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一抹淡虹 圣经上说,虹是上帝与人类立约的标记。上帝的使者搭起中西文化交 流的虹桥,只是这座桥未免单薄了些。 在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同时,中西文化交流也以他们为媒介逐步展开。上帝的使 者身兼文化大使,在中西双方搭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 最早,唐代景教士带来过西方医术,能治眼疾,甚至能施穿颅术。他们还曾 “广造奇器”,但究竟造了哪些奇器,可惜已无法得知。 元代中国与西方往来的使者,绝大多数是与教务有关的人员。在他们的穿梭下, 彼此断绝已久的关系又再接续起来。西欧一度绝迹的中国丝绸、瓷器,这时又源源 而至,成为当地的贵重之物。 中国文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影响也有迹可寻。在意大利西埃那市政厅会 议室,有文艺复兴初期给下的两幅大型壁画,一幅画的是将军骑马巡行寨堡,另一 幅是城乡风光,虽然体裁不同,但构图都受到中国横幅画卷的影响,且置物布景颇 带中国画风,从许多细节上也都具有中国绘画特色。 至于当时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似乎不多,除了教堂带着些西方建筑特色外,最引 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一匹“天马”了。这是元顺帝时,访华的教廷使团,应元皇室的 请求,特别带来的礼物。此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两蹄皆白, 从皇帝到王公大臣,无不对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天马赞》、《天马行》、《天 马颂》之类的诗文纷纷出笼,元顺帝还命画工精绘“天马图”一幅。一股天马热成 了元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 色光映神州 空前美丽的虹直到明末清初才出现。此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论广度、深度都 前所未有。来华耶稣会士在“学术传教”的过程中,亦予亦取,造成中西两学双向 交流、互相渐染,而以西学东渐为主流,中国变“出超”为“入超”的格局。 西学东渐惠及中国的,最突出的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虽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 许多方面居于领先世界的地位,但到了近代,却远落在西方之后。到耶稣会士进门 的时候,这种差距已相当明显。传教士们首先把西方许多先进的科技知识传播到中 国,同时也带来了其他一些文化成果。 窥天窥日 耶稣会士来华之前,中国人还不知道人类居住的大地是圆的。天文仪器的制造 也落后于西方,使用的传统历法亦多疏舛。 利玛窦不但为中国制造了许多天文仪器,而且首先介绍了地圆说。很难想像, 在不了解人类居住地基本形状的条件下,人们能够具有认识宇宙真面目的慧眼。从 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利玛窦辈引领中国人,向近代天文科学领域迈出了重要的 一步。 汤若望则主持制定了“西洋新历”供中国使用。他的参与,才使洋洋180万言的 《崇帧历书》得以问世。此书共137卷,其中介绍了西方历法和天文学、数学、计算 工具、测量方法等多方面的新知识。 汤若望还为钦天监制造了浑天球、白玉地平日晷、大小望远镜、观象仪等天文 仪器,写下了《浑天仪说》、《古今交食考》、《西洋测日历》、《星图》、《恒 星表》、《测食说》、《测天约说》、《赤道南北两动星图》等多种天文著述。南 怀仁在主持治历的同时,也制造了多种天文仪器,写下若干天文著述。 在教廷宣布解除对哥白尼学说的禁令之后,传教士又对日心地动说予以宣传介 绍。法国籍耶稣会士蒋友仁(P.MichaelBenoist)是其中代表人物。他按新说介绍 了天体与地球的关系以及恒星和行星的旋转理论,为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传播最先 启蒙。 对耶稣会士们的天文历法之术,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明确承认:“有我中华昔 贤所未及道者”,“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注]自从洋教士们参与乃 至主持宫廷的测天治历工作,钦天监里就一直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即使禁教期间也 没有断绝。 五大洲和皇舆图 在对世界地理的了解方面,直到和耶稣会士开始对话的时候,中国人还不知道 世界上有五大洲,对中国是在四方大地的中央还坚信不疑。利玛窦首先向中国人展 示了世界地图。他亲自摹绘的《山海舆地图》,附以中文注释,告诉中国人天下分 五大洲,介绍了经纬度理论和划分方法,计算出地球周长为九万里,地厚28600余里 (数据与实际略有出入)。