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称兴称盛的唐代茶业 上面所勾勒茶业和茶叶文化的面貌,由于古籍中对茶的记述实在太少,所以, 笔者主观的成分很多,只能说是一家之言。还要承认,就是我把这些不多的资料尽 可能把他们联系起来,但对于这时茶叶生产、制造、贸易乃至饮用的情况,仍是没 有叙说清楚。这种情况,从南北朝以前历隋一直到初唐,都没有多大改变。黄河流 域在西晋以后, 就不断有饮茶的可靠记载, 但是,实质上至唐朝初期,我国北方 “仍不多饮”,饮茶和茶的贸易仍不普及。 唐朝,具体说是唐代中期以后,在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有划 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在唐一代,荼去一划,始 有茶字;陆羽作经,才出现茶学;茶始收税,才建立茶政;茶始销边,才开始有边 茶的生产和贸易。一句话,直到这时,茶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中,才真正成为一 种显著的生产事业和文化。因此,本节在着重介绍唐代茶业发展的同时,对茶文化 的某些建设、发展,也附带作些剖析。 (一)茶禅的相互吸收和促进 我国茶业为什么到唐代一下就兴盛起来呢?学术界有不少分析,如台湾朱重圣 先生就归结为这样几个原因:①交通发达,运销便捷;②陆羽《茶经》,直接鼓吹; ③僧道生活,间接刺激 ①。 这也代表大陆一部份学者的看法。这三点,特别是交通条件,无疑都是唐代茶 业蓬勃兴起的重要原因。不过,我们强调交通或把交通条件放在首位,并不是说其 作用和影响,就比陆羽倡导和僧道生活的影响更大。事实上唐代茶业的勃兴,是诸 多条件的综合因素造成的。如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所说:“茶古不闻食之,近 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 遂多,建中以后盛矣”②。 显然,杨华这里所说,是指北方饮茶发展的情况。《膳夫经手录》清楚指出, 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北方饮茶还不多,至肃宗和代宗年间,稍稍多了起来, 德宗建中以后,就可以称盛了。唐朝南北交通的运输动脉是运河,这从隋朝杨广起 至整个唐代,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在唐代初期和盛期我国茶业没有 发展起来,至安史之乱国库空竭之后,倒反热热闹闹发展了起来呢?很明显,这就 不单是交通条件, 而当是或主要是后面的原因起作用了。 这一点,唐代封演在其 《封氏闻见记》中,有很好的说明。其称: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 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 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今山东邹县)、齐(山东 临淄)、沧(河北沧州)、棣(山东惠民)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 ①。 这段记载, 也同样反映, 我国黄河流域饮茶的风气,是在开元以后随北方的 “大兴禅教”而连带发展起来的。禅教是佛教的一宗,所以也叫禅宗。所谓“禅”, 也就是“止观”的意思。即通过坐禅入定求得心静为“止”;观或称“观心”,对 心进行反省观察,进行宗教修养。这种止观禅法,是随佛教的经籍,在汉时就传入 我国的。但是,禅宗托始菩提达摩,真正作为佛教的一宗并在我国流传,是在南北 朝时期。禅宗是中国独有或“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它盛行于唐代中期以后及五代。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日趋腐朽,兵灾相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禅宗宣 扬“顿悟成佛”,向人们倾销去“天国”的门票,这尤其对遭受安史之乱祸害最深 的中原人民来说,更为欢迎,更是虔诚。所以如《封氏闻见记》所说,当泰山灵岩 寺一开门传宗,就很快风靡整个中土了。 禅宗有很多支派,泰山灵岩寺的禅宗是哪一派?不详也没有必要去考证清楚。 不过从其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来看,可能是属于信奉“安心”渐修的一派。但 也有与之相反的派系,如南宗马祖派提倡禅渗透于日常生活,主张“饥来吃饭,困 来即眠”,他们的修心就不那么严格 ①。 但我们不能抓住禅宗马祖派的例子,即否定《封氏闻见记》的真实性。事实上 这条史料,对照唐代茶业的其他文献记载,其所说还是极其准确和可靠的。诚如封 演所指出,在唐开元以前,我国对茶,还只是南人好饮之,北人不多饮。所以,茶 基本上处于一种南方自产自饮的状态。众所周知,在汉以前,我国人口大多聚居在 黄河中下游地区,虽然唐朝时南方的人口经汉末、西晋末年和安史之乱等几次北民 南移的充实,人口有了较大增长,但与中原相比,还呈北方人口多于南方的状况。 所以,如《膳夫经手录》所说,至德宗李适以后,“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 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随北方饮茶的风起,我国南方的茶叶生产和南北茶 叶贸易,也相应较快地发展了起来。结果,如《封氏闻见记》所载,南方各地所产 的茶叶,源源“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我国 南方主要是长江流域各地的茶业生产,差不多翻了一番。唐代我国南方有哪些茶叶 产地呢?陆羽在《茶经》中,对肃宗、代宗时的情况,作了这样记述:山南有峡州、 襄州、荆州、衡州、金州和梁州;淮南有光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和黄州; 浙西有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和苏州;剑南有彭州、绵州、 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和汉州;浙东有越州、明州、婺州和台州;黔中有 思州、播州、费州和夷州;江南有鄂州、袁州和吉州;此外,还有岭南的福州、建 州、 韶州、 象州等43州。