地步,“共荣”一词已成为笑柄。 为了加强在日本和被征服地区之间建立特殊关系,东条将军决心成立一个特殊 机构,来主管并调整对这些地区的政策。1942年3 月对此采取了第一个步骤,成立 了大东亚审议会,作为首相的谘询机构。有关这个机构91的组织计划是在1942年夏 天由内阁企划厅起草的。东乡外相显然首先从内务大臣汤泽三千男那里听到这一消 息,他强烈反对这个计划。由于1935年满洲事务局和三年以后中国事务局的建立, 外务省的权限已经逐渐缩小。如今有关东南亚国家的事务,外务省将只能管管所谓 “纯外交”方面的事。据企划厅大臣星野直树对东乡说,这指的仅仅是仪式上的事 务,例如正式接待使节和正式签署条约之类。东乡决心反对这一计划。他起初希望, 通过他拒绝同意这一计划,同时拒绝让出自己的职位,能迫使整个东条内阁辞职; 他对东条通常处理事务的方式已越来越不满意。但这一点他估计错了,因为东条的 地位非常牢固。正象陆军和海军的密使警告东乡的那样,陆海军赞成建立新的省。 汤泽和东条内阁的其他文职人员不太热心,但也不准备支持东乡倒阁的尝试。 1942年9 月1 日,在争论激烈的内阁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东条提出了建立 新省的计划草案,并坚持要得到通过。他宣称,大东亚的其他国家对于日本有着一 种特殊的血统关系,因此需要这样一个新的省来同他们打交道。东乡回答说,这些 国家多半会对新省的创建感到气愤,因为他们会在这个草案中明显地看到自己在政 治上是从属于日本的。东乡还说,如果新省与中国事务局相似,那么其后果肯定是 不利的。他认为,中国事务局除了激起中国人的敌对情绪之外,什么事也没有做成。 他争辩说,分别建立两个外交机构,在日本外交政策上还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分裂。 东乡还指出,日本尚未赢得战争,如果内阁把精力集中在军事作战上,而把日本对 于占领区的永久关系留待以后去考虑,这样将会更明智一些。但东条听不进这些论 点。最后,东乡感到自己要推翻内阁的希望是达不到的,他也不可能说服东条作出 妥协,因此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法。暂时由东条自己兼92任了外务相。 东乡既被排挤掉,东条很容易就取得了其他内阁成员同意采纳大东亚省的计划。 但当计划提交御前会议调查委员会时,它却受到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的尖锐批评。这 些批评附和了东乡的论据:分别建立两个机构处理外交事务必然要引起混乱,新的 措施很可能对有关国家的舆论产生不利的影响。东条答称,为了统一大东亚的政策, 建立新的省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他承认大东亚省的权限将不扩展到军事管制下的国 家,使这个计划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削弱。他试图缓和这种影响,他说,在这些地区, 军队统治将尽早地代之以文官治理,军队本身是希望这样做的。有个议员中肯地指 出,甚至在福摩萨,政府机构人员也几乎全是日本人,到哪里去找所有新占领区的 这些工作人员呢?东条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通过一系列逐步的改革,将允许这一 类地区的居民参加他们自己的政府。但是调查委员会对东条以及他的更为驯顺的新 外相谷正之的解释并不完全满意。他们想要修改原计划,但为东条所断然拒绝,结 果,东条的愿望终于取得了胜利。 1942年11月1 日,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四个局:总务局, 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这意味着,外务省的满洲事务局、关东局、 中国事务局、东亚局和南洋局,以及海外省的北方拓植局和南方拓植局,都将归并 于这个省。然而它对朝鲜、福摩萨或日本的萨哈林岛没有任何管辖权。 新省的职能,包括管辖在大东亚共荣圈供职的、以前对日本外务省负责的全部 日本官员,除去所谓“纯外交”这个受限制的领域以外。新省将监督所有这些地区 的其他日本国民的活动,选择和培训准备派赴这些地区供职的日本行政人员,并负 责指导这些地区的日本拓植公司的活动。它还担负着促进和监督共荣圈内日本与轴 心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 新省的工作人员,部分来自满洲事务局和中国事务局的原有人员,部分是从外 务省现已撤销的东亚局、南洋局和美洲局调来的官员,还有一部分是陆海军军官。 