此图在中国多次刊刻,流行之广几遍全国,学人著述亦 多引其说。 利玛窦的同事、西班牙人庞迪我(P.Did,de Pantoja),则绘制有世界分洲地 图。每洲一幅,图的四周附以文字说明,略志各国概况。意大利的艾儒略(P. Jul ius AJeni)著有《职方外纪》,更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情况,绘图立说,“是 为吾国之有五洲万国地志之始”[注]。 清康熙年间,法国的耶稣会士白晋、雷孝思(P.Joan-Bapt Reds)、杜德美 (P.Petrus Jartoux)等人,与中国学者一道承担了测绘详细的中国全图的任务。 他们运用当时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法等,测量绘制成《康熙皇 舆全图》,成为当时中国最科学、最优秀的全国地图,也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 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注]。 其后,蒋友仁在乾隆朝绘制了新的世界地图,把探险家们新发现的地方加了进 去,被最新研究所否定的内容则予以删除,各地位置也采用最新测量出的经纬度标 示。他还受命参与绘制《乾隆皇舆全图》,共104幅,内容较《康熙皇舆全图》更为 丰富详密。 “女王”的领域 数学素来有“科学的女王”美称。在她的领域里,耶稣会士对中国也多有帮助 和促进。 最著名的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这是介绍当时流行于欧洲的 欧几里德平面几何的系统著作。此书大大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几何学的内容,得到当 时和后世中外学界的高度评价,梁启超誉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利玛窦还与徐光启合译了应用几何著作《测量法义》和《测量异同》。与李之藻合 泽《同文指算》,这是应用算术方面的著作,其中以系统地介绍西洋笔算的部分为 最重要。它突破了中国算术囿于筹算、珠算的框框,引进了自加减乘除法以至开方 的笔算方法,并附有练习题。此书中还首次介绍了比例级数。 清顺治年间,波兰籍耶稣会土穆尼格(P.Nicolas Smogolenski)传授了对数表, 他与中国学者薛凤祥所译的《天步真源》,有系统地介绍了对数知识。康熙朝讲学 内廷的会士,进而把代数学介绍给中国。 从望远镜到西洋大炮 格物究理中国讲求久矣,但与近代物理学结缘,最早也是由耶稣会士牵线的。 汤若望以中文写成《远镜说》,对“镜之制造,镜之功用,说解详明,并有大 图多幅”,是为光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始。与利玛窦工作过的教士熊三拔(P.Sabbat hinus de Ursis),著有《泰西水法》,其中介绍了抽水机、蓄水机等水利机械的 构造原理。稍后,作为罗马科学学会成员、并且是伽利略好友的耶稣会士邓玉函 (P.Joannes Terrenz),与中国学者王征合著有《远西奇器图说》,阐述力学的重 心、比重、杠杆、滑轮、斜面等方面的理论,并介绍了一些实用机械的构造,书后 还附有《自鸣钟说》,介绍了机械钟表的构造原理。 随着耶稣会士的到来,像自鸣钟、望远镜、显微镜等物,开始在中国落户安家。 而在器物制造方面,比这些奇巧玲珑之物对皇朝更显实效的,乃“西洋大炮”。 明末皇家为了对付满洲军队,从澳门请来了有专长的教士陆若汉(Jean Rodri seaus)等20多人从事铸炮工作,可真谓立竿见影,挟所铸出的“红衣大炮”出关作 战,顿显神威。努尔哈赤就是在与明军作战中被此炮的弹子“咬”伤致死的。汤若 望也曾受命主持为明朝铸炮。他对制造大炮本是外行,只好临时抱佛脚进行研习, 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而成品竟然奇迹般地出来了,计有大炮20多门,还有若干能 驮在马背上的小型炮。为此,崇祯帝特颁金匾嘉奖。 清朝也没有忽略这项工作,自康熙十三年至二十一年(1674—1682年),由南 怀仁主持,共制大小洋炮372尊。康熙还饶有兴致地亲临芦沟桥场地观看试放情况, 嘉其“制造精坚”。及至南怀仁去世,康熙帝的御制碑文中,还特别称道其“幸运 巧思,督大器,用摧坚垒,克裨戎行”[注]的功绩。这种洋炮不仅用于平定藩乱, 在雅克萨对俄自卫反击战中也发挥了作用。南怀仁还著有《神威图说》,专门介绍 铸炮技术。 西洋楼 在建筑技术方面“西洋楼”是最佳范例。 圆明园中著名的西洋楼,是一组带有意大利洛可可风格,但也具有中西合璧特 色的石造建筑,从西到东共有谐奇趣、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 大水法(喷泉)、线法墙(按透视法绘制的布景画)等。整个建筑是在意大利籍著 名耶稣会士郎世宁(F.Josephus Castiglione)主持下,由蒋友仁、王致诚(J.De nis Attiret)等人配合设计建造的。 据行家介绍,从西洋楼建筑表现出的艺术风格的特点看,“在欧洲同时期的建 筑中,也不失其‘尖端’意义,而在中国这块艺术土壤上,它更成为世界建筑史上 的一朵奇葩”[注]。并举出现存实物为证:远瀛观正门花雕双柱今犹残存其一。