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技术与强国的地理
人类文明虽然建立在和平协作之上,但也为政治暴力带来诱惑。苏美尔诸城邦
的出现标志着农业出现剩余品,于是带来了集权统治。随后不久,人们又将精力花
在战争,花在制作金属头盔、矛和盾上,以准备城邦间互相厮杀和与外部野蛮入侵
部落作战。到了公元前3000年,城邦间的战争已屡见不鲜,各城邦效仿闪米特游牧
部落,建起了半宗教性质的“王国”,不断侵犯那些自己建立起来的,生活基本安
定平静的教区。权力集中于个人手中确实有助于改进局部防御,抵抗外来的凶猛进
犯,有助于构筑巨大的城墙,但城邦间的混战愈演愈烈,致使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
消耗于这方面。“强权能吞并弱小权力中心,同样也能刺激敌对权力中心增强自身”
(迈克尼尔,1963),闪米特游牧部落阿卡德人以其军事化的游牧生活方式同化了
苏美尔人的技术,这就意味着到了公元前2000年后,随着用军队来组织水利工程建
设,水利灌溉技术也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公元前1700年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国
王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将散居在王国内各保有地上的成千上万军人的姓名、
地址和任务等登记造册,从而解决了既要维持一支来自广阔农业基础的人数庞大的
职业军队,又能对这支军队实施中央集权控制的困难。
相比之下,埃及这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首先产物则由于大沙漠的阻隔而幸免
于野蛮的入侵。尼罗河是埃及的一条大动脉,河水缓缓北去,因有盛行风而便于船
只逆流航行。通过控制航运业,统治者就可有效地掌握整个农业耕作的剩余部分。
这里不必进行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尼罗河成为建立早期和持久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
纽带。在埃及,贸易是由王室操纵的,而且它还是一种军事职能,一次又一次地发
动远征,从叙利亚运回木材,从西奈搞回铜,从努比亚弄到金,而从乡村则征收到
税金。可见,从人类文明开始以来,在政治、军事和贸易之间就一直存在着密切的
联系。
上述城邦文明文化和欧亚西部草原亦武亦牧部落的技术和思想相结合,大大促
进了社会和政治的进一步复杂化。这一结合在军事方面的表现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
发明了轻便双轮马拉战车,不久这战车就成为席卷欧亚的胜利之车。公元前3000年
左右,草原牧民开始驯化马匹。将马匹套在轮式车辆上,是苏美尔后裔美索不达米
亚人最先搞起来的,但是他们的四轮马车拐弯要靠拖转,因此,不适于作战。后来,
一种双轮马车设计出来了,这种车采用轻便的辐轮,而且配有能将车体部分重量传
递给马匹的挽具,从而满足了速度快、转弯灵活的作战要求。双轮马拉战车是这一
时期的新型装备的主要组成部分。随后,出现了威力极大的复式弓弩,与此同时,
在开阔地上构筑矩形土木筑城这种作法也盛行起来。这样,机动火力和快速追击,
往往使得那些头戴铜盔、身着铜甲、队形密集的步兵溃不成军。为防止敌方突然袭
击马拉战车军营,在其四周筑起方形土城,从而为城市设防提供了基本模式。
随着新战法的采用,草原地带的牧马人将这种新战法与其好战的气质和强有力
的部落统率机构结合起来,从而变得不可一世,他们的扩张改变了欧亚大陆的社会
面貌。两河流域的文明无力阻挡先进的战车技术。连绵不断的征掠极大地改变了权
力的分布,造成了人们的迁徙和同化。马拉战车战术的一统天下在西欧和北欧的山
林地带受创。这是因为箭术和战车只能在开阔地上发挥特长,而能使之发挥特长的
开阔地位于东方。因此,到了公元前1300年,新技术、新战法迅速而间接地扩散到
黄河流域,并在公元前1500年到1200年间由雅利安人传入印度北部。长期的征讨和
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战争形式导致剩余产品集中,而这不仅维持了地方暴力、剥削