过去一般都将《茶经》上列州之前的地名“山南”、 “淮南”等称之为“八道”。这些地名在唐代确也曾作过道名,但不是同一时期的 道名,所以,与其称之为是道名,不如说成“八大茶区”为好。具体这些茶区的茶 叶生产情况又怎样呢?举例来说,如成都一带的古茶区,这时除农户的小块茶园外, 还出现了诸如张守?家的大型地主茶园。据载:“九陇居人张守?,家甚富,有茶园 在阳平化仙居山内,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辈,男女佣工者杂之园中”①。显然,采 茶季节要雇一百多人的茶园,其生产就不是为自给而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了。《膳 夫经手录》对此记称:“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 斤,散落东下”②。再以浙西婺源一带的情况为例,如《婺源诸县都置新城记》载: “大和中,以婺源、浮梁(今江西景德镇)、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 甚殷户口,素自奥区”,于是升婺源为都,隶彼四邑,辖此一方兵刑课税 ③。 大和(827—835)是唐文宗的年号,这里清楚表明,婺源的升都和建造 新城,就是因为其周围茶叶生产和贸易急剧发展所引起的。这一点,张途在《祁门 县新修闾门溪记》中也有很好的说明。其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 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 ……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踵而至”①。这条史料讲的 是祁门,但所说“千里之内”,实际也包括上说婺源和整个赣东北、皖南的古代茶 区在内。所有这些资料,都一致反映,唐代茶业的这些显著发展,都是与开元后北 方大兴禅教、禅教倡导饮茶相联系的。 (二)陆羽及其《茶经》 陆羽是唐朝中期一位著名学者,也是我国和世界茶学的最初创建者。他一名疾, 字鸿渐,又字季疵;复州竞陵(今湖北省天门)人。在《新唐书》、《文苑英华》、 《唐才子传》和《全唐文》中,都有他的传记和介绍。据称他是一个弃婴,不知所 生, 他的姓名一说是他长大后自己用《易经》 占卜出来的。他卜得的是“蹇”之 “渐”卦,其卦辞有“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等语,於是他就取陆为姓,以羽 为名,用鸿渐作字。他是和尚从河边拾回在庙中长大的,但他自小就喜爱读书,不 愿意学佛,所以后来就偷偷离开寺庙,跑到一个戏班子里学戏和做起“优人”来。 天宝(742—756)中,陆羽在一次演出中为太守李齐物所赏识。他长得不好 看,口吃善辩,为人正直。上元初(760年),他移居苕溪(浙江湖州),自号 桑苧翁,闭门著书。他出名以后,朝廷曾任命他为太子文学,后来又改仕太常寺太 祝,他都没有去。贞元(785—804)末卒 ①。 上面陆羽的简介,不提生年,只有卒年,因为大多数陆羽的传记包括陆羽自己 写的自传,都是这样写的。但至近三四十年来,我国包括港台学者在论及陆羽时, 都根据自己的认为,给陆羽标上了明确的生年。由于各人所据不一,所定的陆羽生 年也不尽同,于是就出现了多种相异的年份。关于这点,我在本书有关陆羽的专题 研究中还会提及,这里就不作进一步探讨了。陆羽博学多闻,是一位知识非常渊博 的学者。他可能受到当时“不名一行,不滞一方”的思想影响,在学业上,他犹如 清昼、崔子向在《寄处士陆羽联句》中所说那样:“荆吴备登历,风土随编录”; “野中求逸礼,江上访遗编”②,不仅从书籍同时也从自然和社会中不断探求与积 累知识,所以其涉猎非常广泛,著述也表现出多样性。这里不妨以上元辛丑(76 1年)以前的文稿为例。据陆羽在其《自传》中所说,其诗词主要有《四悲诗)和 《天之未明赋》二篇代表作。书稿有《君臣契》3卷,《源解》30卷,《江表四 姓谱》8卷,《南北人物志》10卷,《吴兴历官记》3卷,《湖州刺史记》1卷, 《茶经》3卷,《占梦》3卷,等等。其实,这只是陆羽著作的一小部份,即以笔 者手头的陆羽书目, 就还有《陆羽崔国辅诗集》 ,陆羽、颜真卿和张志和等人的 《渔父词集》,陆羽后期的《洪州玉芝观诗集》等诗作3部。此外,还有《杼山记》、 《吴兴记》、《吴兴图经》、《虎丘山记》、《慧山寺游记》、《灵隐天竺二寺记》、 《武林山记》等地志;茶书有《顾渚山记》、《茶记》、《泉品》以及《毁茶论》 等;其他著作有《五高僧传》、《教坊录》及与颜真卿等编纂的《韵海镜源》、吴 兴汇编的《陆羽集》等近二十种著作 ①。 根据陆羽上述书目,我们不难确定,陆羽不但是一位茶叶专家,用现在的专业 说,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小学专家、传记作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另外, 他作优人时还写过一些剧本,并且写得一手好字,所以他又是一位剧作家和书法家。 不过,在众多方面,比较而言,他在茶学、史学和地理三个方面,传存的作品和成 就更多和更大些。对此,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就指出,陆羽一生“著书颇多”, 但除《茶经》 ,其他书皆不传 ②,盖为《茶经》所掩,主要被他茶学方面的成就 所遮没了。因为这样,在陆羽死后不久,如《唐国史补》所载:“巩县陶者,多为 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③;把陆 羽陶其像,奉之为茶神了。 陆羽在茶学上的成就,主要是《茶经》一书。《茶经》全书共七千多字,分三 卷十节,卷上:一之源,谈茶的性状、名称和品质;二之具,讲采制茶叶的用具; 三之造,谈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卷中:四之器,介绍烹饮茶叶的器具。卷下:五 之煮,论述烹茶的方法和水的品质;六之饮,谈饮茶的风俗;七之事,汇录有关茶 的记载、故事和效用;八之出,列举全国重要茶叶产地和所出茶叶的等地;九之略, 是讲哪些茶具、茶器可以省略;十之图,即教人用绢帛抄《茶经》张挂。