若 仔细审视,即可发现它虽名为石柱,实际上是雕成一串垂悬的花环,柱顶以西式环 扣交相拼接,整个柱身刻成长叶串联之状,因此上宽下窄,与一般西式圆柱完全不 同。这根花式柱子不仅为今日整个圆明园遗址最引人注目之物,它在西方建筑中也 是绝无仅有的。 丹青与书林 耶稣会士中不少人在绘画艺术方面颇有造诣,郎世宁最为典型。他自康熙末年 进宫廷供职,一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以78岁高龄病卒,此间留下了大量画 作。他本承文艺复兴的西方画风,到中国后又精心研究吸取中国的传统画风、画技, 作品送能中西合璧,独创一格。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尚存有郎世宁的若干作品。台北 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在1982年出版过《郎世宁作品专辑》,收画66幅。 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马术图》是其力作之一(王致诚等参加绘画)。此画 描绘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赐归降的蒙古部族首领观赏马伎的实况。以被接见的11位蒙 古贵族居画幅正中,乾隆帝则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是表演马术 的骑兵。据行家介绍,此作构图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不同,系以侧 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接受东 方贤士礼拜的构图形式。 还有郎世宁与别人合绘的一幅《乾隆雪景行乐图》,“图中树林坡石皆取中法, 人物头像则仿西法,建筑运用透视。”构图深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注]。 郎世宁的画路很广,从自然景物到人物肖像,从花草树木到飞禽走兽,在其笔 下都颇见特色。他尤善画马。留下了《八骏图》、《十骏图》、《百骏图》等精品 佳作。 书为学之本。明末清初西方书籍输入中国的规模颇大。仅明万历四十八年(16 20年)由金尼阁(P.Nicolaus Trigault)率领的教方使团一次就带来西书 7000部, 是为当时西方大学文、理、医、法、教、道等六个科系主要课程的教学用书。这批 书藏于北京天主教北堂。到1937年的时候,还有570部存留。 在华传教士们也译、撰有大量著作。自利玛窦来华后的大约200年间,来华耶稣 会上有著作可考的约70余人,著作370种,具有科学内容的120种。其中利玛窦、汤 若望、南怀仁和罗雅谷(P.Jacobus Rho,意大利人)四人就占75部。 无形的冲击 这缕缕虹彩色光给神州带来的,不止于有形的装点,更在于无形的冲击——对 学术范式和思想传统的冲击。 科技水平本来领先世界、有着光辉古代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未能在近代科学方 面率先实现突破?诸多原因中,传统学术范式的限制不失为其内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母子 中西文化是不同母亲的产儿。中国文化之母是先秦学术,而西方文化之母是古 希腊学术。古希腊学术的代表人物作为哲学家也几乎都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 首先和着重追寻的问题是自然的本源,因而其学术是以自然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与 之相适应,思维上也就容易建立起严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先秦学术的代表人物, 除个别的对自然科学有所涉猎外,大多可谓“科盲”。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形成具 有决定意义的儒家,与自然科学更是几乎绝缘,他们所胶着的主要是社会政治、伦 理,因而其学术是以人伦主义为基本特点的。与之相联系,思维方式未能建立起严 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钻入“玄览”、“内省”的牛角尖。 与西方学术相比,中国传统学术具有重社会,轻自然;亲具体应用,疏抽象思 维的偏颇。这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有的中国学者反省及此,深有感悟地说: (我)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 语绝于无验。[注] 诚然如此。我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大多属于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是对自然 现象的直接描述,生产、生活需要的实用性很强,但很少能作出理论的概括和分析。 例如古代天文学,是为了农业用历甚至“观天象而卜人事”的需要,即使记录 了许多宝贵资料,却并不善于从中探究其规律。