和残忍,而且也哺育了文明艺工和一个有闲阶级。这种基于陆地的黩武主义使早先
沿欧亚南部的海上联络慢慢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各文化发达程度不等的民族之间
发生不断的侵略性的竞争,从而推动了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极大的推进了一系列同
期性文化的发展,以适应增强建设和扩展势力的需要。
公元前1200年左右发明了炼铁术,草原部落和城邦文明之间因而再度出现了势
均力敌的情形。炼铁技术的发明。为步兵提供了能够防御贵族战车兵攻击的盔甲,
以铁器武装起来的凶悍的草原部落人彻底打垮了赫梯安纳杜利亚和迈锡尼希腊的精
锐战车部队。到了公元前1165年,埃及由于矿的缺乏,失去了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的统治权。取代它的是使用铁制武器的海湾人。亚述人凭借丰富的铁矿,大规模武
装其定居的臣民,因而击退了使用铁制武器的部落人的进攻。亚述王国步兵高度组
织,采用密集队形的作战方式,为波斯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所仿效。除开亚述王
国外,铁器对战争和势力都同样产生了作用,削弱了凭借马拉战车兵的贵族统治,
增强了像以色列这样的由自由农民和小地主组成的部落国家。但是,由于其侵略精
神,加之权力又分散,这样的国家有其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因此,中央集权制的亚
述王国又占了上风。并为波斯国家树立了榜样。
希腊装甲兵采用方阵的密集队形战术行动时严密一致,把步兵的作用提高到新
的高度。这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把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注入
政治之中。而三层桨划战船的投入现役,则更加强了这一倾向而且向民主化方向发
展了。战船的使用使雅典人成为东地中海的主宰,而驱动战船的人只要有体力和统
一协作就行。权力行使方面的事务扩展到城郊农民阶层以下,一直到城市平民,武
器装备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改变,由游牧民族的专制向较为民主的权力分配方
向发展。
公元前900 年前后,也就是双轮马拉战车出现的一千年后,草原部落和开化民
族之间的军事均衡再度打破,变得有利于野蛮部落方面。其原因是骑马作战这一新
型作战方式的出现,骑兵能飞速前进占领地盘,运动快,行动范围广,这是任何其
它兵种所比拟不了的。它能很容易地登山,通过山隘口,渡过河川,突进森林地等,
这一切使草原牧骑明显占优势。到公元前600 年,波斯人已经征服了亚述王国。塞
西亚人向南扩张,凯尔特人向西挺进。秦国君王施行暴政,于公元前221 年成为中
国的统治者。公元200 年至600 年,蒙古人,日尔曼人,匈奴人,阿瓦人,马扎尔
人等再度崛起,他们相互厮杀,你争我夺,战争风云席卷欧亚大陆,在战争的驱动
下,掀起了一股泛基督教主义的浪潮。
随着文明世界盔甲骑兵的发展,形成了不利于轻骑兵革命的新均势。这种作战
样式在里海南面的帕提亚最先出现,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人们培育出了一种体
大、强壮的马种,这种马能负载相当多的装甲,足以防护坐骑和骑手被弓箭杀伤。
身着盔甲的骑兵端坐马鞍上,沉着地与敌人对射。面对这种作战方式,草原部落的
轻骑兵则只能冲撞。最后坐骑力竭,箭壶罄尽。在这个时候,身着全副盔甲的骑兵
便发起冲击,轻易地将草原轻骑兵击溃。但游牧民族却不能采用这种作战方式,因
为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原贫瘠而无法饲养高大强壮的马匹。这类马匹的给养是相当大
的负担,因此,中国人虽然知道这种马的饲养技术,但他们似乎避开了这样做,宁
愿运用自己的轻骑兵作战方式,以较小的代价与部落民族作战。西方波斯萨珊王朝
在公元200 年前采用这种防御方式,并开始逐渐改变社会结构,使之相适应。在这
种作战样式中可看到封建主义的启端。为了随时都能够进行局部防御,抵抗游牧部
