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宋元茶业的发展和变革 宋元主要是宋代,是我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个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时代。因 此,史籍中也有“茶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宋代茶业的变革和发展,集中表现 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随气候的由暖变寒,我国茶区北限南移,南国茶业获得了明 显发展;第二,由于各地饮茶的更加普及,城镇茶馆林立,茶馆文化得到了较大的 发展;其三,适应大众饮茶的需要,这一时期的茶类生产,开始由团饼向散茶的方 向逐渐转变;最后是宋代与辽金长期对抗,因边防和向金人贡纳需要,宋由征税自 由买卖,改行唐代未能推行的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在上述四点中,茶类生产的转 变,即以生产团饼变为生产散茶的改革,对后来茶业和茶叶文化的发展影响最大。 (一)我国茶业重心的由东南移 如前所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六朝基本上都定都建康,我国茶业和茶叶 文化的重心,也由西东渐,至唐朝中期设贡焙于顾渚,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心, 就明显地转移到包括赣东北在内的浙西茶区了。但是,由于从五代至北宋的这段时 间内,我国气候明显由暖转寒,宋代的常年气温,一度较唐代暖期要低2—3℃①, 北部特别是临界地区的茶园,茶树大批冻死,茶树推迟萌发,结果,就直接导致了 宋代贡焙的南移建瓯。换句话说,也就是促使宋代茶业的重心,由东进一步又向南 转移。 先说贡焙。唐朝贡焙在顾渚,每年清明前能按期将茶叶送到东都洛阳和京城长 安,那么,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与顾渚的距离更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弃 坦途而就艰程,把贡焙移至建安北苑(在福建建瓯东)呢?这主要是气候因素。因 为在北宋,适值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太湖冬天冰封,上可行车,顾渚贡焙采 造的贡茶,不一定能及时在清明前如数贡到。而这时北苑的茶叶,如宋人诗句所反 映:“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②;以及“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③距京城的路途远则远,但清明前能保 证如期献到开封,自然也只好把贡焙改置建州或建安了。其实以建茶作贡,也非始 宋代,如吴任臣《十国春秋》所记,早在闽康宗通文二年(937),“贡建州茶 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④,即开始入贡。之后,闽为南 唐所灭,南唐在保大四年(946)春,也“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 ……始罢贡阳羡茶”①。入宋后,据《建安志》记载:在太宋“太平兴国二年(9 77),始置龙焙,造龙凤茶”②。 关于建茶的入贡和唐宋贡焙的更易,在近见的有些论著中,有的据《十国春秋》 称起始于闽或南唐,有的据《建安志》称起始于宋初,诸说不一。其实如上录史料 所说,建安北苑贡茶和贡焙的设立,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应该说,建安贡茶, 起始于五代时的闽通文年间,其后南唐继之,甚至一度还废除了宜兴和长兴之间的 顾渚贡焙。但是,宋建政以后,起初也和唐一样,仍以顾渚为焙和以顾渚紫笋入贡; 在北苑正式“始置龙焙”,如葛常之所说:“自建茶入贡,阳羡不复研膏”③,即 贡焙正式由顾渚改置北苑,还是在太平兴国二年的事情。 贡焙的移易,其影响和后果,实际也带有进一步促进了茶叶生产技术中心转移 的意味。因为贡焙承担的,是专门生产御茶的任务。如唐人诗句所云:“至精至好 且不奢”,“不是贡茶实贡心”;贡茶无论是选用的原料和制作工艺,都是最好和 最讲究的。所以如《蔡宽夫诗话》所反映,唐朝中期以前建茶还不甚有名,“自建 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④,即北苑设置贡焙以后,全国其他地方所出的茶 叶,就根本排不上队了。这里不妨以建安贡茶的发展情况为例。如《宣和北苑贡茶 录》载,在太平兴国初年,北苑贡焙,只造龙凤团茶一种。到至道初,除龙凤茶外, 又造石乳、的乳、白乳以进。以上是太宗时的贡茶情况,仁宗时,庆历年间,蔡君 谟造小龙团以进。自小团出,龙凤遂为次。神宗元丰年间,又造密云龙,其品又高 于小团之上。哲宗绍圣时,又改密云龙为瑞云祥龙。徽宗赵佶,崇尚白茶,于是白 茶遂为第一;继而又制三色细芽及试新?、更新?等。自三色细芽出,瑞云翔龙又居 下矣 ①。 总之,在宋一代,北苑贡茶争奇斗异,代有新出;新品一出,前茶即降为凡品, 以致宋朝北苑贡茶的名目愈来愈多,举不胜举。