例如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以我国 最早而又系统,从春秋到清末出现的31次,次次都有详细记录,但就是未能发现周 期的规律,而使此功终为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所居,这颗彗星也就永远冠以一个西方 人的名号了。 地理学也有类似的流弊。中国在地理绘图方面最早取得成就,如马王堆三号汉 墓出土的地形图;绘制的时间比原认世界上最早的地图(产生于西方)要早300多年, 且绘制的精确度颇高。至于宋代绘制的《禹迹图》,更以其对中国水系和海岸线的 准确描绘,被公认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然而,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 大帝国,地图的绘制是为了皇帝家天下内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城池防御、水利 交通等方面的需要。这就把中国的地理制图引入一个小范围、大比例尺的轨道,老 是在自己的鼻尖底下转圈,所以绕来绕去也总绕不出国门,更谈不上绕出个地圆来, 在建立和发展地理学知识系统方面更是步履蹒跚。 数学的情况也类似。中国古代数学代表作的《九章算术》,从篇目上就可以看 出它实用性的主要目的,如“方田”讲田亩计算,“粟米”讲谷粮比例交换,“衰 分”讲比例分配,“商功”讲工程计算,“均输”讲运粮和派徭问题等。全书涉及 246个关系到当时生产、生活的实际应用问题。筹算和珠算相继在古代数学中占统治 地位,也是因为这两种算法的特长都是数值计算,能直接用于实际需要。这样,中 国古代数学只是作为实用领域的附庸,未能像西方那样发展成纯理论性的独立学科。 物理学的不兴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病于此。基础理论发展不起来,器物制造也不 求高奇。对所谓“奇技淫巧”恶于谈,更不屑于做,视之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末流 之物,甚至妨碍圣贤之道的邪恶之物。 催化出细流 对于这种学术范式和思想传统来说,号称“万能博士”,从事“学术传教”的 耶稣会士们,带来和译、撰许多学术著作,带来和制作许多“奇巧”器物,传授许 多西学知识,并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施加着其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一切,不能不 产生冲击作用,使中国固有传统再也不是一道凝固的冰河了,它开始被催化出道道 细流。 翻检《四库全书总目》,不时有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所译。撰的“西学”著作。 《四库全书》是由清政府组织纂修的,对中国的古书进行了大量的删削改毁,而一 些西学书籍竟能研身其中,足见其影响力不可小觑。梁启超就把此期西学的输入称 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大公案”。他持论: 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 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下,学术空气当然变换。[注] 的确,在耶稣会士和他们所带来的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知识阶层中产生了 前所未有的分化,与杨光先辈顽固派形成鲜明对比,出现了一些热心西学的典型人 物,从官绅士子到九五之尊都有其例。 金针度人绣鸳鸯 徐光启可作为士大夫当中的代表。他在儒家传统思想的深深熏陶下入仕,官至 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竟勇于冲破旧的思想樊篱,不但自己无顾忌地向洋人学 洋学,而且还力倡变革传统学术风习。他在说明为什么要译《几何原本》时,说过 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 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 者,又非止金针度与……其要欲使人真能自绣鸳鸯而已。[注] 由此便更能深切体察出他与传教士交友合作的深意所在。他翻译和撰述科技著 作,也不是仅止于知识介绍,而是要启迪国人,将西方科技的“金针”变为己用, 达到能“自绣鸳鸯”的境界。他还明确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深刻思想, 即不仅立足于学,而且着眼于“超”,为能超则求融会贯通中西。 另有一名王征的士大夫也是典型代表。其人是关中泾阳人,明朝天启初年中进 士,与传教士交往甚密。他除了与教士邓玉函合译《远西奇器图说》之外,自己还 撰写了《诸器图说》一书,不但介绍器物的结构和制造方法,而且重视阐释原理。 据王征自己介绍,激发起他钻研制器强烈欲望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 记述的异域奇器,诸如“能盘水直上山城,绝不赖人力,其器自能昼夜运转”的抽 水、扬水机械;“倾一国之力,用牛马骆驼千万莫能运”的巨舶,而由一人“举手 引之”,便能“如山岳转动,须臾下海”的船坞设施等。