落的进攻,装甲骑兵广为分散地配置在乡下;为了维持这样一支强大的部队,每个
骑兵编队都分给一个农村,归其管辖,以解决自身的需求。拜占庭帝国就采用了这
种社会政体模式,在这里人们称骑兵为铠甲兵。从此以后,这一社会政体模式逐步
向西发展,成为欧洲中世纪的特有的社会体制。到九世纪,说拉丁语的基督教国家
已采用重骑兵。到了十世纪,他们已阻止或击退了凶猛部落的进犯。在树林很多的
西面,铠甲兵使用的弓箭已被长矛取代,人们开始强调对敌方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骑士道在法兰克人中逐步形成,而农村庄园制则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分散,造成了一
个拥有土地的贵族。
与此同时,迭接法制造船的发明为北欧海盗进行海上掳掠提供了工具。随着他
们的袭击目标转向贸易,经商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贸易路线也增加
了。到了十六世纪,为争夺对公海的控制权,使欧洲强权的轴心移向大西洋沿岸,
从而为欧洲争霸世界埋下了种子。
拜占庭帝国的铠甲兵战斗热情减退,使之很容易成为纪律严明、虔诚效忠的阿
拉伯轻骑兵的战利品。公元632 年后,阿拉伯轻骑兵大举出动,沿地中海和红海岸,
穿过肥沃的土耳其帝国,将伊斯兰教带到了西南亚的高原地带。阿拉伯部落在其新
征服的土地上派兵驻守,把其社会体制也带到了这种地方,但时间很短,很快又回
到了伊朗式的拥有土地的军人贵族模式上去了。
草原部落不断地派出轻骑兵进行征战,到了公元1200年,土耳其人已统治了伊
斯兰国家、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到1227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远征军由伏尔加一
直打到阿穆尔河(即我国的黑龙江——译者)流域。到公元1279年,其继承人统一
了全中国,而且将版图扩展到东欧、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等地,并于
十三世纪九十年代征讨至旁遮普、爪哇和缅甸。这时,早先的远征军形式开始消失,
蒙古人采用轻骑弓箭手,外加身着盔甲的重骑兵突击队作为补充,他们把狩猎中使
用的远距离联络和管理方法用于军事,对高度机动的纵队进行密切的协同,在关键
的时机和地点实行兵力集中。尖兵警戒、侧方侦察及快速传令兵的应用,赋予蒙古
兵将领无比的部队指挥能力。1300年后,土耳其部队愈战愈强,土耳其人的势力一
天比一天强大起来,不断向外扩张至印度和拜占庭,到了1500年已扩张到达萨瓦河
——多瑙河一线。
枪炮的出现使骑兵常胜的局势逆转了。大约在1000年,中国人把火药用于军事。
随着蒙古人的西犯,有可能火药也传到了欧洲。在条顿骑士对立陶宛人和俄罗斯人
的战争中,火药起了重要作用。而波希米亚人首领简·齐斯克则是首先在1419-1434
的胡斯战争中有系统地使用了火炮。就基督教世界内部组合而言,火炮的产生敲响
了骑士道的丧钟,宣告了躲在城垒石壁后面的大地主的自治权势末日的到来,早先
那种权力广为分散的局面被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所取代了。这类武器威力大,能够
摧毁像“最后决战之王”这样的堡垒,但是它的结构复杂,造价昂贵,只有皇家的
金库才付得出这笔费用。在中国,枪炮和孔子学说增强了以往的中央集权倾向,使
国家从1270年-1912 年一直保持着政治统一。在日本,武士们则想方设法通过排斥
枪炮来维持封建制度。手枪发展到相当有效的程度时,就为进一步粉碎凭借使用弓
箭而建立起来的骑兵优势增添了力量。虽然枪炮问世后,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达到
了弓箭那样的射速和准确度,但是使用枪炮不必象使用弓箭时那样花出偌大气力和
需要偌高的技术。如果说枪炮的使用结束了欧洲重骑兵的一统天下,那么,就更可
以说枪炮也给予了文明世界步兵以粉碎东方游牧骑兵进攻的手段。制造枪炮弹药,
需要组织采矿、冶炼、铸造和化学处理等,而这既不是游牧部落力所能及,也不是
其所好。1480年后,俄国的斯拉夫人占了上风。他们凭借人口稠密的本土基地所生
产的火器和提供的兵力,驰骋亚洲,直捣游牧部落的心脏。1500年到1850年间的几