以宋高宗时的贡茶为例,其时北苑 所进,共分十纲:“第一名曰试新;第二名曰贡新;第三名有十六色:龙凤胜雪、 白茶、万寿龙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清供、龙凤英华、玉除清赏、承平雅 玩、启沃承恩、云叶、雪英、蜀葵、金钱、玉华、千金;第四有十二色……;第五 次有十二色……;已下五纲,皆大小团也。”②上述贡茶,虽然都属紧压的团茶或 饼茶,但名目不一,当然制法和特点也不同。所以,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宋代贡焙 的南移,至少在团饼制造上,其技术中心,也由三吴地区移易到建安北苑了。 宋代茶叶生产技术中心的南移建安,我们还可从其时茶书的情况来获得一定证 明。据笔者约略调查,在我们查得的25种宋代茶书书目中,属于建安地方性的茶 书, 就有丁渭的《北苑茶录》 、周绛的《补茶经》、蔡襄的《茶录》和宋子安的 《东溪试茶录》等14种,占宋代整个茶书的56%。很明显,要不是建安是宋代 茶叶的贡焙和茶叶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其茶书在宋代总数中,也就不可能占 到如此高的比重。宋代建茶的名冠全国,也有力推动和促进了闽南以至我国整个南 部茶叶生产的发展。唐代时,如陆羽《茶经·八之出》记述的那样,我国最南的茶 叶产地,只有“思(今贵州务川)、播(贵州遵义)、费(贵州德江)、夷(贵州 石阡)、鄂(湖北武昌)、袁、吉(江西吉安)、福、建、象”等10州。而且如 《茶经》所示,“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其时这些地方出产的茶叶还不多,只能 偶然获得。但是,到宋代以后,如《太平寰宇记》所记,我国最南的产茶州军,就 有江南东道的福州、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州、漳州、汀州;江南西道的袁州、 吉州、 抚州、 江州(今江西九江)、鄂州、岳州(今湖南岳阳)、兴国军、潭州 (今湖南长沙)、衡州(湖南衡阳)、涪州(今四川涪陵)、宝化县(今四川南川)、 夷州、 播州、 思州;岭南道的封州(今广东封川)、邕州(今广西邕宁)、容州 (今广西容县)①等等。从上录的茶叶产地中,我们不难看出,《太平寰宇记》记 述的南方茶叶产地不仅较《茶经》多得多,而且从福建和两广来说,其南缘产茶州 县,也呈现向纬度更低的沿海地区伸展的趋势。 最后附带再说一点,《太平寰宇记》约成书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左右, 距赵匡胤建国还不到30年,所以其所记茶区南移的情况,不限于宋初,还当包括 五代的演变发展在内。这一事实也再次证明,建茶的入贡和茶区的向南推移,除社 会的人为因素外,主要就与五代和北宋时的气候由暖变寒相关联了。 (二)茶类生产的改制和演变 宋元茶业发展变革的另一特点,是这时的茶类生产,由团饼为主趋向以生产散 茶为主的转变。如所周知,唐朝虽然也有如刘禹锡诗句所说的“自傍芳丛摘鹰嘴, 斯须炒成满室香”①这样一类的炒青及蒸青,但其生产格局,基本上和六朝一样, 还是以生产传统的团茶和饼茶为主。入宋以后,一些地方就与江浙的宜兴和长兴一 样,渐渐“不复研膏”,转为专门生产草茶了。但是,从整个来说,北宋还仍是以 生产团饼一类的紧压茶为主;散茶的较大发展和在生产中取得明显优势,主要还是 在南宋后期和元朝以后的事情。在宋代的一些文献中,有的把团茶、饼茶称为“片 茶”,而把蒸而不碎,碎而不拍的茶叶,称为“叶茶”、“草茶”和“末茶”。据 记载,宋朝主要生产片茶的地区有兴国军(今湖北阳新)、饶州(江西鄱阳)、池 州(安徽贵池)、虔州(江西赣州)、袁州、临江军(江西清江)、歙州、潭州、 江陵、 岳州、 辰州(湖南沅陵)、澧州(湖南津市)、光州(河南潢川)、鼎州 (湖南常德)及两浙和建安等地。出产散茶的地区主要有淮南、荆湖、归州和江南 一带。大抵来说,我国南部茶区生产紧压茶要多些,北部特别是沿海、沿江和淮河 流域的茶区,生产散茶要普遍些。这一点,欧阳修在其《归田录》中,也有类似的 记述。其称:“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祐 (1034—1038)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其品远出 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① “腊茶”,也称“蜡面茶”,是建安一带对团茶、饼茶的俗称。这里,欧阳修 不但证实其时片茶、散茶已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专门产区和技术中心,并且也清楚指 出,早在北宋景祐前后,我国各地的散茶生产,就出现了一个互比相较、竞相发展 的局面。所谓“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前者是指团饼的精品,也即主 要就紧压茶的制作技术而言的;后者是指散茶的区域,主要就散茶生产的数量而言 的。事实也是如此,入宋以后,散茶生产日兴一日,团茶饼茶,饮者愈来愈少,但 制作技术尤其是北苑贡茶,精益求精,其工艺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不过,也 应指出,宋代团饼生产技术的比精赛湛,争奇斗艳,都不是适应商品生产而只是满 足王公贵族奢欲的一种需要,是一种脱离社会根本实际的钻牛角尖的御用化发展。 这也即是说,宋代团饼生产技术的发展,对其时和后来的茶叶生产发展,没有多大 联系和影响。 在北宋前期的诗文中,谈茶叶,一般都是赞誉建安的龙凤茶。但是,至北宋中 期以后,随散茶的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文献中关于散茶的记述,也日益增多起 来。