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与回顾 席慕蓉 从人类开始群居以来,就出现了一种权威的引导。有时候是为了群体的福祉,有时 候却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无论出发点是善意还是恶意的,最后总是要以完全消除了个人 的自我意识为终结。 为了要群众接受训练,并且深信不移,因此,这种价值导向必须出现在一切事物上, 当然也包括了文学,包括了诗。 于是,几千年来,把高亢的、阳性的、关于国族、关于群体的作品,都定位在最高 点,并且以此来评断诗人和选择诗人。这种引导,在中国的控制阶层里做得最为成功, 竟然变成了历代文人的传统思想和标准。 在太平岁月,这样的标准并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反对。但是,在长年征战的时代 里,因为战争、因为混乱、因为群体和个人的创伤所导致的痛苦与不安,终于让信仰崩 溃,价值幻灭,让群众在伤痛与怀疑之中,有了重新反省的机会,个人的自我意识因此 而得以重新出现。 这种反省,有时候是自觉的,有时候却是不自觉的。而两千年前,东汉末年一群流 离伤乱的中国人,却都把它们写进《古诗十九首》里面去了。 少年之时,初读《古诗十九首》,真是心灵震动。那时候太年轻,不能明白其中的 原因,只觉得有许多首仿佛都早已相识,仿佛等待已久的就是这些感觉,这些诗句。 其实那就是在僵硬的国文课本之外,少年的我,第一次接触到人性深处的呼唤。 从此,诗,成为我与外在世界抗衡的一种力量。 不过,真正开始持续不断地写诗,是在离家到欧洲读书之后。布鲁塞尔四季分明, 一个人行走在霏霏雨雪或者依依杨柳之间,感觉到古诗里的字句和两千年之后的此刻并 没有什么差别,感觉到时光其实就在身边和心中匆匆转换,不禁想要提笔去捕捉一些什 么。 二十多年了,这样的心情时隐时现。在混乱与琐碎的日常生活里,我常常会渴望有 个安静的夜晚,好能摊开稿纸,离开一切世俗的标准,用静观的角度来测量距离,看那 隐藏在变幻与流动之后的时光不变的面容,看漫长岁月中的踟蹰与犹疑如何游走在短短 的字里行间,最后一一显现。 在这样的时刻里,所有的感觉都变得非常安静与透明,我终于得以与自己共处,一 无所争,也一无所获。 在写诗的当时,并不能够很清楚地去反省,如今再来回想,才发觉这其实就是我的 心灵,在长年离乱的不安与无奈里,给自己找到的最后的平衡点罢。 还记得十一年前,《七里香》刚刚出版的时候,有了许多反应,更有人认为像我这 样生活幸福的人,应该是无忧无虑的,怎么可以写出这些诗来? 只有痖弦,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 “什么叫做无忧无虑?一个远离族群的蒙古人生活在汉族的世界里,没见过自己的 家乡,不认识自己的语文,这生存的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啊!” 那天,忠孝东路上阳光灿烂,人群熙来攘往,仿佛是太来盛世,然而,终于有诗人 了解我,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事。 在这个流离伤乱的时代里,不只是我而已,只要站在街头试问一下,有哪一个中国 人心里没有伤痛?有哪一个中国人可以被称得上是“幸福”的呢? 不幸生逢乱世的我们,无论是写诗的人还是读诗的人,都不过只是想要在这种混乱 不安的日子里,在外界与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之下,努力为自己求得一点点心灵上的 清明罢了。 我原来以为,也许生活能如一条河流,尽管曲折,还是可以迂迂回回地流下去。 但是,一九八九年夏天,初见蒙古高原,我心中多年维持的平衡又被推翻了。距离 完全消失,一如蒋勋所说,我陷入了喜悦、愤怒和痛苦种种情绪互相冲击的漩涡里。 蒋勋对我说,我在《高高的腾格里》那首诗所遇到的困难,是因为原来习惯的语句 无法表达出现在的心境,所以才觉得写不下去了。他说,只要能冲破这种文字上的障碍, 以后应该可以进入一个更为开阔的世界。 我很感激他的鼓励。可是,我依旧认为,在诗的创作生命里,那曾经属于我的最美 好的一部分,如今已经消失了。 即或在将来,我也许能把《高高的腾格里》那首诗写完,也许还可以再多写几首, 但是,我想,最为我所珍惜的那种安静与透明的感觉,恐怕是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生命果真如一条河流,如今终于来到了我的出海口,眼前烟波浩瀚,无边无际,还 无从辨识方向,只有血脉深处那强烈的呼唤在导引着我。初识高原故土,想要去探寻想 要去了解的渴望令我沸腾,诗,终于被远远地遗留在那沙岸上了。 当然,也由不得我去后悔,只是心里总有些牵挂,所以才会想出版这样一本诗集, 给自己,也给朋友,说: “这是二十五年来的一些成绩,希望你能喜欢。” 同时要再一次感谢引导我进入诗的世界里的许多位诗人。这么多年来,他们不断地 提醒我,诗,其实无所谓“广大”与“狭小”,一首诗的真正可贵之处只在于它能否触 动人心。 在平日,我们用语言将自己禁锢起来,然而我深爱的诗人在他的诗里将我的心灵释 放。 这就是我对诗的坚持与信仰。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写于新竹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