个世纪里,封建主义战争几乎连绵不断,在毁旧创新的战争中培育出好战精神,促
成了欧洲的截然优势,从而使世界成为欧洲人的天下。欧洲人拥有巨大的海军火力
优势。十四世纪,威尼斯人首先使用舰载火炮。到十五世纪末,人们在舷边上凿炮
眼,舷侧炮成为主要作战武器,在这方面葡萄牙人是打头阵的,他们在印度洋的海
战中就表现出了这一点。欧亚草原的泛基督势力由于受到1507-1515 年土耳其人的
极大冲击而大大削弱了。欧亚大草原的重要性已被海上交通网超过了,从而世界活
动的中心转到欧洲的大西洋一侧来了。欧洲本土,单一民族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其
显著特点是拥有大规模的、进行过实施最佳火力展开机动训练的常备军。单一民族
国家垄断了这一精锐的、耗费巨资的武装力量,从而诱使它与国外敌人进行不断的
斗争。民族国家之间的这种斗争导致了技术上的螺旋式发展,在这一激烈不断的竞
争中,各国都竭力谋求优势,上述这种军事组织形式为1640-1740 年间形成普鲁士
王国创造了条件。十六世纪六十年代,沙皇一世开创了军人贵族,将其作为强国富
民的工具,而彼得大帝则在1698年后将军队的运用引向了顶峰。
十九世纪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快速、广泛展开军队及在更大规模
上指挥军队作战也就成为可能,因而,军队也就需要有更周密的管理和指挥系统。
1853年,人们本着行政管理和军队指挥这一目的全盘考虑,设计印度的铁路系统。
1886年普鲁士人显示出了其战略效能,随后,德国开始敷设自己的铁路系统,并以
军事需要作为基本的设计准则予以控制。
普鲁士总参谋部建立,从事公开的作战计划活动,从此,社会秩序和工业基础
与国家战争机器结为一体的纪元开始了。教育事业、工业生产以及国家的经济基础
统统都是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而设置和展开的,为满足战争的需要而生产物资、训练、
动员人员。
一个国家如果处在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战区时,其工业基础对维持国家进行战
争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种国家工业基础限制着大多数国家对霸权的争夺。1850年
时,英国称雄世界,与其工业优势相一致。但从1870年起,德国、美国开始在工业
生产中处领先地位,工业的先进技术逐渐运用于科学领域之中。1917年,美国参加
欧洲战争,而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政权,退出了欧战,这就标志着独霸世界的日
子结束了。俄国、纳粹德国和日本都将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模式应用于各自国家的整
个管理之中。德国妄图夺回对世界的支配权,但由于美国、英国和俄国的结盟而告
失败。美国和英国在为生存而战的危急关头,实行国家总动员,对经济和军事部门
采取联合的有计划管理。之所以会效仿这种作法,是因为人们广泛认为政府有能力
而且有责任控制社会各部门,消除内部调整和外部冲击对国家机器的摩擦。
战后,由于大西洋沿岸欧洲沉默,加之精疲力竭,美国和苏联就乘机互相攻讦,
竞相争夺对未来世界的控制权。如今,双方都拥有不可言喻的能力,都能够在很短
时间内随心所欲地向世界任何地方输送巨大的、持久的毁灭性力量,因而,美苏对
抗目前已形成僵持局面。自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苏双方都拥有了相互确保摧
毁的能力,形成不稳定的均势,遏制了双方大动干戈,因此,战争一直是局部的,
零星的,而且也是无规律的。虽然火箭核武器已将地球变成各向同性球体,使各种
测地线变为长程圆,使地面的环境条件无关紧要,但是,唯一的真正的胜利在于对
人民,对领土的控制,这依然没有变。而要取得对人民、对领土的控制,地球表面
是必须予以置身其境的。由此可见,地面构成特征和军事地理学仍然是必须从政治
上予以考虑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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