如上引欧阳修关于“双井白芽”超过日注,“为草茶第一”的评第,就是社会 上开始崇尚散茶的一种反映。欧阳修这么一说,也随即引起了越人的反驳,于是, 如《后山丛谈》所批评那样,其时社会上一度出现了日注、双井争胜的情况。《后 山丛谈》称:“洪之双井,越之日注;登莱鳆鱼,闽越江瑶柱,莫能相先后。而强 为之第者,皆胜心耳”①。不过,宋时虽然有人反对为散茶强第极品,但实际更多 的人则都喜欢把自己家乡的茶,说成“草茶第一”。如《岳阳风土记》中记载,岳 州邕湖茶,“今人不甚种植,惟白鹤僧园有千余本,……土人谓之白鹤茶,味极甘 香,非他处草茶可比并。”②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也载:“草茶极品,惟 双井、顾 渚,亦不过各有数亩。双井在分宁县,……顾渚在长兴县。”③ 类似的记载还很多,总之,随社会上对散茶的日益时尚,大家对散茶的品评和 家乡茶叶的推崇,也相应风行了起来。宋代的茶类生产,如有的史籍所说的那样: “南渡以后,茶渐不再研膏”,南宋时散茶生产日增一日,以至到宋末元初,散茶 完全压倒团饼而成为主要的茶类。关于宋末元初散茶成为主要茶类的证据,我们可 以王祯《农书》 的记述为例。 在王祯《农书》中,共提到“茗茶”、“末茶”和 “腊茶”三种茶叶。所谓“茗茶”,也就是有些书中所说的草茶和叶茶;这里把宋 人所说的散茶,分为“茗茶”和“末茶”二种。至于唐以前主要茶类的团茶、饼茶, 这里将之排在最后一位,并指出,虽然“腊茶最贵”,制作亦“不凡”,但“惟充 贡茶,民间罕见之”④。 老百姓一般很少饮用了。王祯《农书》成书于元皇庆二年(1313),其内 容虽然以元朝前期为主, 但当也包括一部分宋末的社会情况。 这一点,叶子奇在 《草木子》御茶条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其称元朝沿袭宋朝贡制,贡焙采造的贡茶, 仍是龙团凤饼的一类紧压茶,其形制虽然比宋代要简约得多,可是“民间止用江西 末茶,各处叶茶”①,就不大习惯饮用比较繁琐的团茶和饼茶了。《草木子》虽然 是撰刊于明洪武初年的一本著作,但其记述的内容,大都是元朝至少是元朝末年的 情况。所以,从叶子奇所记,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早在元朝时,汉族大多数地区, 一般就大多只饮用散茶和叶茶了。关于宋末元初我国茶类生产的改制,这还可从有 关文献中对制茶工艺的介绍得到一定证明。如所共知,从唐代陆羽《茶经》为始, 下迄宋代各种书籍,凡言及制茶工艺,千篇一律,都是介绍的团、饼制法,似乎制 茶技术,也就是团、饼生产技术。但至元朝的一些农书中,就一反旧习,主要只介 绍蒸青和蒸青末茶一类散茶制法,而不讲或很少讲述团饼的制造工艺了。 这一点,我们不妨也以王祯《农书》的记载为例。在《农书》介绍的茶叶“采 造贮藏”之法中,着重只介绍了蒸青散茶的制作。其载:茶叶“采之宜早,率以清 明、谷雨前者为佳。……采讫,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略 揉之,入焙,匀布火令乾,勿使焦。编竹为焙,裹箬覆之,以收火气。”②这也是 我国有关散茶或蒸青绿茶采制工艺的最早完整记载。但是,在这本书的同一处地方, 对团饼的采造方法,却只有“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罗,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剂如法, 印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这样寥寥几句,使大家见之不能仿,仿而不能造,而 且特别指出,“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团饼制法在这类面对广大农民的农 书中,就不提和不再多提了。这里还须指出,宋元团饼和散茶生产的消长演变,从 表面来看,似乎只是制茶工艺或茶类生产上的一种改制,但实际涉及我国茶叶文化 的各个方面,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次深刻改革。因为很明显,茶类生产的改制,必 然连带影响到饮茶的风俗和习惯;饮茶风习的变革,直接又影响茶具的革新等等。 所以,从这一角度上说,宋元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上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 我国上古的茶业和茶叶文化,正是通过宋代的一项项改革、发展,而由明清进而走 上近代的。如果没有宋代茶业的改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茶业和茶叶文化。 (三)城镇茶肆的兴起 茶馆又名茶肆、茶楼、茶店,是社会上饮茶相当发展情况下才产生的一种文化 现象。茶馆和饭店、酒肆,同是我国城镇商业和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所以,茶馆 的发展,受饭店酒铺的影响也较多。如《梦粱录》有这样一段记载:“汴京熟食店, 张挂名书,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 装点店面。”① 那么,我国是什么时候出现茶馆的呢?一般认为茶馆也最早产生于巴蜀,有人 据张载《登成都楼》“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之句,称成都大抵在汉代至迟在 西晋时,就已经有茶店。