青木一男,过去曾担任过东京的大藏相,还当过汪精卫政权的最高经济顾问,被任 命为大东亚相;山本熊一,1941年曾任日本外务省美洲局长,1942年曾短期担任过 外务次官,被任命为大东亚省次官。 建立大东亚省的真正原因似乎是军方想要排挤外务省。军方始终不信任外务省, 认为它在暗中反对他们。至于新的省,它对占领地区主要问题的决策方面最多只起 谘询作用。各地方自治政府应准予自治到什么程度,那是内阁和大本营之间争论的 问题,他们从来就是那样争论的。根据山本自己的证词,他的省无权过问直接处于 军事统治下的国家——例如东印度群岛。他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是受到怀疑的, 因为他显然是急于想摆脱对日本统治的残酷状况的责任。但是东条1942年在御前会 议调查委员会上的谈话证实了山本的话;如果东条有办法的话,他是不会那样说的。 大东亚省的主要活动是在文化宣传领域方面。它派遣大批日语教师和其他教员 或短期讲学讲师到占领地区去。它安排日本和大东亚的儿个“盟国”之间的“友好 访问团”。在日本以外的大东亚区域里,有一批批经过仔细挑选的学生被送到日本 大学去学习一段时间:大东亚省负责这些学生的活动。大东亚省组织定期的大东亚 文艺和94科学会议,促进整个地区的各种文化交流。它布置一些学者以日本为“领 导国”的观点来编写大东亚历史。人类学家们则埋头于证明日本人和东南亚民族的 共同的种族起源,这一工作做得使他们自己感到满意。 1943年4 月重光葵被任命为外相之后,大东亚省开始倒运,而外务省再次走运。 宣布“对华新政策”,给予菲律宾独立,并给它以日本的同盟者的地位,采取这些 步骤的目的在于要在敌对的同盟国宣布其远东战争的目标之前抢先一步。同盟国1943 年12月在开罗会议上正式发表了这样一个宣言,但是日本人先发制人,于1943年11 月5 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国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满洲国首相张景惠,南京政府 首脑汪精卫,“新菲律宾”总统洛雷尔和缅甸元首巴莫。暹罗总理銮披汶以身体不 好为由未参加会议,派了旺·怀他耶功亲王为代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代表: “自由印度”作为观察员列席,但由巴莫代表印度讲话。 东条在表示欢迎的开幕词中谴责英美两国以关心和平和正义为幌子,企图使自 己对亚洲的殖民剥削永久化。他说,贸易机会均等的主张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 一种手段而已。“他们自己的领土一贯对我们亚洲人关门,因而也就是不给我们这 种平等的机会,并阻碍我们的贸易,他们谋求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繁荣。”东条接着 描绘了新秩序的原则,说这种新秩序是以大东亚固有的道义精神为基础的。他把这 些原则解释为互相尊重独立自主,发扬“一种优秀的文化秩序”以对抗西方的物质 文明,并在互惠基础上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显然是为了向西方同盟国作出姿态, 他还宣称,“我仍正在建立的大东亚新95秩序不是关门主义的,而是积极地谋求同 世界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对世界进步作出贡献。” 东条讲话之后,接着是“同盟国家”的代表们发言。他们对东条已阐明的原则 表示感谢和支持。11月6 日,大会正式通过了体现日本首相所阐明的原则的联合宣 言。 这些活动全都是由大东亚省在幕后精心布置的。巴莫在1946年宣称,每个“同 盟国家”的代表团背后都有一个日本官员在指导他们该怎么说和该怎么做。他说, 整个议程都是由日本人事先安排好的,不容有任何改动。事实上,占领地区的真实 情况对大东亚会议上所确定的崇高理想是一个滑稽的嘲弄。这些地区的人民所遭受 的经济上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与战争状态是分不开的,不能全怪日本人。在 一些地区进行着砌对日本人的武装抵抗,是给双方都带来残酷和恐怖的一种战争。 日本军政监部在各个占领地区所采取的行政和经济措施,同任何占领军所采取的措 施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但是日本兵对待赤手空拳的平民的傲慢和残忍行为激起 了人们对日本人的普遍仇恨。使得关于共荣圈的全部宣传都成了荒谬之谈。日本兵 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应征士兵自身受到的严厉管教的结果。