知道西洋有此等事物,王 征“爽然自失,而私窃向往”,慨然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缘得当吾世而一睹 之哉!”他还进而阐发了这样的看法: 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虽 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注] 其中,传统学术思想的偏见虽然还隐然可见,但与认为“‘几何’者,盖笑天 地之无几何耳”的人们,与嫉“奇技淫巧”若洪水猛兽的杨光先辈相比,仍是智愚 立见。 这类热心西学的士子,在明末清初已不是绝少的特例,而形成一个群体。 英君的表率 皇帝中要数康熙大帝最为典型。他对“近世之人,事儒学者空谈理数,拘守旧 闻”不以为然,积极倡导拓广见闻,学习西洋先进科技。从历法之争的事局中,他 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作为主宰一切的皇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愤而 自学焉”[注],决心使自己成为科学上的行家。 他在日理万机之暇,下功夫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物理、生物、 工程技术、美术、音乐、医药等诸多学科的知识,聘请了来自意大利、葡萄牙、法 国、比利时、德国等诸多国家的耶稣会士作老师。 康熙帝学习之刻苦,令人钦佩。他自己说,为了熟记《几何原本》一书,至少 读了20遍。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还收藏着这位皇帝当年为学习自然科学科目而 特制的炕桌。它的桌面由三块可自由挪动或取下的银板组成。中间一块最大,光洁 平滑,用以书写和绘图。两边桌面分别刻有斜线、直线、横线等各种线条和大小不 一的格子,标着许许多多的数据,还有精密度为千分之一的分厘尺。桌膛内有七个 长方形无盖的捕木屉盒,用以放置各种小件仪器和计算工具。由这张炕桌,仿佛就 能看到它当年的主人盘膝而坐、伏案苦学的生动形象。 康熙帝很善于学以致用。譬如,顺治帝时曾仿造若干自鸣钟,因关键部件不得 其法,故走不准,成了徒有其形的玩物。康熙帝利用所学的有关知识进行修理,使 之尽皆完好。 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成了康熙帝随时随地的事情。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 他还坚持进行地理学的调查研究。每到一处,都记录下地貌、地质、水利、农业、 生物等方面的材料。在浩瀚的沙漠中行军,面对滚滚黄沙,他能独具慧眼地发现一 些有价值的问题。例如根据沙漠中有螺蚌甲壳的存在,结合实地调查,记录下该地 曾为泽国,“水退而为亲沙”的科学假说。他运用地学知识,根据地形地貌的特点, 即可辨别出蓄水的不同情况,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沙漠行军人马饮水这一大难题。 康熙帝还亲自主编了大部头的《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多种自然科学书 籍。其中《数理精蕴》大部分内容是介绍由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称“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 为了研究和学习西洋的器物制造,康熙帝仿照法国的国家科学院在宫中特设 “艺学院”,集中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工艺家在此工作。在罗致重用人才方面、礼 遇数学家梅文鼎、梅谷成祖孙两代之事,已成为历史佳话。 乾隆皇帝也值得一提。他是禁教时期的一位君主,但被耶稣会士们认为是很能 从他们那里“骗取”西洋科学知识的人。这位皇帝在坚决维护中国圣贤之道正统地 位的同时,也承认西洋近代科技的优胜,曾在廷臣面前公开说,在这方面“和西洋 人一比,中国人不过是个小孩”[注]。在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上,乾隆帝表现得相当 积极,而且悟性颇高。 有一次,乾隆帝同蒋有仁讨论地动说。蒋友仁向他解释,虽然从表面感觉上不 是“地动”而是“天动”,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听后恍然大悟地说,朕在坐船或 轿时,也有这种感觉,从门或窗猛然往外一看,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动,而我自 ‘己所坐的船或轿反倒一点也不动似的。看来,乾隆皇帝当属中国最早接受地动说 的人物之列。 还有一次,乾隆帝同蒋友仁讨论西方地理学方面的问题。他问对方,世界上有 些地域西方人并未到过,怎么能画出那里的地图。蒋友仁解释说,那是根据已知的 相邻地方推测出的,并举出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乾隆帝表示很受启发。