西汉时成都即有茶叶的买卖,这是多数人所一致同意的, 但是,单凭张载上述诗句来作茶馆出现的根据,似嫌不够。现存关于茶馆的确切记 载,最早见之唐朝的《封氏闻见记》。其称开元时北方因大兴禅教,所以“邹、齐、 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南方饮茶在前,自然茶馆也开设在 先,所以上录《闻见记》所载,不是最早的茶馆,只是现存茶馆的最早记载。唐代 南北茶馆虽有一定发展,但茶馆真正称兴称盛还是在宋代及其以后。 以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的茶馆情况为例。据孟元老《东京梦华 录》所载,北宋时,汴京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潘楼东 街巷的情况是:“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 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 之鬼市子。”①接着又载:“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 游吃茶于彼。”宋代社会饮茶的情况,正如有些古书所说:“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 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由这一社会饮茶实际决定,在茶馆中,除一般的茶馆 之外,还出现了上述晨开晓歇和专供夜游的特殊茶馆。这些都是宋代茶馆较过去尤 有发展之处。不过,也须指出,宋代茶馆的突出发展,还是在南宋时的临安。因为 这时称之为“都人”的临安居民,除原来杭州的土著外,大多来自汴京的达官贵人 和中原各地的流民,居民构成极其复杂。由于这样,临安的茶馆,融合南北茶馆甚 至其他文化的一些内容和特点, 首先使茶馆面貌改革一新。 如《都城纪胜》载: “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北宋汴京)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 茶坊皆然。”① 不仅北宋和南宋之间茶馆风貌有很大差异,如《梦粱录》所示,南宋初年和后 期,茶馆营业情况,也有不少发展。据记载,临安的茶馆,在南宋初年时,四时除 卖奇茶异汤外,冬月还添卖七宝擂茶,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等。开始卖梅花酒,大 致无什么热闹,但后来如《梦粱录》所记,“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 吹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 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这敲打响盏歌卖,无疑就是借鉴梅花酒肆 鼓乐吹曲破卖的一种发展。南宋临安茶肆的另一发展,也就是茶馆类型和功能的更 加多样化。上面说过,宋室南渡不只使杭州户籍暴增,而且居民的成份,也大为复 杂。为适应各不同阶层和职业者的不同社会需要,于是就随之出现了适合各个阶层 的多种茶馆。对此,《都城纪胜》在茶坊介绍中,有这样的记载:“茶楼,多有都 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汤为 正,但将此为由,多下茶钱也。又有一等专是娼妓弟兄打聚处;又有一等专是诸行 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谓之市头。水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 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对《都城纪胜》的上列记述,吴自牧在《梦粱录》中, 也作了具体的补充。如其关于茶楼的对象,就指明大多为“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 人”。对水茶坊的补充,则更为详尽。其称:“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 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 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 ①接着《梦粱录》也指出,“君子”也有适合他们的茶馆,如“张卖面店隔壁黄尖 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将检阅茶肆, 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所有上述这些史实,无不有力说明,宋代临安包括 全国其他城市,其茶馆文化都已达到一个较为发展的阶段。 不单城市,宋代乡镇茶馆,也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如在南宋洪迈的《夷坚志》 中,就有很多以茶馆为背景的故事。例如《邓州南市女》提到的“南草市茶店”, 《黄池牛》中描写的黄池镇茶肆,店面就有楼上楼下两层,茶客十分簇拥。