例如:为了一点 点小事就对他们的战俘和他们统治下的平民打耳光的普遍做法,是日本士兵自身从 作为新兵入伍那天起就习以为常了。 他把自己从上级那里遭受到的事情毫不犹豫地施加于被征服国家的居民。而且, 出了日本,他自己感到摆脱了在国内所受的控制约束;在国内,他们的举止通常都 要受到严格的规矩的约束。他相信一毫无疑问,大多数日本士兵是这么相信的—— 他的国家有一个神圣使命,要为亚洲本身的利益而统治亚洲,因此他对于那些拒绝 接受这种思想的人是残酪无情的。此外,他在日本被灌输的96教育使他成为一个和 任何白人一样的种族主义者:尽管他侈谈什么泛亚主义和与亚洲人民的血亲关系, 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承认其他亚洲人与他是平等的。 结果是,在日本军事占领地区的人民中间激起了对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仇 恨。这在1951年讨论对日和约期间就明显地看得出来:当时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 西亚等国对条款如此宽大部感到非常不安,他们非常怀疑日本将来是否会有良好的 意念。印度代表们就没有这种恐惧心理,因为印度未曾被日本占领过。 然而,不管1943年11月宣言的原则的实际贯彻与其理论之间有多大的差别,这 些原则仍具有重要的政治后果。甚至当事情已很清楚,日本没有希望保持它所掠夺 的领土时,它还是紧抱住这些原则不放。1944年11月在东京庆祝宣言发表一周年纪 念时,日本再次保证忠于宣言的原则。1945年5 月1 日在东京又召开了一个大东亚 会议,企图抵销旧金山会议的影响。据说,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十一个国家的二百名 代表,包括安南、柬埔寨和东印度群岛的代表团。这次会议也发表了一个宣言,保 证无论在战争中或在努力实现1943年阐明的原则方面,出席会议的国家都应合作。 宣言中还提出在建立世界秩序中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从这里可看出两个动机:首先,日本政府仍然希望得到某种妥协性的和平。他 们知道也们将不得不放弃自己在1942年占领的地区,可能还不止这些地区。但是如 果能作出某些安排,使这些国家实际上既不依靠西方也不依靠日本,如果还规定同 日本可以自由贸易,那么日本将仍然处于有利的地位。然而,假如日本这个希望落 了空(结果果然是落了空),那么日本人心中还有一个作为长远目标的第二种打算。 日本一直在进行工作,在占领地区帮助开展独立运动,以保证不管战争会给日本本 身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西方大国决不可能恢复到战前状态。用这种观点来看,第二 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长期斗争中的第一个回合罢了,尽管日本最初可能遭到失败, 最后还有希望获胜。如果日本能够设法削弱西方在远东的力量——事实上它是那样 做的,那么它仍然可望在将来的某个时97期实现自己的野心。日本天皇在1945年8 月14日宣布决定投降的诏书中不得不说:“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 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1945年8 月21日,日本军队在新加坡召开的最后一 次记者招待会上,军队发言人宣布“根据天皇的命令,大东亚圣战即将结束,但是 我们对于日本的存在和大东亚的稳定这个理想决不会破灭。” 日本的投降和解除武装意味着这样的美梦不可能实现了——至少在可预见的将 来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在这期间,日本已成功地破坏了亚洲伪旧秩序,使英国、法 国和荷兰不可能重新获得它们在远东的战前地位。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间接 说来还有印度的独立,国民党在中国的垮台以及印度支那的长期冲突,都是大东亚 圣战的后果。在这些事态的发展中,大东亚的理想都淹没在当地的民族运动中了。 将来的事实会显示这一狭隘的看法是否会继续存在,或者证明更远大的大东亚理想 是否会复活——如果不是由战败的日本来使其复活,那么就是由其他某个新兴的大 国来使其复活。 ---------------- 转自第三帝国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