这中间, 已不只是一般的知识性了解,还包含着对西方学术思维特点的体察了。 只是淡虹 明清之际传教士架起的这座虹桥,应该为关心历史的人们所注意。 英国的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就特别注意到了它,并给予了这样的赞誉: 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教会传教士那 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 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 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 仍相互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 垂不朽的。[注]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并不失实或过分,但它只是一抹“淡”虹。耶稣会士带来 的“西学”。并不能代表当时西方文化的最高水平,传输上也不完全。毕竟是高涨 的宗教热情催动耶稣会士来华的步履,传播学术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更何况, 宗教与科学不免有抵触,这就决定了耶稣会士在学术传输上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保守。 葱头和鸡、蛋 开启向中国学术传教先河的利玛窦,在西方近代科学方兴未艾的当时,传给中 国的天文学知识中,关于宇宙的构图仍是中世纪的九重天说:天分九重,相包如葱 头,日月星辰都在相应的位置上固定不移,而只随着本天之动而动。对当时较为先 进的日心地动说故意隐瞒不提。他绘给中国的世界地图,为了迎合皇帝的虚骄心理, 不惜故意违背科学,让子午线由中国通过,以迁就中国居世界之中的错误观念。他 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因目的不同意见也不尽一致。利玛窦始则要跳过数学 部分先译天文历法内容,后又阻挠把全书译完,以致全书十五卷当时惟译得前六卷。 最先把地动说介绍给中国的蒋友仁,在传授科学知识方面算得上“激进派”, 但他也决不放弃圣经里的创世说,而且不失一切可能利用的时机和场合“推销”。 有一次,蒋友仁告诉乾隆帝,他来华前曾在大学里教过哲学。乾隆帝便向他提出了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有趣问题,要听听这位西洋哲学家的高见。蒋有仁的回答 是:关于这个问题,只能根据圣经里的创世说来解释。当初天主在第五天创造鸟类 和鱼类,然后就命令它们自由去繁衍。鸡当然也算是鸟类。假如那天天主不创造母 鸡,以后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鸡蛋了,所以还是先有母鸡而后有鸡蛋的。至于母鸡为 什么会生鸡蛋,那是天主在创造母鸡时同时赋予它的本能。这是无可怀疑的。 像这种状况,正如李约瑟也实事求是地指出的,耶稣会士们“具有一种较高级 的投机性质”,“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同他们带去的科学一般多”。 此天亦溟溟 除了教方的局限性因素外,当时中国这方天地里的溟溟状态,也有削弱和冲淡 虹之色光的作用。从总体上说,中国方面其时只是被动地接触着传教士“有限供应” 的西学。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再加以在封建社会整体中受着政 治、经济“韧带”的加固,有限的西学便更不足以使它发生强烈的震荡,旧的思想 文化观念和学术风习仍占着统治地位,宋、汉之学并为官学禁锢着全国上下。 在士大夫中,沈囗、杨光先辈远比徐光启辈人多势众。即使徐光启辈也不可能 从根本上离经叛道。皇帝们更不可能超越时代和社会限定给他们的活动舞台,堪称 一代英主的康熙大帝毕竟也拖不住清帝国日趋封闭、保守、腐朽的沉沦。 从宏观的社会背景条件看,明末清初中国对传教士实行的一定开放,只是闭关 锁国条件下的局部例外。这无异于把一间大厅堂四面的门窗都堵起来,只容从外边 传进一根蜡烛来点燃。在以关门闭户为能事的君主的家天下里,外域的色光自不能 顺畅地向内流泻。 圣贤西访 “来而不往非礼也”。礼义之邦的中国,此番也没有违拗此一古训。在自家大 院里关闭了上千年的中国古圣先贤,这时作为最高级的“使者”破天荒地出访西土。 古典经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欲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就不能不对其有 所了解。耶稣会士们自己俯仰之余,也就水到渠成地把中国典籍翻译介绍到了他们 的故乡。 利玛窦首先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注释,寄回本国,其后又有别的会士效法。 白晋、傅圣泽(J.Franciscus Foucquet)、马若瑟(P.Jee Maria de Premare)等 法国会士,共同研究翻译了《易》、《春秋》、《老子》等书。