邓州即 今河南邓县,黄池在今安徽宣城境内,这两地虽都是行商旅客常常歇脚之处,但毕 竟不是州会府治和通衢要津,是其时典型的普通乡镇。所以,我们从邓州南市和皖 南黄池两地茶馆情况,也足以看出宋代特别是南宋时,全国市镇茶馆也有一个很大 的普及和拓展。综合上述史实,我们可以清楚看出,至宋代,茶馆不但普及全国各 地,深深扎根我国社会生活之中,并且也充分显示,这时的茶馆文化,也达到了一 个较为成熟的阶段。 (四)榷茶和茶马 互市的成制榷茶和茶马互市,是我国宋代乃至明清茶政的两项主要内容。所谓 “茶政”,无非也就是国家对茶叶生产、贸易、税收等所颁布和制订的一些规定、 制度、法令和政策等内容的总称。换句话说,茶政也即政府对茶叶生产、运销的一 种干预,是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如前所说,我国最初的茶政,建之于唐。 据考证,我国也即唐代的茶政,是从贡茶和征收茶税所开始的。以贡茶和税茶 的时间来说,贡茶比课收茶税的时间似乎还要早些。所以,如袁高和李郢等关于茶 山贡茶诗中吟及的“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 帖催”等诗句所示,这些贡茶的诏谕和碑文,也即构成我国最早的茶叶法规和茶政 内容。关于唐代税茶的情况,上节已经介绍,自裴休十二法提出以后,我国茶叶的 法制,相对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但至唐末和五代,茶叶法制又复大乱。如 后唐李禀时,“于各要冲设税茶机构,自湖南至京(今洛阳)六七区纳税,以至商 旅不通”①。 所以,入宋以后,一为国用未丰,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 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种种积弊,故从北宗初年起,就逐步推出了茶叶官营官卖的 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这样两项基本国策。或许有人会说,榷茶和茶马互市, 不是在唐代就有了吗?是的,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大和九年十月 颁令榷茶,但十一月王涯被杀,榷茶刚刚开始就夭折了。所以,榷茶和茶马互市, 虽提出和见之于唐,但实际成制于宋。1.榷茶的实施。榷茶是一种茶叶专卖制度, 实质上也是一种茶叶税制。实行榷茶,一般寓税于中,不再设税。其实不是不税, 本身首先把税利就考虑计算在内了。但是,国家或官府对榷茶之利,还不限于茶税, 他们在垄断茶叶生产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低价向农民收购,高价向商人售出的手 法,一买一卖,转手之间,除税额以外,还取得了惊人的差额;这也是其与茶税又 同又不同之处。 宋代榷茶制度,前后有不少变化。但是,大体来说,宋朝榷茶的规定是,园户 (山区种茶的农民)生产茶叶,先向附近的山场兑取“本钱”,采制以后,以成茶 折交“本钱”;多下来的茶叶,不准卖给别人,要悉数出售给山场。至于茶商买茶, 也一改过去向产区农民直接收购的习惯,而是先向榷货务交付金帛,然后凭券到榷 货务货栈和指定的山场兑取茶叶再运销各地。宋代榷茶,始于乾德二年(964), 是年诏在京、建、汉(汉阳)、蕲口(今湖北蕲春)各置榷货务 ① 开始榷茶。第 二年,又以苏晓为淮南转运使,“榷舒、庐、蕲、黄、寿五州茶货,置十四(一作 四十四)场,一萌一蘖,尽搜其利”②。 这是宋代开始榷茶的情况,其榷货务和山场不断变更,直至太宗太平兴国年间, 才相对稳定为六务十三场。其六务为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真州(江苏仪征)、 海州(江苏连云港)、汉阳、无为和蕲口。十三场是蕲州的王祺、石桥、洗马、黄 梅,黄州的麻城,庐州的王同,舒州的太湖、罗源,寿州的霍山、麻埠、开顺口和 光州的商城、子安等。 宋朝是一个长期在辽、金和西夏侵扰、威胁下被侮苟安的朝代。所以,作为其 敛财来源之一的榷茶制度,也常随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动。如最初的榷 茶,只限江淮和东南一带,川峡、广南,听民自买自卖,禁其出境。但是,至嘉祐 四年(1059),废榷茶改行通商法(徽宗崇宁后又复榷东南茶叶)。至熙宁七 年(1074)“天下茶法既通,而两川独行禁榷”;也即全国其他地方可随便买 卖,原来不榷茶的川峡一带,反倒增设提举司,“榷川茶以换取边马”实行起榷茶 来了。再如商人向榷货务购茶,先前只须交付金帛,雍熙后,由于兵战需要,就改 令商人输粟京师,或纳粮于边塞,然后再按值付券,准予兑卖荆湘、江淮茶叶;这 也即北宋时一度所推行过的贴射,三说和四说诸法 ①。 总的来看,宋代榷制,在徽宗以前,变化较多且乱,崇宁四年(1105)推 行引制以后,开始比较稳定下来。引法分长引和短引两种。长引在商人交纳银钱边 粮以后,由榷货务发引自买于园户,然后返销引面注明的远方州军。短引只限于产 地和邻近州县出售。 崇宁以后,南宋、元、明和清代,虽然有时也短期实行过税茶或其他榷制,但 基本上都仿效和沿用北宋这种引制,直至咸丰(1855—1866)以后,清廷 被迫允许外商在我国腹地开厂设栈,引法渐废,榷茶才最后为厘金和其他捐税所替 代。2.茶马互市的成制。