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的历史背景 1936年时,中国的前途似乎是比较光明的。自辛亥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全国大 部分地区实现了和平;工业和贸易状况正在好转;前一年颁布的财政改革法开始见 效。这种情景与前几年的动荡和骚乱形成鲜明的对照。看来,在1936年,中国在国 民党的训政下,似乎可能终于实现自满清帝国垮台以来它一直在争取的国家统一和 强盛了。 这些进展的取得,主要是靠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就连当时国民党内外许多批评 他的人和他的对手也承认,他是唯一具有维护中国的统一与和平的领导能力的人。 1936年12月,他在西安被监禁时,日本人报道了一条(假)消息,说他已被叛乱者 杀害,结果中国所有的党派和团体,包括那些前不久还在示威反对他对日本的“姑 息”152 态度的人,都深感悲痛。他们担心中国再次陷入混乱,并且可能成为第二 个西班牙。甚至共产党人在当时也认为,蒋的领导对他们想要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 是必要的。正是这一信念,使他们在西安为蒋进行了调解。当蒋介石安全无恙并获 得自由的消息传出时,全国的宽慰心情是十分明显的。 西安事变确实暴露了中国当时所达到的政治统一是多么的不稳定,中国距离成 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多么遥远。它现在既不是封建的国家,也不是中世纪式的国 家。在帝国时代,它是通过一个文官机构进行治理的君主制国家。这个文官机构的 权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疆域太大和交通不便的限制,这些障碍造成了一种狭隘的 观念,并助长了边远省份的半自治倾向。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这一历 史阶段就象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只是它没有欧洲那样的大地主贵族阶级,而只有 大量的小地主,这些小地主下面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半自耕农阶级,再下面还有一个 由纯粹的佃户组成的“贫农”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相对说来比较小的肥沃的地区, 人口的压力不断增长,这就使农田的地价高昂,相应地使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也很 高昂。但是习惯力量和可能出现的反抗,对抑制强征的苛捐杂税起了作用。确实, 在毗邻大城市的地区,并不是由于乡村的习惯,而是由于商业主义的影响,促使地 主住在城里,同时在乡村榨取高额地租。这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 帝国及其旧的文官机构的垮台,瓦解了传统的统一局面,开始了一个政治混乱 的时期。建立西方式议会政治的尝试证明是无效的,因为这种尝试与中国的经验和 传统格格不入。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最重要的现象是军人的势力压倒文官 的势力,这从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督军的崛起就可以看出了。他们 的军队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装备很差,食物不足,很少发饷,打仗(如果 他们打的话)只是为了抢劫,就象他们的主子一样。 国民党在孙中山教导的鼓舞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按照共产党的式样改组 以后,便着手铲除军阀主义,153 但在这方面仅仅获得了部分成功。一部分旧军阀 被打倒了,而另一部分军阀,国民党同他们达成了协议。但是国民党将领本身,无 论原来就是国民党员还是后来出于利己的动机新加入国民党的,仍然保留着先前那 些督军的许多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依靠那些他多少信得过其忠诚的人, 特别是依靠他亲手创建的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即使这些人的能力并不总是第一流的。 因此,蒋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对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军队也没有绝对的权威, 至于对各省的地方军,特别是对边远的省份例如四川、云南或广西等地方的军队, 他的权威就更不那么有效了。在这些地方军中他不得不小心行事;尽管他一直软硬 兼施,试图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但这个过程到1937年还远没有 完成。 对文职人员的控制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国民党在组织性和工作效率方面大大 优于它以前的历届中国政权,但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实际上还是分裂为各 种派别和集团的。尽管蒋握有军权并与“宋氏家族”有姻亲关系,他还是不得不在 这些派系之间运用手腕搞平衡。此外,在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特别是财政制度 方面,还只是初具规模。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收入和产盐区的 税收。 在1937年战争风暴降临时,中国政府就是这样既初具规模又有分裂倾向的状况。 