对于《茶 经》,我国不论是大陆还是港台,论著很多,但我们认为陈彬藩先生在《论茶经》 中的三个标题:“茶叶百科全书”、“茶叶文化宝库”、“世界茶叶的经典”①, 约概大旨,就比较贴切地说明《茶经》一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了。关于《茶经》 一书的成书年代,和陆羽的生年一样,也是众说纷纭。1958年,我国农史学家 万国鼎教授在《茶书总目提要》,把陆羽《茶经》定为成书于乾元元年(758年) 左右以后,很多研究和论及《茶经》者,就都想也都为陆羽《茶经》提出了确定的 撰写年代。笔者约略统计,近年来关于《茶经》撰刊的年代,除万国鼎上说外,还 有“上元辛丑” (761年) 说,“宝应癸卯”(763年)说,“广德二年” (764)说,以及初稿“成书于761年以前,后来第一次修改于广德二年,三 稿完成于大历八年(773年)以后”②等多种说法。 对于大家把历史上记述不清楚的地方,弄弄清楚的这种愿望,一般都能理解。 但是,如有人据宋人陈师道文中讲到他见过四种《茶经》版本,内容特别是“七之 事” 部分繁简不同, 于是联系陆羽参加颜真卿主编《韵海镜源》一书,认为这本 “癸丑(大历八年)之春”成书的巨著,陆羽在编完以后,当会“从中吸取营养, 补充进《茶经》七之事”,而确定这年陆羽对《茶经》又再作一次修补,就纯属是 推测了。对历史上的疑点,除非找到确切的证据,一般我还是主张万国鼎的意见, 说粗一些活一些好。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诗句指出:“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约 事春茶。”① 其实茶事非始陆羽,陆羽对茶业的贡献,也是《茶经》一书传世以后才有的。 所以,对于陆羽及其《茶经》,还是欧阳修评说得对:“盖为茶著书,自其始也”; 陆羽开创了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把茶的有关经验、知识,总结提高为一门专门的 学问,从而也创建了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茶学。在陆羽之前,如晚唐诗人皮日休所 形容,旧时饮茶,“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②。 用现在的口语说,过去饮茶,如煮菜喝汤一样,很不讲究。《新唐书》陆羽传 中载:羽“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这即是说, 除茶学上的贡献外,陆羽及其《茶经》对于提高饮茶技艺、促进茶叶生产和贸易的 发展,也都是有其重要作用的,这一点,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也指出:“鸿渐 为茶论(经),说茶之功效并煎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笼统贮之(应是以 都篮或都笼统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大行。”茶道怎 样大行法?宋代陈师道在再刊《茶经》的序言中称,自此以后“上自宫省,下迨邑 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宴享,预陈于前;山泽以城市,商贾以起家”①。一句话, 在陆羽和《茶经》的影响、倡导下,茶的饮用和茶叶文化,在我国全国范围内进一 步较快发展了起来。 在隋朝和唐初以前,北方虽然也知道和有少数人饮茶,但毕竟业茶和嗜茶是盛 于南方,属于南方特有的一种区域性的文化现象。至唐代中期以后,如陆羽《茶经》 所说:“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 饮”②;不只南方,中土的京畿一带,其对茶叶的崇尚,也和我国茶饮的故土荆、 渝地区,没有什么程度上的不同了。“两都”是城市,北方农村这时饮茶的情况又 怎样呢?穆宗时李珏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 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③ 这即指出,其时不但北方城镇,连农村也和全国“同俗”,已把茶视同粮食和 食盐一样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农村对茶的需求,有些地方较城市“嗜 好尤切”。笔者过去有的文章中曾提出,“茶作为中华民族或我国全国性的一种文 化现象,是唐以后才形成的”。现在我仍然认为,茶从最早的巴蜀,继而扩展为巴 蜀和荆楚,再次发展为江淮以南的文化内容,都是一种区域性的或苗蛮文化,真正 站在黄河中土称“远近同俗”的“无异盐粟”的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文化内容, 则是中唐以后才形成和确立起来的。 讲到唐代中华茶文化的形成,我们还不能不附带谈谈作为其核心之一的茶道文 化的形成。关于茶道,和茶叶文化的含义一样,现在各执一是,说法很多,我也不 知取从哪种说法为妥, 就暂按我们的理解—— 即讲究饮茶(包括物质和精神)之 道来阐说吧。“茶道”一词,源出我国。上面在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已提到 “茶道大行”;但这还不是最早的记载。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说,最早的“茶道” 一词,可能就算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所载了。其句有“孰知茶道全尔 真,唯有丹丘得如此”①之说。 《封氏闻见记》成书于8世纪末,皎然这诗约作于8世纪中期后期,二者相差 有十几二十年,但一致说明,我们至迟在8世纪下叶的唐朝中期,就派生和存在一 种新的茶道文化现象了。联系前面所说,很清楚,我国茶道不早不迟出现在这个时 期,是直接和《茶经》的面世相关的。因为茶道既然是一种讲究饮茶之道,那么, 这种“道”,无疑也首先是通过一定的饮茶活动来体现的。没有茶,有茶不饮或饮 而不加讲究,也就无所谓茶道了。陆羽之前,饮茶和“瀹蔬而啜”一样,自然也就 不会怎样讲究道,有道也不会大行。