茶马互市,是我国唐宋至明代时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施 行的一种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我国内地有茶缺马,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又 多马和无茶,故我国历史上的边茶贸易,长期就多采用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的交换 形式。 从文献资料来看,早在唐代,就有“回纥驱马市茶”的记载。但是,不说唐代, 即便五代和宋朝初年,这种茶马交易,也未成为定制。因为至宋朝初年,与边疆少 数民族博马,主要还是用铜钱。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盐铁使王明才上书:“戎 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这样乃设“买马司”,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 茶药主要是茶来换马。这可能也是我国由国家最早制定的茶马互市的政策。在设买 马司的同时,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 良马。神宗熙宁七年,在四川也推行榷茶,于川(成都)、秦(甘肃天水)分别设 立茶司和马司, 专掌以茶易马之务。 南宋时,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形容说: “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就是描写熙宁建立茶、马司以后的情况。 至“绍兴初,陕西失守,……乃奏合四司为一司”①;即朱高宗赵构,诏并川秦茶 马四司为都大提举茶马司。 所谓都大提举茶马司,《宋史·职官志》称:“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 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此机构设立以后,南宋茶马互市的机构,就相对固定为 四川五场,甘肃三场这八个地方。川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所换马匹, 大都用来作役用。秦场全部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互市,所博马匹高大健捷,主要用 之以为战马;这也是当时茶马互市的重点所在。元朝不缺马,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 货交易。明代初年,恢复茶马互市,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由上述榷 茶和茶马互市,我们从茶政的建设上,同样也能看到宋代在我国茶业史上所具的承 前启后的作用。 (五)辽金茶事 辽金是我国两宋时在北方所建立的和宋前后对峙的两个政权。辽的范围,主要 占居我国北方燕、云十六州的长城以北的广大区域。其五京中:东京为今辽宁辽阳 市,西京为今山西大同市,南京即今北京市,上京约在今内蒙昭盟巴林左翼旗附近, 中京位今昭盟宁城县。北宋初年,在宋太宗时,曾二次出兵攻辽,企图收复长城一 带辽国占地,结果二战皆败,自此辽骑也经常越界南侵,劫掠骚扰,威胁着北宋的 边境。公元1004年,辽统治者亲率大军南下,一直打到黄河边,宋、辽军队在 澶州(今河南濮阳)相持时,宋真宗为急于实现停战,接受了辽方提出的每年交纳 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撤军条件,这就是所谓“澶渊之盟”。辽宋订盟以后, 宋辽之间也大体保持了一个世纪比较安宁的边界。金是女真人夺辽以后继辽与宋对 峙的政权。女真人原居松花江流域,唐初时建渤海国,五代时为契丹人所灭以后, 其黑水部转属契丹并改名为女真。12世纪初,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 于1115年建立“金国”;1125年金灭辽以后,金人就开始了与宋争夺中原 的斗争。1127年,金人攻陷汴京,虏徽、钦二宗,北宋政权也随之灭亡。11 29年,金兵主将兀术再次率兵南侵,渡黄河后经徐州泗川直逼扬州,宋高宗仓惶 出逃,金兵穷追300里,一直打到杭州、越州(今绍兴)和明州(今宁波)一线, 把宋高宗等王室权臣赶入海中,其时以至后来,只是中原人民不断掀起反金斗争, 才使宋高宗又回到临安,从而重新出现了一个金、宋南北对峙的局面。前面四节, 我们都是讲的宋和南方的茶业情况,北方辽金的茶事、茶政情况又怎样呢?下面我 们用不长的篇幅附作一说。 契丹人建辽之前是否饮茶?文献中未见反映,但是,在辽国的有些地区,至少 南京、西京和燕、云十六州一带的原来汉人居住区,饮茶是在中唐时便转相仿效, 形成风俗了。至于契丹人,则至迟在五代时就已有饮茶的习惯,据称早在南唐时, 契丹就有驱“羊三万口、马二万匹”至南唐“价市罗绮、茶药”的记载。入宋以后, 特别是澶渊订盟的百年对峙时期, 北宋政府在边界上设立了不少专与辽国通商的 “榷场”,宋人以茶叶(包括茶具)、盐、铁、丝绸和各种器物,来换取契丹的牲 畜、毛皮等土产。在这一长期交易中,输辽宋货,尤以茶叶为大宗。这即是说,在 北宋时,由于我国南方茶叶能源源不断运销辽境,所以在广袤的辽国北土上,饮茶 和茶叶文化,也明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一点,近年在河北宣化下八里村发掘辽 代墓群时发现的多幅茶事壁画,就颇能说明问题。 在宣化下八里村6、7和10号辽代墓壁画中,其画面都有茶具或与茶事有关, 过去报刊对此称之为“茶道图”。这里插说一句,关于把这些壁画名之为“茶道图”, 似可斟酌。