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搜罗领航员(1793年7月6日-18日) 第二无,即7月6日早晨,英国人再次受到定海总兵的接见。总兵穿的袍子上绣 有一只雄狮,这是他军职的标志。陪同他接见的有两名文官和好几名下级官员。大 家在铺有“英格兰猩红呢”的扶手椅里落坐,然后按照传统习惯喝着中国茶。先是 总兵打着手势发表讲话。“李子先生””把他说的要点归纳如下:“中国人自古以 来都是沿着海岸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这么航行的,因而这是我们唯一可以采用的做 法。”又是传统习惯。 斯当东答道:“英国船比中国船大,所以应该走公海。如果舟山无法提供领航 员,那么我们就到宁波去找。” 总兵怎么能承认一个来华进贡的夷人的航海优势呢?但他看见斯当东决心已定 便惊慌起来。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说,如果英国人去别的地方寻找他所不能提供的领 航员,别人一定会怪他接待工作没有做好,皇帝“可能会罢他的官”。他指指他帽 上的一颗红珠——二品官的标志。“因为害怕丢官,他便派人满城寻找去过天津的 人”。这名高级官员对皇帝显得如此敬畏,使英国人感到十分奇怪。派出的士兵带 回来“一些搜罗来的可怜虫。他们趴在地上回答问题。他们中有些人去过天津,但 从未当过水手;还有一些人虽是水手,但从末到过天津港”。于是,总兵命令再次 搜寻。派出的士兵终于抓到两个符合条件的男子,”虽然这两个人已经很久不出海 了。这两名男子跪在地上恳求放他们继续做生意,但怎么求也没有用。巴罗总管不 禁为这两名男子鸣不平:“总兵非常严酷无情。他要求这两名男子准备好,即刻出 发。” “中国人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惰性” 巴罗最后写道,中国人千方百计“避免作长途旅行。沿海一个口岸到一个口岸 的货运使大批中间商获益,因此运到京师的物品十分昂贵。同样,从亚洲到欧洲陆 运的货物也由于通过商队一站站地转运而变得十分昂贵。运输网起点的商人和运输 网终点的商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因此,这些庞大漂亮的英国商船使人们惊愕得目瞪口呆:“从一些小港里驶出 的帆船蜂拥密集,使英国船队很难在穿行时不撞坏几艘。可是,帆船上的中国人毫 无惧色。” 巴罗惊奇地发现中国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太浅,无法抵御台风的袭击, 然而船上仍装满供建筑用的木材。“所以好像只要一阵风就可使船只倾覆。”安德 逊看了两个世纪以前的图画后发现:“帆船没有任何变化。”如果安德逊活到今天, 他还会发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帆船仍无变化;不过,越来越多的船已没有帆, 而装上了马达。 航行技术是陈旧过时的。“他们没有任何手段来确定经纬度”。然而他们声称, 他们有好几位古代航海家曾经出洋远航过,“靠的是刻在一只葫芦皮上的航海地图”。 我们英国人虽很难相信,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甚至“在欧洲尚未开 化时”已会使用指南针。 奇怪的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几个世纪过后,欧洲人从中国人那里借来了 指南针,并依靠它出海远航,发现各大洲。另外一点也很奇怪,那就是早在欧洲人 之前就曾远航至非洲海岸的中国人,就在欧洲人靠着他们发明的指南针来到远东时, 他们却不曾再离开自己的海域了。为什么航海业经过宋、元和明初的盛世之后到了 清朝便变得衰败了呢? 不过,中国人看指南针与欧洲人刚好相反。乾隆的祖父康熙皇帝的看法就很说 明问题:“我听说欧洲人硬说指南针的磁针是朝北的。我们最早发明指南针的祖先 说磁针是朝南的。我越想越坚信我们的祖先处处有理。” 在守旧派和现代派之间的无休止争论中,皇帝明确地表了态:“今天只是退化 了的过去。”虽然皇帝是来自北方的满人,他的论据却是始料不及的:“在北方, 一切活动在调萎,在衰亡吸引磁针的力量怎么可能来自北方呢?”的确,所有的宫 殿、寺庙及紫禁城全都是朝南的。“力量、精气和繁荣都在南方”。今天,人们在 作南北对比时,看法则相反了:南方不幸,北方走运。 然而,始终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有指南针,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但 “居然能进行像驶往巴达维亚那样的危险航行”。另外,海难经常发生:“光在广 州港一个口岸,每年海上遇难人数达1万至1.2万人。”每当一艘中国船准备启航去 国外时,“人们认为它很可能会沉没”。擅于思考的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 题:“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船只至今已有250年,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 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 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 种惰性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中医“十二脉” “克拉伦斯”号有一人因为吃水果吃得太多而腹泻。