但陆羽通过《茶经》对如何采造茶叶,怎样烹 煮,应备有哪些茶器和如何饮用一一加以总结和倡导以后,把茶叶的饮用,由单纯 的防疫治病、充饥解渴,提高和发展为一门专门的技艺和学问,这时,也只有到这 时,我国才开始重视和产生讲究饮茶之道。 那么,能否据封演关于陆羽著《茶经》,讲“煎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 由是茶道大行,认为中唐最初提及的茶道文化,就只是一种只讲如何煎茶设具的饮 茶物质文化呢?不能。因为茶道文化并不是孤立产生的,它是在先前茶叶文化的基 础上颖脱出来的一种次生文化,是茶叶物质和精神文化在饮茶方面的集中体现。也 以陆羽《茶经》来说,《茶经》中虽未提到“茶道”二字,但如封演所指那样,有 了《茶经》,才有茶道和茶道大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茶经》 看作是我国第一本茶道的专著。在《茶经》中除讲到如何选茶、择水、用火、设具 和饮用茶叶之法以外,还提到了“茶性俭”,“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①。 这即是说,在《茶经》和最初的茶道中,陆羽和大家在讲究饮茶之法的同时, 一开始就提到和就具有精神的一面,而这精神的一面,不是来之于其他,恰好正是 从茶文化的淀积中承继过来的。《茶经》提出的茶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换句 话说,也就是要求饮茶者,饮茶时要修心养性,效做这样的人。陆羽《茶经》中饮 茶之道要求做精行俭德之人的这条,如溯其源,我们由《晋书》桓温和陆纳传以茶 果待客和伴酒并视之为是“素业”,即可找到其根缘。当然,当时在中唐陆羽、皎 然等倡导茶道之时,关于茶道文化的精神内涵,并不只是要求做“俭德”之人一点, 至少从皎然的看法中——“唯有丹丘”才知茶道的“全尔真”,其内容自然是极其 丰厚的。8世纪继陆羽《茶经》之后唐朝的另一本茶书《茶述》,其对茶和茶文化 特点的概括:“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 饮而独高”这几句,对茶道在物质上如何更好愉悦人生,在精神上如何自我陶冶修 养,说直接些,有点现在茶道宣扬的“和敬清寂”的韵味了。我的日本学友,神户 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的仓泽行洋教授,前不久在其一篇有关日本茶道文化的序言中称, “日本茶道是出生于中国的,她的母亲就是中国茶道”①。 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滕军博士在《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中考定,茶和茶叶 文化从中国传至日本,大致在“8世纪末、9世纪初期”是毫无问题的;如果这一 时间不错,茶传至日本的时间,也是在茶道一词和我们上说唐代茶道文化出现二三 十年以后,中国的“茶道”一词和茶道内涵,当也是这时和中国的茶籽茶种一起传 到日本的。这里需要一提的是中国和日本茶道的传衍,史实和上引仓泽行洋先生的 结论是那么的奇妙和巧合:日本茶道的确是出生于中国,而且还应该说是中国茶道 的“独生女儿”,自从远嫁日本以后,茶道在日本的国土上得到了绵延和发展,但 在其故土中国,虽然讲究饮茶之道的实际茶道一直长存,但如日本那样的以茶道之 名的“茶道”,似乎在唐代中期出现和发光一段以后,一直没有兴盛起来。 (三)骤起益显的茶叶贸易 我国茶叶贸易,如王褒《僮约》所见,巴蜀在西汉时就颇活跃。至唐代以后, 如《食疗本草》反映:“市人用槐柳初生嫩芽叶杂之”,茶叶贸易不仅有进一步发 展,甚至茶叶贸易中消极的掺假作伪,也滋长了出来。不过,我国茶叶贸易的急剧 和大规模发展,还是如前所说,主要是唐中期由北方饮茶的风气所带动出来的。以 蜀茶蒙顶的产销情况为例:“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 之人,兢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①元和是唐宪 宗的年号,这时也是北方禅宗的盛期,蒙顶茶在短短数十年中,就从罕见之品,一 下子变成了充斥草市的大路货。不只蒙顶是如此,全国其他茶叶重要产区的生产、 贸易,在唐代中期也无不都有一个飞跃的发展。这里,不妨以《膳夫经手录》载及 的大中(847—859)时的茶叶贸易情况为例: 唐大中前后茶叶产销表: 新安茶,蜀蒙顶不远,多而不精,春时供本地饮用; 蜀 茶,《茶经》剑南茶区至他处,芳香滋味不变,南走百越,北临五湖(今 太湖流域)谷雨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 浮梁茶,饶 州、歙州、江州一带,味不长于蜀茶,关西、山东 其于济人,百 倍于蜀茶,蕲 州、鄂州、至德茶鄂岳宣歙观察使的部分地区,方斤厚片陈、蔡 以 北,幽、并以南其收藏、榷税倍于浮梁; 衡州茶,衡州,团饼而巨串萧湘至五岭更远及交趾,岁取十万; 潭州茶、阳团茶、渠江薄片、江陵南木、施州方茶,今长沙和川鄂湘黔接壤区, 味短韵卑唯本地及江陵、襄阳数十里食之; 建州大团,建州,状类紫笋,味极苦唯广陵(今扬州)、山阳(今淮安)人好 尚之; 蒙顶茶,蒙顶山周围,品居第一,岁出千万斤,歙州、祁门、婺源方茶歙州、 婺州,制置精好,梁、宋、幽、并诸州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 从上表可以清楚看出,其时各地所产的茶叶,不但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 貌,而且还分别形成了自己专门的主销区域或固定流向,这些,无疑都是茶叶贸易 发达以后才会产生的现象。另外,从表中也能看出,如建茶、蜀茶等南人习饮的茶 叶,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较之主销北方的茶叶,产量和色额要少得多。如主销 关西、山东的浮梁茶,其数量“百倍于蜀茶”,销售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 南汝南)、幽(今北京大兴)、并(今山西太原)间的蕲州茶和至德茶,又“倍于 浮梁”;至于主销梁(今陕西南郑)、宋(今河南商丘)、幽、并诸州的歙州、祁 门、婺源方茶,则更是“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所有这些史实都一致说明, 唐代后期的茶叶贸易,主要是赣北、皖南和鄂东的所谓“江淮茶区”对黄河流域的 茶叶贸易。