以大家报道和研究较多的7号墓中的壁画为例,实际是一群孩童到书房 和茶室的戏闹图;既无内蒙赤峰沙子山元代墓葬壁画那样烹煮、冲点过程,也不见 主人会客品饮的场面,恰恰是仅有茶和茶具并未展示或体现饮茶之道的一幅图画。 笔者认为这与其说是“茶道”,不如称之为“茶寮”或“茶室”图为好。从所附7 号墓东壁这张壁画的画面来说,我归纳为“三一、二”:即一套食盒,一套茶具, 二张桌子,一圈人。画的中间,是桌子、食盒、茶具和站在其间的一位年轻主妇。 在画面外围的7个男女孩童(四汉三契丹装束)分成二组,右面三个孩子为一组, 一个稍大些的男孩跪在地上,肩上站着一个正在从挂篮里“偷取”桃子的女孩,附 近另站着一个弯着腰用衣襟仰接女孩抛下的桃子的男童。左上角的四个孩子,见大 人的突然来临,害怕地相偎躲在食盒后面的桌旁,既想躲避一场责骂,又不忍离开 那衣兜里的已经到手的几只桃子。下面再讲讲物的摆设。在一叠盖放好的食盒后面, 相邻放着二张桌子。一张桌上放有几本书籍和几件文房四宝;另一张桌上放的是饮 食器,有6只白瓷碗、4只白瓷碟、1只白瓷托和1把执壶及果盒等。在食盒和桌 子右边地上,一排放有茶碾、茶盘和茶炉三组茶具。茶碾有碾槽和碾轴二个组件; 茶盘中放有曲柄锯、茶刷和饼茶各一;茶炉则分炉座和炉身二层,另外上面还置有 一把银执壶。那么,上面图中这些器物,又能向我们说明些什么情况呢?其一是前 面已提到,根据此屋陈设,既不是卧室,也不象一般的书房,而当是接待来宾或专 门饮茶的客厅和茶寮。第二,由食盒、果盒、茶盘和茶炉的施漆和造型等情况来看, 这些辽国地区的殷富之家,不但茶叶、茶具来自南方,其饮茶的礼俗,也大致达到 与南国相仿的程度。很明显,客厅或茶寮中设置的食盒,除存放各色茶叶和茶食以 外, 当还有一些点茶用的配料和药物。这就犹如北宋时朱#凇镀贾菘商浮分兴 担骸敖袷浪? 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 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食亦先水 饮,然后品味以进。”① 在唐宋的文献中,常见“茶药”和“茶汤”联用,这显然是以茶、汤待客礼俗 俗语的一种反映。辽国先汤后茶,这和南方有些地方待客的风俗正好相反;但这正 如朱#担骸按怂妆樘煜隆保怂滓彩谴幽?方流传辽国的。第三,这时辽国不仅 形成了与宋土基本相近的饮茶习俗和茶叶文化内涵,而且在茶文化的地区化、民族 化方面,也已取得了不少进步和发展。如图中所出土的白色瓷碗和瓷托之类,就和 南方特别是建瓯一带崇尚黑盏的风气不同,这些瓷器,很可能是定窑、磁窑和辽境 内各窑所生产的。其次,其碎茶用具有锯不用锤,这可能是适于游牧需要的一种适 应性改革。再是“辽墓壁画中煮汤器不用金属制的? ,而用银铜执壶直接煨于炉口 之上,这一点和中原不同,可能受了游牧民族用银、铜壶煮奶茶的影响有关。”② 由上面几点,我们对辽时我国北方饮茶和茶叶文化的概况,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二点 结论:即辽国至迟到辽国后期,不但燕云十六州农区的汉族和契丹人具有了和南方 相差不多的饮茶习俗和文化;就是留居在塞北广大草原游牧的契丹牧民,也已形成 了适合自己的饮茶方式和文化内容。 宋代我国茶业发展的形势,犹如南宋时《铁围山丛谈》所载:“茶之尚,盖自 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①“祐陵” 不是年号,大致系指宋哲宗和徽宗之交的这段时间。这也即是说,我国对茶的崇尚, 是盛于宋,而尤以宋徽宗接位前后,达到了最高潮,另外,辽国的南疆只到燕云长 城一线,金国南进不只占有中原,一度还握有淮北若干茶叶产区。根据这二点,照 理北方在金人统治时期,茶叶饮用较辽应该还要发展。但是,事实不然。这是为什 么呢?因为此时南宋虽只有半壁江山,但我国经济重心已经移到南方,在农业上, 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圩田的大量兴修,不但增加了耕地面积,也较大地提高了 粮食产量;再是这些棉花也由两广和福建开始慢慢传到长江流域,在农业发展的同 时,手工业、商品经济也有进一步发展,所以在南宋时,特别在一些城市,出现了 表面的繁荣。如京城临安,迅速发展为有39万户、100多万人口的消费城市。 所以,南方饮茶和茶业的持续发展,是有其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北方则不然, 因为金人进兵中原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广大黄河流域的一次摧残和破坏过程,在金 兵占领的有些区域,史书中往往形容为“荆榛千里”的荒凉之境。留在中原的汉人, 由于金国统治者硬性把“猛安、谋克”(女真族军户)派到各地监视、治理大家, 这些军户自己不劳动,强迫农民为他们耕种。在一些城市如中都(今北京)附近, 金国统治者甚至圈占民田当牧场或猎场;再是运用滥发纸币的手段来进一步进行掠 夺,结果,使物价不断上涨,人民损失无法估计。因为这种糟糕的经济,所以金国 在茶的饮用上,尽管明知是一种倒退,但也不能不取“禁”的姿态。据《金史·食 货志》记载,金人的茶叶供应,“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世宗大 定十六年(1176),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①。这即是说,金初,其 茶叶来源,一是宋政府的输纳,二和辽国一样,主要通过榷场的民间贸易,至大定 十六年起,由于金政府感到有点承受不了南方茶叶的大量涌入,就对这种榷场茶叶 贸易,提出一些限制和规定。