在那年代,病魔与死神不 断降临到海船上。因此,稍有“拉稀”,人们都要认真对待。当时,“克拉伦斯” 号上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只得向一名中国医生求救。“他神色庄严地抓住病人 的左臂,对病情和病因不提任何问题。先是用四个指头,然后用三个指头,二个指 头,最后只用一个指头号脉,并不断变换位置;他的手推前推后,好像在弹钢琴似 的。他双眼注视地下,一言不发,似乎脉搏的跳动会显示出病的性质。他说,病的 起因是胃(根据症状,这无疑是胃的毛病。上船前就应该有人告诉他病人的症状)。 然后,他开了一副由病人自我调理的药方,病很快就好了。”这种有教养的怀疑态 度预示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医生对中医的态度:在他们看来,除了西医这种科学和 合理的医学外,世上没有任何其它办法可治病救人了。中国人的“十二脉”,他们 的草药与针灸都是“江湖骗术”。 航行不靠领航员 定海总兵上双桅横帆船作回访。桅杆的高度以及爬在桅杆上收帆的水手都使总 兵感到诧异。“中国水手干活时都不离开甲板”。“克拉伦斯”号带上中国领航员 后便出发,和“狮子”号会合。 7月7日,“克拉伦斯”号和英国船队终于会合。两名中国领航员,一名安排在 “狮子”号,另一名安排在“印度斯坦”号。斯当东自豪地说:“英国船队已到达 欧洲航海家曾到达过的最远海岸。在没有航海地图的情况下,英国船队需要跨过十 个纬度,只有那些沿海居民才了解的海洋:即介于中国、鞑靼和朝鲜之间的黄海。” 7月8日启航。中国领航员从看不见他们所熟悉的海岸线时起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欧洲领航员一上船就严然以主人的姿态发号施令起来,而这两位中国人一见到这 种新的场面似乎惊呆了。”他们是否还认为中国位于世界中心,而周围的海洋则通 向乌有呢?英国人毫不犹豫地驶往深海,“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让两艘双桅横帆船 作先导。”测航仪器比领航员要更有用。 两种速度 英中双方的交错见证突出了双重文化差距。英船航速之快,且又是在中国人所 不熟悉的海面上高速航行,这使朝廷大为吃惊。一位中国官员在报告里表示不明白 为什么英国船能有如此水平。但是,正当英国船队驶往天津时,清廷驿传奇迹般地 向北京报告英国船队的航行情况。中国驿夫骑着驿马从陆路奔驰。下一站的驿夫一 听见前站驿夫到达的马铃声便立即跳上马,接过邮件。中国邮政超过英国邮政,就 如英国船队超过中国船队一样。中国航海业停滞不前已有3个世纪。从16世纪起,英 国选择了海洋,而中国则选择了陆地。它们在各自选择的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都是 任何它国所没有达到的。 关于中国人不发展航海技术的原因,斯当东客气地指出:“需要是发明的最大 动力。希腊人虽然以他门的众多发现而令人赞赏,但他们从来都不会确定一艘船在 海上的应置,因为地中海上布满了无数的小岛。中国人具有同样的优越条件。欧洲 人只是从他们必须作远洋航行时起才开始完善他们的航海技术。” 这种看法可说明许多问题,但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感到这种“需要”呢?尤其是 为什么中国人缺少促使西方人探索的激情呢?西方人的开拓精神并不来自于需要, 而纯粹来自于一种探索新天地的求知激情,来自于一种不断进取的激情。 7月12日,“浓雾弥漫,站在船首不见船尾”。这片海域对西方人来说是完全陌 生的。探险者的习惯是对发现的陆地加以命名。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也不例外。 他在航海地图上标上了新的地名:马戛尔尼角,高厄角,斯当东岛。幸亏中国人什 么也没听说。否则,他们对这些象征性占领中华帝国海岸的“贡使”会怎么想呢? 今天,由于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情况恰好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 的“使馆区”取名为“反帝路”,苏联使馆所在的那条街取名为“反修路”。天津 的维多利亚大街改名为“解放路”。出租车司机已把维多利亚岛叫做“香港”。为 一件东西命名,就是要让它为自己诞生。 正当英国人得意地把中国的地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时,中国人则在准备把他们 控制起来。由中堂和珅发出的朝廷谕旨通知直隶总督梁肯堂说:“查英吉利国贡船 于五月十三日(即公历6月20日)经过澳门,二十七日即抵浙江定海。自属风色顺利, 行走妥速。其行抵天津后,因贡船笨重,天津内洋水浅不能进口。必须另换驳船方 能收泊内洋。前至内河又须再用小船。贡物甚多,辗转起拔,不无尚需时日。臣现 又恭录谕旨,行知天津道等随同盐政徵瑞俟该贡使抵津后妥为应付。” 梁肯堂回奏说:“英吉利国贡物甚多,臣已饬令所属设法征租所有船只。” 7月17日,巴黎。马拉被刺四天后,夏洛特·科黛身穿杀害父母犯的红袍走上断 头台。 转自素心学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