而白居易《琵琶行》所吟“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 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所提到的浮梁(景德镇)、江口(位今江西九江), 当即是其时我国茶叶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和交通枢纽。关于浮梁、浔阳(今九江)在 唐代南北茶叶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浮梁每岁出茶七 百万驮,税十五馀万贯。”① 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浮梁的茶叶,就包括今江西的婺源、德兴、景德镇,安徽 的祁门等周围一大片地区的产茶。顺便指出,婺源、祁门这一带,在唐代均属浙西, 其地在上元以前所出的茶叶还不多和不甚有名。如陆羽《茶经》在评第全国的茶叶 中,对浙西的评述为“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对赣东北 和皖南的茶叶,只提到“歙州下”一句,其他婺源、浮梁、祁门等地的茶叶,连提 都没有提到。所以,联系前面讲过的婺源建新城,祁门千里之内种茶无遗土的史实, 我们同样也可看出,唐代浮梁这一主要茶叶生产和贸易中心,明显也是在上元以后 至文宗大和、宣宗大中这不到一百年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唐代后期茶叶贸易的兴盛,我们还可从其时江贼猖獗的有关记载中得到一些证 明。据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载,在茶叶贸易急剧发展起来以后,长江中也出 没一批冒充茶商的强盗。多的有二三条船,上百人;少的,也有一条船二三十人。 这些江贼,专门抢劫江中行船,有时也上岸劫掠城镇。他们有的和茶贩勾结,有的 半盗半商,自己也从事贩运茶叶。杜牧指出,这些人把抢来的“异色财物,尽将南 渡,入山博茶”。为什么把赃物弄到山里去换茶呢?因为“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於 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 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警”的关系。他们进山前是强盗, “得茶之后,出为平人”,又变成了茶商。杜牧还具体提到了这些江贼的活动规律: “濠(今安徽凤阳)、亳、徐、泗、汴(今河南开封),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 宣润等道;许(今河南许昌)、蔡、申(今河南信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 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① 我们列举这点,当然不是为说明由茶叶贸易所带来的江贼社会问题;要讲的, 着重还在于印证上说唐代茶叶贸易发展的有关情况和主要地域。唐代茶叶贸易以后 期和黄河流域为主,但不就限于中土。如封演所记:“始自中域,流于塞外,往年 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②,还由中原进一步扩展到了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地区。回鹘亦名回纥,原散居娑陵水(今色楞格河)、混昆水(鄂尔浑河)和独洛 河(土拉河)流域一带,唐灭突厥后建国,怀仁可汗时,其领土东至兴安岭,西到 阿尔泰,南到蒙古大沙漠;9世纪中叶,为黠戛斯部族所灭。唐时除回鹘外,与西 部藏区,也建立了茶的贸易关系。如《唐国史补》所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 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 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 明者、 此#oe湖者。”①赞普所点示的这些茶叶,也都是当时我国各地所推尚的几 种主要名茶。类似的例子还有,但就是上述二例,也具体说明了我国茶马互市或边 茶贸易起始于这时的事实。 (四)唐代茶政和宫廷茶俗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 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 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 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 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 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 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 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 常州晋陵郡、 湖州吴兴郡、 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 (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①等地。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 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 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 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 五十斤, 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 ②;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 以前的事情。 