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 一段旱路(1793年11月21日-22日) 现在要从陆路翻过这片高地,它把桐江盆地和信江盆地分隔开。这一段路程一 天就走完,那是11月21日。 对这段附带的陆路和山路,见习侍童作了极自然的描述:“今晨,我们离船上 岸,我们或坐绑在竹筒上的椅子上,或骑马,或坐轿子赶了80英里路,来到另一条 河边。路极好,与花园里用石屑铺成的小径一样;为了使路保持干燥,在它穿过稻 田时还加高了路面。车行道上没有车轮压过的任何痕迹。山上新种了许多松树,不 然群山会是光秃秃的一片;在树下,有几座好似小石屋的坟墓,上面还有用铁栅栏 护挡的小窗户。山谷里种满了稻子和蔬菜”。 作物的茂盛使马戛尔尼惊叹不已:“沿途每寸土地都是精耕细作的。为了得到 最好的收成,地里都施足了肥。山坡修成梯田。一年至少两熟,常常是三熟。”这 一段旱路中可以随意采集植物标本。长麟允许马戛尔尼再带走一些茶树苗和种子。 它们将使孟加拉致富,也有助于竞争。 小斯当东说:“这里是浙赣两省交界处, 走不到一英里就穿过一个村庄。我们看到人们在踩水车,它像我们的链卿筒,把水 汲上来灌溉稻田或梯田,我们来到一个名叫玉山县的四周用城墙围着的城市的郊外。 郊区很大。我们沿着长长的石级而下,来到一条河边,找到了为我们准备的船,不 过比原先的船要小”。 液体黄金 马戛尔尼不无幽默地写道:“农民把人粪肥当作最珍贵的财富贮存起来”。这 次乡间出游,英国人可以不慌不忙观察中国的这一永恒特色。托马斯在日记里是这 样写的:“比起其它肥料,中国人更喜欢使用人的粪尿。他们有专人和专门的地方 收集和存放粪便”。这种奇怪的做法既不是只是中国的这个地方有,也不是只是这 个时期有,而是这次郊游让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看到了此情此景而已。 对这个微妙的题材,赫脱南是拿着镊子来处理的。他把路边的小建筑用神话的 帷幕给遮了起来。“这些克劳阿西纳的神殿并非为公众方便,而是为从中收集供品 的人而修建的。” 所谓“克劳阿西纳的神殿”就是半埋在土中的粪缸,“供行人使用,有人掏粪 池,把粪便收集起来当肥料使用”。斯当东指出:“老人、妇女和小孩经常身背一 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不断地拾找粪便”。巴罗已经写过:人们在这种底肥中掺入 其它垃圾使其更肥。“每个理发匠把修剪下来的发须小心翼翼地收藏在一个小袋子 里用作肥料”。尤其是,“每家每户有一个粪缸。当粪缸满了时,很容易拿它去换 蔬菜和水果。”从粪缸到蔬菜,中间经过施播肥料,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什么也 没有糟蹋,什么也没有创造。 在粪便中掺些士,经过搅拌,制成饼状,在太阳下晒干。因此,一个体弱的老 人对于赡养他的家庭来说并非是毫无用处的。 在广州,英国人再次看到这种技术:“这种盖在房子两侧水池上的厕所可以满 足过往行人大小便的需要而又不造成浪费。在气候炎热的地方,用这种方法积肥应 是十分有害的”。然而,要保存这种液体黄金,也就“顾不上什么体面和谨慎了”。 如果巴罗、赫脱南或斯当东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他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种积肥方法会对中国人的行为产生什么后果?心理分析学指出,学习爱好清洁对 人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喜欢整齐、清洁、严于律己以及对金钱的精打细算等均源 于此。埃里克·弗罗甚至把创业精神看成是要留下一点文明的痕迹来弥补这可卑的 痕迹的愿望引起的升华。他认为,在新教的教育中这种厌恶感最为明显,这种自我 肯定的需要最为强烈……在中国人自己经常描绘的某些集体的缺点,诸如幼稚、羞 愧、群居、无纪律、浪费、肮脏等等和没有按照要求严格地度过“肛门”阶段之间, 难道不存在着某种联系吗?一个社会一代一代地受到文化里已有并流传下来的障碍 的影响,发展缓慢甚至陷入瘫痪,这不也是可能的吗?对粪便几乎是虔诚的使用, 把它们作为好处收集起来,而不是感到可耻而抛弃。这种不该利用时的利用难道不 会世世代代地影响中国人的心理平衡,甚至使抑制性的神经官能症流传下去吗?不 上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试图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则满足于提出问题,仅此而已。 贡院 晚上,使团一行没有找到旅舍,“他们被安排在县里一个年轻书生参加考试时 的考场里住宿”。 旅行者现在面对的是中国体制中的一个幻影。它曾使启蒙时代的欧洲那样神往。 耶稣会教士在散布赞赏情绪之余,于18世纪中叶把这种制度搬到法国他们自己的教 会学校,组织了一整套的考试和会考,最高的是颇有声誉的中学优等生会考。斯当 东说:“这类考试是在巡抚、县的主要行政官员和许多观众在场的情况下公开进行 的。应试人要参加笔试和口试。录取的人不仅得到一个科名、赢得进入贡院的荣誉, 而且他们已踏上谋得高官厚禄的路途”。 做官的道路“对所有的中国人是畅通的。人民确信官的权势是由自己的功名得 来的,因此对当官的表现出服从和尊敬”。斯当东热情赞扬:“毫无异议,政府实 施这种制度对社会秩序是有利的”。 旅行者有没有看到考生忙于应付考试的情况?他们有没有受陪同的骗?还是他 们满足于重复在那个世纪已广为流传的冗长的无稽之谈?对此,他们没有明确说明。 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这样招收来的官员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斯当东作 了这样的推测:他们组成可怕的官僚体系,剥削既无财产又无知识的人民,或使他 们灰心丧气。