一方面对南茶北销加以限制,另一方面,金人如在泰 和元年(1201)二月,“去造土茶律”②,在其统治的范围内,对凡可以栽培 和制茶的地方,又大力提倡生产茶叶。如金人在泰和“四年三月,于淄(今山东淄 川)、密(今山东诸城)、宁(辽宁州在今辽宁境内,金密州不详,很可能在鲁南 或豫南)、海(今江苏连云港)蔡州(今河南汝南),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 每斤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 袋数,付各司县鬻之。”不但金地新建茶坊生产的茶叶,通过行政渠道实行包销, 而且皇帝也亲自尝试和加以提倡。据记载,是年章宗谓“宰臣曰,朕尝新茶,味虽 不嘉,亦岂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③。 不过,由于新设的这些茶坊,作伪严重,第二年曾一度“罢造茶之坊”。不过, 金章宗也随即传谕:“今虽不造茶,其勿伐其树”,关且在泰和六年,“河南茶树 槁者,命补植之”;这些都说明金统治者面对社会对茶的迫切需要,确实也想出了 不少对策。但上述措施,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北方饮茶的需要,这就不得不使金人由 限制茶叶输入,进一步提出禁止百姓饮茶的问题。 《章宗本纪》称,泰和六年“初定茶禁”,七年春正月,“有司奏更定茶禁”。 金人禁茶,主要在章宗完颜璟和宣宗完颜殉这段时间。据记载,在泰和六年十一月, 尚书省上奏说:“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 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属之物也,若不 禁,恐耕财弥甚。”这样,完颜璟才正式下令:“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 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宣宗时,茶叶走私的情况更严重,于 是在元光二年(1223)三月,又一次发布茶禁 ①。 “省臣以国蹙财竭奏曰:‘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阙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 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 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 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 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货,而资敌乎?!,”乃制“亲王、 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赏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 赏宝泉一万贯。”金宣宗把允许饮茶的对象,由七品压缩到五品以上的要员,实际 也只有女真贵族才能饮茶。金人对茶叶的一禁再禁,实际不说对官府,即使对民间 豪富,也是禁断不得的。不过,这虽说在金也是一种临时措施,但从整个对茶的政 策和态度来说,金人和辽不同,不是实行放开而是一种紧闭的政策,这对北方过去 那种饮茶和茶叶文化的发展势头,不能不是阻遏。所以,在南宋我国茶业和茶叶文 化继续蓬勃发展的同时,在金人统治的区域,社会上饮茶的情况,较辽时还要冷落 一些。 我国中原和北方饮茶的再兴,是在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南宋时我国基本也处于 分裂割据的局面。公元1227年,蒙古军首先攻取了我国西部的西夏,1234 年,联合南宋又灭掉了北方的金国,接着征服了吐蕃、大理和交趾后,于1264 年把其统治中心由和林(今内蒙和林格尔)迁至燕京(今北京),1271年正式 改国号为元,1276年攻下临安,共用了40多年时间,才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 业。所以,元和辽、金不同,非产茶的茶叶消费区和南方茶区,尽在同一的版图之 中。应该承认,元朝在攻占各地和统治的过程中,有不少如占夺大量土地,废农为 牧和把百姓隆为奴隶、驱丁等破坏社会生产的做法,但另一方面,也推行了某些有 利农业生产的措施。 如其由官府编写和多次印发《农桑辑要》 一书,就是一例。 《农桑辑要》编撰于灭金但宋尚未亡的时期,所以书中也未涉及多少茶事。但在元 朝其后出版的另二部农书—— 王祯《农书》 和《农桑撮要》中,就都把茶树栽培 和茶叶制造作为重要内容来介绍了。由唐及宋,茶业和茶学著作有很大的发展,但 是在农书中提及茶树栽培的, 只有五代韩鄂的《四时纂要》 一书。所以,由王祯 《农书》和《农桑撮要》特地增添茶事内容之举,可以看出,元朝统治者不但对茶 的生产和贸易没有什么禁止或限制,而且是取一种支持和倡导的态度。所以,尽管 从总的来说,元代对农业是有“摧残”①的话,但对特别是中原和北方的茶业和茶 叶文化,还是呈恢复和上升之势的。 —————————————————————— 竹露荷风坐拥书城;亦凡公益图书馆重新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