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 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开元以 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 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 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 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 关于顾渚 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 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 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 任土之质。”③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 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 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①。 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 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 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 ②” 。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 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③顾渚贡茶, 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 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 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 “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 声昏继晨”④等悲愤凄凉之句。 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 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 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⑤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 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 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 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 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 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 匹段丝麻, 候贵则下贾出卖, 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 “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 常平之本”①。 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a乱,德宗 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 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 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②;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 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 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 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 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 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 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武宗 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 税, 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 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 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 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 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 纵私盐论”①。 对于这样一个苛法, 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 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 “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茶叶从不税到税,除 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 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 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 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 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②;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 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 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③ 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 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 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 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 ……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① 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 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 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 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 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罶熚短锷裼裥徊?表》载:“臣某言,中使至, 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②等 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 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 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 ;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 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 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 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 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 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 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 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这一点,可以从19 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 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 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 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 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 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 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①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 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 琉璃等饮茶用具。 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 “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但是,不 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 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 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 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 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五)五代茶事附述 公元907年,唐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终于为五代十国所替代,使 我国再一次地陷入了南北分裂和群雄割据的局面。北方又处于连年战火不熄的动乱 之中。分裂和割据对民间饮茶和茶叶消费有一定影响。上层社会特别是王室在唐朝 把饮茶早已溶入他们生活,所以,不管社会变动有多大,他们还是会想出各种办法 来满足他们的生活习惯的。这一点,我们不妨举唐僖宗的一个典型例子来一说。公 元881年初,黄巢的起义大军从洛阳接着攻下了长安,这时僖宗从陕西一直逃到 了四川,但他还没有下诏叫顾渚等地停办贡茶。是年常州刺史王枳派人把贡茶直接 解送四川以后,写了一首极其哀伤的诗,称“今朝拜贡盈襟泪,不进新芽是进心” ①,一方面表示对李儇的忠心;一方面也悲叹国家到这样一步,还不忘继续征办贡 茶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五代的君主也是一样,虽然实际只剩中土一小块地方,且5 2年更换了五个朝代,江山一直处在动摇之中,但唐代存在的贡茶赐茗之风,还是 一直保留了下来。 关于五代茶叶贡赐情况, 我们可从《旧五代史》 随便摘几条史料来说明。如 《梁书·太祖本纪》载,开平二年(908)三月,“以同州节度使刘知俊为潞州 行营招讨使。壬午,宴扈驾群臣并劳知俊,赐以金带、战袍、宝剑、茶药”;乾化 元年(915)十二月,“两浙(吴越)进大方茶二万斤”①。《唐书·明宗本纪》 载:天成二年(927)五月,“伪吴杨溥贡新茶”;长兴三年(932)冬十月, “湖南(楚)马希范、荆南高重(从)诲并进银及茶”②。后晋高祖本纪载,天福 五年(940)三月,“诏朝臣觐省父母,依天成例,颂赐茶药”③。后周世宗本 纪也载,显德三年(956)三月,“江南(南唐)李景(璟),遣其臣兵部侍郎 陈觉,奉表陈情,兼贡……乳茶三千斤”。不久,南唐又再次派宰相向后周“献犒 军银十万两,绢十万匹,钱十万贯,茶五十万斤,米麦二十万石”④。 类似的记载还多,这里就引这些为例。前面在南北朝部分,我们讲过北魏时, 鲜卑人喝奶不饮茶,每次朝宴虽都有茶水,但南方来投的臣僚,“皆耻不复食”, 只有兵士贱役的南人才吃。可是由上可以看出,到五代时就不同了,不但汉族,就 是后唐、后晋和后汉沙陀贵族,在他们入主王宫以后,也和唐代宫廷生活一样,尚 茶之风不衰,贡赐之制不绝。至于这一时期南方的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虽然分属 五六个小国各自进行,但由于社会较北方相对安定,有的政权对农田水利和经济建 设也比较重视,所以,不但没有衰落,如闽、楚等还有显著的发展。这我们举五代 各国征收茶叶赋税的一些史实为例。五代时,一仍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茶税既繁 又重。如后唐明宗时,省司及诸府皆置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汴梁),六七处 纳税,以至商旅不通”①。又如湖南楚国马殷,从判官高郁请,听民自摘山收茗, 筹募户置邸阁居茗,号八床主人,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岁数十万”②。南 唐李氏时,庐州舒城县,“岁纳赡军茶七千三百五十斤”;南汉(都广州)刘?时, 新州(广东新兴)等以运茶岁久损弃,竟将茶价数十万摊派给部民郭怀智等百余户 输之,并沿以为常 ③。 上面虽是讲的茶叶税制、税额,但透过赋税,多少还是可以看出其时南方茶叶 生产和贸易的某些发展的。 关于五代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我们还可从有关茶书和农书的技术记载 中找到说明。 如过去制茶和茶类, 直到唐朝中期陆羽的《茶经》中才具体谈到有 “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几种,至于这些茶的形制、特点和名字,陆羽没有再 细说下去。可是至五代毛文锡的《茶谱》中,对全国各地生产茶叶地名、园名、茶 名、 重量、 制法、特点等等,就记述得很清楚。这里举蜀州、邛州等记载为例: “蜀州晋原、洞口、横源、味江、青城,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 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贡茶;芽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 叶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邛州的情况是:“邛州之临邛、临溪、思安、 大井有早春、火前、火后、嫩绿等上中下茶”④。 《茶谱》指明“清明”日火,“火前”和“火后”之外,如龙安还有清明这天 造的“骑火茶”。从上录毛文锡《茶谱》的这些散茶名字,我们不难看出,其较之 陆羽《茶经》记述的内容和反映的加工制茶技术,明显要提高了一大步。这里要补 说一点,《茶谱》不仅详细述了纤细阳春的形形式式的高档散茶,而且也一一录下 了各地形制和大小不一的团茶或饼茶。如临邛的“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蕃 党项重之”;小的如“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说明紧压茶的制作,在这时也有 很大发展,而且还显示是一种适应商品性生产的发展。 再如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我们说过,陆羽《茶经》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到了茶 树生产技术,但比较约略,对当时的茶树应该怎样栽培管理,仍是不大看得清楚。 但是,在这时《四时纂要》的这部农书中,对如何种茶和茶园怎样管理,记述得就 十分详细,以至在我国整个古代,有关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基本都是照搬《四时 纂要》的内容。如果不是当时发展茶叶生产的需要,《四时纂要》和唐、宋其他农 书,就无须要提茶树的栽培技术;又,没有五代茶树栽培管理的提高和进步,也不 可能有《四时纂要》那样翔实和合理的技术记载。所以,综合上述各点,我们认为 五代北方社会经济展有所衰退,但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反有所发展。 —————————————————————— 竹露荷风坐拥书城;亦凡公益图书馆重新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