战争和撤退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这个政府的缺陷,并导致行政管理上的退步。政府被 迫退到广阔、肥沃然而历来是与外界隔绝的四川省避难,当地居民对大批拥入的 “下江”人是不怎么热情的。幸存的与外界联系的最好的一条交通线要通过更加遥 远落后的云南省,这一地理条件使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态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事 实上,龙云确实仍然是忠于蒋介石的,不过他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有他自己的条件。 现在,政府已失去了来自间接税的大部分收入,而以新的办法来筹集公共收入的能 力又受到行政管理方面种种缺陷的限制。在自由中国被分割的各个“战区”里,由 地方长官自行招募军队、自行筹描绘养和发饷的这种由来已久的中国习惯,这时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根深蒂固了。这些地方长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武职能集于一身 的,因此他们就成为半独立的了。他们的直属部下效法他们的榜样,154 无孔不入 地损害可怜的招募来的士兵的利益以中饱私囊。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弊病,这些弊病 使西方观察家感到震惊和可怖,但蒋和他的许多同僚却对此熟视无睹或漠不关心, 因为在他们的经历中,这些都早已司空见惯。即使蒋本人另有看法,他也不能根绝 这种罪恶,因为这样做会使他的追随者迅速背弃他而投奔汪精卫和南京的“正统” 国民党,但这将是有利于日本人的。 战争的岁月对老百姓产生了严重影响,特别是薪给阶层——城镇的中下级公教 人员。政府不得不主要是依靠发行纸币来应付开支,随之而来的通常是物价的扶摇 直上。他们试图用控制物价和对大米及其他必需品进行补贴的办法来减轻物价上涨 所产生的困难,但在这一点233 上,他们又碰到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活动,而 这种活动,是很难以偶尔采用的审判和判处死刑的办法来制止的,因为他们发现, 对那些最有势力的违法分子,还是让他们逍遥法外为妙。同时,政府又与那些彼战 争状态所加强的旧势力和习惯产生了冲突。当然,如果认为这仅仅是内地省份的地 主和商人阶级的过锗,或者在这些事情上把“旧势力”分子同东部沿海地区受过西 方教育或西方影响的人截然区别开来,这都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厌战情绪和渴望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想法,当然就很自然地传 遍了自由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产生过速胜的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很快就为 失望的痛苦所代替。日本对东南亚的征服使得中国的地位比以前更加孤立,更加危 险,因为除了从印度越过险恶的“驼峰”和中印之间的丛林地带的空中运输线以外, 中国和西方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而且日本人屡战屡胜的情景严重地动摇了西方 列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威信。华盛顿政府和伦敦政府公开地优先考虑欧狲战线和中 东战线的问题,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失望和痛苦。即使中国还没有完全丧失最 后打败日本及其轴心国伙伴的信心,但随着国内情况的日益恶化,这遥遥无期的、 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的最终结局的前景,对重庆说来自然是令人沮丧的。 中国人批评美英两国对自由中国的苦难显然不重155 视,不关心,然而得到的 反应却是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缺点越来越公开的指责。在对外宣传上,这个政权把 自己描绘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一心一德的政府,它正在成功地、深入地实行 一种长期的防御战略,从而正在箝制和削弱日本侵略者。它喜欢把小接触夸大成战 役,把它所取得的一些成功夸大为巨大的胜利。当然,这样装潢门面并不是什么大 错。重庆政府需要得到帮助,因此他们就装出自己是完全值得帮助的样子,装出有 能力运用这种帮助的样子。但是,当被说成是第二流的、效能差的、已经消耗了一 半精力的日本人猛烈地打击美国和英国并使它们遭到失败和耻辱的时候,在美英两 国产生了一种倾向:它们想为其惨败找借口而抱怨说它们上了中国人低估日本的战 争潜力和战争能力的当。它们宣称,中国战场简直是日本军队的练兵场,是日本军 国主义者借以积聚与西方抗争的实力的地方。西方盟国以前曾经对国民党中国有过 一种理想化的看法,但现在则反过来对国民党有另一种看法,倾向于忘记:国民党 军队在1937—1938年期间总的说来确实打得漂亮,打得勇敢,并且与战争开始时大 多数外国观察家的预料相反,日本未能使中国屈服。现在,国民党中国在西方人眼 里的形象是漆黑一团,恰似以前的形象是雪白无瑕那样;然而,正同那个旧的形象 一样,这个新的形象同样是远远不符合实际的。 这一切都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好处。1937年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 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共产党人同意放弃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暂停强行没收地 主的土地,把自已的武装力量置于国民政府控制之下。 