“那些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当地官吏的淫威之下,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 机会。在这一点上,与下级官吏打交道的外国人的处境倒也与他们相似”。他隐隐 约约地看到已被中国人自己批判了25个世纪之久的这种制度的缺陷。这种批判始于 孔子,虽然官僚政治是受到孔子的启示而产生的。孔子在公元前5世纪就揭露“出纳 之吝,谓之有司”。距今不到100年,还有人这样写:“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 还有什么法子”? 旅行者在揭露这些小官黑暗专制的同时,却对这一发现感到兴高采烈:除了世 袭政权外还有一种社会制度可以行得通。他们批判这种社会制度时,并不是以在他 们国家仍占优势的贵族的名义,而是以正在他们国家产生的民主的名义进行的。为 人民服务、并接受人民监督的公职制度,这就是毋庸争议的理想所在。 使团也像耶稣会会士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一样,认为中国的考试制度值得称道、 就像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革命的中国成了其西方信徒仿效的榜样一样,这 些英国贵族像1968年的“毛主义者”一样,对中国完全着了迷。 无疑,马戛尔尼的同伴暗中在将通过“靠山”(我们叫“走后门”)招收国家工 作人员——下自海关管理人员,上至一个部的常务次官——的制度作比较。这种制 度在当时的英国就像在法国旧制度的王朝时期一样占着优势,它是构成人们称之为 “惯见的腐败”的一个决定因素。在他们对这种制度狂热崇拜的同时,雅各宾派或 者拿破仑对官僚体系的幻想已在酝酿。几年以后,法国皇帝在他的教育部长的支持 下把大学教师变成“国家耶稣会士”,由他们负责通过会考招聘国家公职人员。 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就流传着这种说法:“要被录用,才能并不是必须的, 而且光有才能也没用。”《儒林外史》里有一名屠户对他的女婿说:“这些中举的 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没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 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撤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肉吃!趁早收了这 心”! 走后门就是腐败吗?假如有“另一种逻辑”呢?“孔子日:吾党之直者,异于 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家族要使得到的地位像祖产一样永远传 下去。我们能责备它们吗?在天朝考试制度中,继承遗产的人要比享受助学金的人 多得多。 怎样教学?通过背诵熟记的课文、通过按照严格的规则容不得临时发挥的作文 来教学。只有结结巴巴的背,没有创作,更谈不上评论和批判了。要符合事先准备 的范文,就像这位私塾老师所说的:“我都是引经据典。我自己的东西呢?从来也 没有过”依然援引孔子的原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正当英国人大唱赞歌之时,乾隆却自己揭露起这种制度的无效率来,尽管没有 对它进行否定。他说:“从来内外大小臣工办事,难得适中,非过即不及”。 在许多方面,英国人渐渐发现那些“启蒙时期”给中央帝国罩上的恭维帷幕消 失了。但是在有些地方,他们的幻想又冒了出来。他们认为政权掌握在知识贵族的 手中:“谁要是没有成功地通过最难的会考,那他就得不到荣誉”。的确有一位像 松筠那样随身携带大量书籍旅行的人,但又有多少学究式的粗人呢?我们的旅行者 知道和珅来自哪个阶层吗?且不说被他扶上去和打下来,以及被他收买和被他抛弃 的那一群人又是来自哪个阶层? 是否应该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把中国的这种制度与共和政体法国的公职制等 同起来呢?我们能接受他们惩罚一位高级官员的方式吗?某地遭到了蝗灾,巡抚马 上就挨打并被革职;还有一位大官,因为在公众场合表现得过于高兴,损害了他职 位的尊严而被扣去一年的傣禄。提出任何一个被认为是不好的建议的人,都要受到 惩处…… 有人问孔子:“何谓四恶?”孔子曰:“虐、暴、贼、有司。”他能否猜到这 四恶将并存在这个停滞不变的社会里,而根据他的学说建立的贡院将在里面起着最 重要作用? 中国的体制不仅仅对欧洲人是个幻影,它也是一个不时实现的中国梦。有多少 父亲对他们赶考的儿子说:“我的祖上都是平民百姓,只要你能考中,我死也安心 了!”对于一个中国农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没有比儿子中秀才和成为“书香 门第”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了。 十全十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在哪个社会里“继承遗产者”不受惠?我们应该 承认中国的考试制度有个好处:它给这个停滞不变的帝国引进了一点社会变化。当 然这种制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中国人自己也争先恐后地进行了揭露。 这种以文取士和形式主义的结构一直延续到帝国的末年。然后文化大革命把两 千年来的能人统治的优点连着它的缺点一扫而光。但它并未取得完全成功。 转自素心学苑