历狱期间曾一度被 关押广东的比利时籍耶稣会士柏应理(P.Philippus Couplet),回欧后出版了西 文本的《中国哲人孔子》一书,是为《大学》、《中庸》、《论语》的合译本,书 内附有《孔子传略》。比利时籍的另一会士卫方济(P.Franciscus Noel),则以法 文译出四书和《三字经》、《孝经》,合称《中国六大经典》,于1711年在比利时 出版。 除了经籍的译、传之外,来华的耶稣会士们还翻译或以西文撰写了许多有关中 国历史的书籍。其中以法国的几个人最有成绩:冯秉正(P.Jos.-Fr.Moyriac d e Mailla)的《中国通史》共13卷,是根据《资治通鉴》加工而成,比较系统地介 绍了中国的历史,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于18世纪下半叶在欧出 版。金民阁著有《中国历史编年》四大册。宋君荣(P.Antonius Goubil)撰有《蒙 古史》、《大唐史纲》等。白晋写了《康熙帝传》、《中国现状论》等书、18世纪 中叶巴黎还出版有《中华帝国全志》。这样,中国从古到今的大事、要人也借助 “虹桥”播声西方,名扬海外。 一石激起千重浪 此番“东学西渐”在欧洲竟激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响,甚至引起一股“华化”的 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历史文化颇表推崇。这在法国表现得尤其突出。譬如, 揆内(Francois Quesnav)说《论语》都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的内容,“此集 所载德行原理之言,胜过希腊七圣之语”[注]。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其名著 《百科全书》中置论,中国人在历史的悠久、文化的成就以及对科学的兴趣方面, 也可和欧洲最开明的人们争先。伏尔泰对儒学和孔子更是大加赞赏。他自称曾经认 真地读了孔子的书,发现其中所用的是纯粹的道德,而不宣传神怪;认为中国人用 自身道德伦理来协调人间事物,这比欧洲由“上帝”来支配要进步得多。他甚至得 出如下结论: 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 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注] 中国文化传请新思潮方兴未艾的异域,何以引起这般反应?中国文化历史悠久, 经过长期的发展完善,确实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它首次显示于一个异质文 化的世界,具有新奇、神秘的魅力是不难理解的。 尤其重要的是,这时候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正进行新思想体系的伟大创造,他们 要吸收和借取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而中国文化正有其可用之处——摧毁中世纪神 学残堡旧垒所需要的理性精神。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与欧洲中世纪神学体 系截然不同的理性特质,可以用来为启蒙思想家们鼓吹“人是唯一的点”张目。 可以说,伏尔泰辈主要并不是以历史学家的严肃,而是从政治家的需要出发, 对中国传统文化慷慨地奉送了一顶顶桂冠。实际上,“中学”在他们那里与其说是 原样借用,不如说是翻新改造;与其说是汲取社会政治内容,不如说是利用非宗教 的特质。他们从传教士手里接过“中学”的原料,加工制造成理性武器,反转过来 攻击教会,揭露神学的虚伪和欺骗性。这样看来,当时中学在欧洲之所以能“一石 激起千重浪”,除了中学这块石子具有一定份量之外,那里有着深水潭也是不可缺 少的条件。 中学在欧洲引起的这种强烈的积极反响,并未能长久持续下去,并且,即使当 时也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反对派大有人在。譬如同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的卢梭就持 论,中国圣贤之教无异于中华民族的落后。孟德斯鸠则认为中国纯以专制恐怖立国, 其国民道德尤其不足称许。 特别是在德国,当时轻视儒学、嘲讽孔子简直成了一种时髦。德文中的“孔夫 子”(Kollfuzius)和“糊涂虫”(Konffusius)两词常被谐音混用。包括黑格尔 在内的一些学人,坚持“中国的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发展”;中国“是一个我们古 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的国家”;“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之类的看 法。在他们这里,基于欧洲中心论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贬低是如此明显。 尽管如此,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之虹还是显出前所未有的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