国民党接受了这一让步。作为交换,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八路军为抗日部队之 一。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任命一名共产党代表,并准许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 》先后在汉口和重庆出版。在1937—1938年期间,双方相当协调地进行了合作,共 产党军队在协助抗击日军对山西省的进犯中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156 但是国共谅 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双方领导人在这一点上都不抱什么幻想。共 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从未正式放弃共产主义,或宣布不受莫 斯科控制,或宣称他们仅仅是土地改革者。 相反,他们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 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党国家。他们确实说过:整个共产主义纲领在中国只能分 阶段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个与中国其他党派及阶级暂时合作的时期。这 只是眼前的策略问题,至于目标,不论多么遥远,是始终如一的。所以共产党的行 动是以心目中的这一目标为指导的。 日本军队在中国沿着公路和铁路交通干线推进的时候,丢下了大片地区;他们 希望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来接管和统治这些地区。然而从战争初 期起,对日军及伪军的抵抗运动就在日本人基本上置于不顾的那些地区发展起来了。 这些抵抗运动或游击运动并非都是共产党鼓动和组织的;其中许多是效忠于国民政 府的,有些是中国军队的战地司令官——特别是桂系将领李宗仁——组织的。但是, 从一开始,共产党人就在这些运动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华北,由于相对地靠 近他们的力量中心(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因而他们更处于有利的地位。 此外,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组织性比他们的大多数竞争对手都好;而且,在他们所创 建或接管的游击区域,他们在人数上虽然不过占少数,但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政治 上态度鲜明的、能左右局势的少数,必要时他们可以得到其核心,即经验丰富的战 斗部队的支持。共产党在扩大自己的控制区的过程中,确实是同日本人打的——他 们对日本远征军进行自卫反击,孤立或拔除外围的日军及伪军的据点。但是在另一 方面他们同样很活跃:他们试图向非共产党的中国游击组织进行渗透,并在需要时 用武力予以征服,即使这些非共产党游击组织象他们自己一样是真正抗日的。157 这样,在中国沦陷区内地,形成了以共产党为一方、日军和伪军为另一方、效忠重 庆而不是效忠延安的游击分子为又一方的三角之争;在这场争斗中,亲重庆的抗日 队伍常常受到两面夹击——一面受到日军的进攻,另一面受到共产党的进攻。在1938 —1941年期间,这种形势造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之间一系列的摩擦,终于在1941 年1 月发展到了中央政府军队和共产党的“新四军”之间的一场相当大规模的冲突, 当时“新四军”已渗透到长江以南,正在南京和上海附近建立共产党根据地。这次 冲突事件引起了双方激烈的互相指责和要求纠正,但没有发展成双方都还不希望发 生的全面冲突。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重庆和延安双方都认为最终将导致日本的失败,因而加强 了中国内部两股敌对力量各自为争夺地盘而调动兵力的倾向。共产党如果能取得对 华北和华中内地的控制权,他们将比国民党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以便一旦日本人 被大大削弱以后,随即占领这些地区的城市和港口,从而以曾经遭受日本人蹂躏和 破坏的大部分领土上的主人的姿态出现。但是共产党缺乏武器、弹药和一般的军需 物资,因为随着猜疑和敌对情绪的增长,中央政府拒绝向共产党提供这些物资,而 且中央政府自己在这方面也感匮乏。因此共产党转而谋求西方(在当时的形势下也 就是美国)的援助。共产党向访问延安的美国新闻记者,有时还向访问延安的在华 的美国外交使团和军事使团的成员保证,愿意同美国合作,并且向他们描绘共产党 的目标和成就的美妙图景;而这些美国人中有不少人由于对国民党政权那些十分明 显的缺点有反感,就立即从表面上的理解接受了共产党的这种宣传。因此,在一些 美国人中,普遍有一种看法,认为共158 产党是唯一认真抗日的集团,是一个真正 “民主的”政党,同“反动的”、“法西斯的”、“封建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亲 日的国民党适成对照。言下之意,共产党是美国租借法物资的最有资格的接受者, 是未来美国远征军的最有希望的中国盟军。这正是共产党的目标,而且他们已非常 接近于达到这个目标了。 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所揭开的中国历史新篇章的历史背景。 ---------------- 转自第三帝国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